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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奇人传 ——(19)他是一个问题,答案也在里头

    一些干部,出一点错儿,几十年翻不过身、抬不起头来。不干事的人,成天哼儿哈的当“太平官”’倒平安无事,按年头儿辈份往上升。 

    出远门的时候,傅贵总要想法找一个靠近窗口的座位。他喜欢乘火车,那“突,突,突”的劲头就挺合他心里的节拍,再说,火车的车窗还能把宽阔的景致收入眼底。这人缺少点审美眼光,“那山坡,撂着多可惜!种一片松林,不是比野草强多了?……”铁路两边的庄稼,他都要看看,都要品评品评,一见地里的野草高了,心里就不痛快。火车过桥了。他望着溢出两岸的江水,心里又发痒了:“今年江水大,鱼头儿不错。现在正是敢条鱼上网的时候。一条三十来斤重呢。……为什么夏天打不着狗鱼?牙马哈、折萝夏天也不出来,都到哪儿去了?这,值得研究。”

    因为他喜欢这个世界,他才同大自然和人生有那么广泛的接触面呢?还是因为接触得多,才更爱世界和人生呢?反正他看个没够儿。可是七几年两次进关,他走的都是直线──办事,买车,没去一个多余的地方。带儿子进关那次,路过天津时,儿子苦苦哀求父亲,一起到北京看看。傅贵硬是无动于衷。这些年,他也一直没看电影。老是像有一场火灾在前头等着他去扑灭似的。

    他究竟是个什么人?究竟是什么力量使他走过这样一条曲折而坎坷的路程,仍然不畏脚下的荆棘和前面的艰险呢?

    他身上印着四处伤疤。右颊上至今残留着四十年前那匹小黄马的齿印。右手上,被于白毛子咬伤的拇指上伤痕犹在。右脚上,是七十年代岭南开荒时同荒草的粗根搏斗在踝骨上留下明显的印记。头部正中,是八十年代他在砖窑带头取出滚烫的砖时窑顶上一个可疑人物丢下的一块红砖留下的伤疤。

    然而他生活道路留下的这些记载,仍不足以使人相信他是他实际上是的那个人。十几年来围绕他争议不休,就因为他这个人很难放进我们长年惯用的那些框框里面。

    跟他一起生活了几十年的妻子刘秀霞,也不大理解他:

    “跟他一起过这大半辈子,真老像是在半空中悬着似的。外边一吵吵,我脑瓜子就轰地一下子:是不是我那老傅又跟人家唧唧啦?他这人,别的我不操心,就是那个脾气,嘴冷。明明是好心,比方说那柿子不太好,你可别吃坏肚子呀。他一说,就两样了:‘你他妈怎么搞的,那柿子能吃吗?给我撂下!’人家还想,我吃个柿子都不让。其实,让人吃东西他还怕人嘴小呢。平时千好万好,一句话就把人得罪了。‘工作好干,夥计难搭’呀。他跟谁吵了一架,我就得偷偷到人家赔不是去,低三下四地:‘我那老傅呀,就是狗脾气,他就是那体性,嘴黑。千不是万不是,都看在大妹子身上,原谅点吧。’”

    “有时候他还动巴掌撇子的。一出事,我紧忙就得上门去道歉。我恨不得给人家跪下。回来我再劝他:‘你再动脾气,手痒的时候别动手,自己把手掰两下子行不行?人家正找缝儿下蛆呢。你不骂不打,他能挑咱啥?’”

