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很多事谈起来头头是道;人也巧,干啥都像个样儿;又敢闯敢干。
他们先把傅贵用卡车拉到佳木斯市一家农机厂,把他关在走廊尽头临时隔起来的小房间里,不叫逮捕,也不叫拘留,这叫“反省”
。
这个房间没有窗子,黑古隆冬的。人伸不直腰──故意把走廊的高度给截短了。它下面是潮湿冰冷的土地,连草都没铺。它的长度和宽度都不足以伸开双腿。比起我们祖宗发明的囚笼来,