    “人家当干部的,两边不得罪;他是有一是一,有二是二,再加上嘴臭,能不结仇吗?我常说他,各扫门前雪不得了?这碗水非得你替人家去泼岈?咱们人单势孤,‘好虎架不住群狼’呀。我真怕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前头走,后头‘梆!’一下子。他倒不在意,半夜回来门也不插。

    “别看他会捞钱,可从来不管钱叫爹。家裹的钱,归我管。他从不问一句,三队队长吕XX,人家盖三间新房,往账上一记,现在还欠队里六干元钱呢。他倒好,队里净亏咱的,老是往队里贴钱。进笆篱子前不久,还想方设法从我手里弄走九百元钱借给四队了。我一说。他就骂:‘你他妈这人就是两样!钱拿出去,将来不照样还吗?’队里少个啥,他总说:‘我家有,去拿去!’建砖厂没钱买木料,家里的木头扛起来就走,可是大儿子盖房,门窗的料还整不上呢。前天捆葱,没绳子,我这才想起几大卷草绳也叫队里拿走了。一百四十元新买的小水泵,也说没就没,一用多少日子,还是我取回来的。我到队里买个菜呢,他倒认真了,嘱咐说:‘可得泡泡称呀,该算多少给多少!’

    “不管谁到家来,我就是心里有事儿也得装着乐呵呵地笑脸相迎。四队那个副队长孙维森,常来吃喝。我不心疼,人得有情有义有来有往嘛,可是人家把我们当三孙子,当冤家了,像应该应份似的。后来整老傅,他心多狠,手多毒!

    “前天还骂你祖宗呢,遇到难处了,找上门来了,咱们还照样出钱出力。老孙家娶媳妇、死人、盖房子,哪回少得了我们?那孙维林的媳妇是我介绍的。他媳妇生孩子不落胎,是我大雪荒天抱个褥子一步一个跟斗陪送去的──连陪了几天。可是后来他反过来整我们有多狠!都是些吃虱子拉不下大腿的人哪。

    “出笆离子,公社的人又让他当干部,我劝他别干,‘你爹就是为你当干部死的,将来你老婆子也得死在这上。’不听。

    “后来我又劝他见好就收,不然挨整那天可就晚了。听说他那砖厂一年要出一千万块砖,我吓得呼悠一下子,咋那么多呢?能行吗?话说小点不好吗?从此,一下大雨我就一宿睡不好觉。坐起来往外看。心里祷告:可别再下了,把砖坯都浇堆了,多大损失呀。还跑去问保管:坯架子上都苫上席子了吗?一刮大风,我从路上看大棚(简易温室)呼达呼达的,就想:大棚那边有人看着吗?压上了吗?又一想,我这不是胸坎子上挂笊篱,多捞这份儿心吗!

    “人家都不显山、不露水的,蔫古冬地把钱挣了。他可好,老说他有多少钱。我说,包子好吃不在折儿上,你尽装大爷,人家不勒你大脖子呀?他说:‘也不是偷的,光明正大,’唉,‘一家有了千家怨’哪。

    “有的钱,他借给队里买汽车了。有的钱,他借给私人盖房子了。人家一要赊砖,他就说,‘赊不好,还是买吧,我存摺上有,先垫上。赵子秀一家就借了两千六。人家说你好吗?那回大队开会,和老傅吵起来,拿起凳子就打,多少人拉不住。后来还跑到我们门口儿来,一骂骂到晚上十一点。那人手狠着呢,那年在五队,把打头的杨振和(老实巴交的人)的一条腿都给打折了。

    “老傅不认识杨振和,去年过年,听说他困难得很。老傅打发小二拿上洒、苹果和蛋糕送去了。全家人都哭了。公社管宣传的高友,一人上班,四十来元工资,挺困难。腊月二十九老傅到刘广才家喝酒,到老高家看了看。回来就让我拿一百元钱送去了,说是给孩子过个年。

    “值不当的事儿,也来找他。有时候大年三十儿的坐到这儿哭,我心裹真不乐意。不吉利呀。一个人说他爹要死了,没钱发送。老傅借给二百。人走了,还不知道那人姓什么!

    “我真不服他,可是他的道道儿又都实现了。那天赵松林来,对老傅说:‘你在笆篱子里想的那些事儿,都办到了。你胜利了!’可是谁敢说将来怎么样呢?”

    九天九夜,我听傅贵讲述他的生平。心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是:他是个人主义者吗?不是。他是个先进人物吗?是。他付出的代价和作出的贡献还超过很多先进人物呢。

    可是听他的自我介绍.很容易使人想到他二十年来所做的一切,相当程度上是为了表现他自己。

    “这些年我和那些人斗,为的是什么?我要证明我没错。我要让大家看看,我是真的为大家办事,我有本事把事办好。”

    他甚至不讳言他还有更多的个人动机。

    “名利二字,我重名。那座学校楼,五十年内倒不了吧?我活不了五十年。等我死后,要是有那么两个学生想起来,说句‘多亏那老傅贵……’我就心满意足了。”

    他对自己的估价,是不是太高了呢?

    “说我骄傲,我有点。你在黑通找找,有没有第二个人!连我那老伴,别看几十年了,她也摸不透我。归根是我想出来的事跟她太悬殊。她老是说不到我心上。怕我干大了,张了脚,得罪了人。老是说,楼不盖不行吗?砖厂不盖不行吗?能听她的?那就什么也干不了。指望几句话劝解得了我?指望我泄气?没那事!我就是觉得我高明。我有把握。我也真的一次也没失败过。

    “我不谦虚。我看我有五个优点:一,不自私,打记事起没爱过小,当干部必须手脚乾净,这才有本钱,有说服力。什么叫威信?我看要有信才能有威。你先使威,那就叫威吓,不叫威信,是不是?二,我健康,干什么能出大力。三,我业务熟,我爱琢磨。四,我能吃苦,劳累、辛苦不在乎。五,不但能吃苦,还能和那些坑害集体的王八蛋们斗!”

    有这样自我宣扬自己优点的中国人吗?可是话说回来,他说的这些,你可也驳不倒他,因为是事实。综观他一生,这些话并无夸大之处。问题是这话不该他自己说,由别人来说就好了。

    他要表现他自己;他要实现他自己;他不停地鞭策自己一定要超过别人。然而他又全靠自己的劳动,靠实干,靠扒地皮和动用各种有用的因素,而不是靠剥削他人、践踏他人,不是靠整人和害人去表现和实现他自己的。这个从小儿要发财、又很善于找钱的人,现在却视家财如流水;别人有难,挥金如土。干这种好事又像流水一样自然,泥土一样朴素,正如他显示和夸耀自己的才能和成就一样,似乎并没有什么特殊目的,用不着半点勉强,他没法儿写日记,但即使他写,大约也不会把每天干的好事记下来,再写下些豪言壮语。

    他也承认自己有缺点和错误,但是──

  “应该打盆说打盆,打罐说打罐。人有一百个好儿,有一个过,就全给麻撒了,这合理吗?我见过一些干部,出一点错儿,几十年翻不过身,抬不起头来。不干事的人,成天哼儿哈的当‘太平官’,倒平安无事,按年头儿辈份往上升。我看这个不改,中国好不了。”

    他是不是目空一切、唯我独尊呢?

    “我崇拜人。有能耐的人,出大力的人,有作为的人,我敬重。”

    这是事实。他说过他尊重和喜爱的很多人。但是,看来他也很欣赏他自己。

    “自古雄才多磨难。这些年的刁难、谣言和攻击,把我的精力和心劲儿给削弱了三分之一。今后要是不整我,我还能做很多事。我心里还有好些花骨朵儿没开放呢。”

     一个目标,是使黑通大队的人均收入达到一千元(家庭副业不计算在内)。那以后呢?

    “我有个汽车。我把全家人放到大篷车上,到全国去旅游!”

    傅贵,就是这么一个人。我想,他是个武将的材料。他若早生三十年,会是个马占山式的人物。他会被穷困和压迫逼上梁山。他会劫富济贫。他会成为一位抗日将领。

     然而他又不是一个纯粹的武人。只要给他中学以上的文化(天哪!在祖国土地上众多的新老文盲里.埋没了多少可以跻身世界名流的英才!),他可能成为一个发明家,一个出色的组织者,甚至一个诗人。

    怎么评价这个人呢?有些规范对他是不适用的。他当然不是一个完人。他是一个问题。或者说,他的一生提出了一个问题。可是明白人也不难从那里悟出一个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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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 01/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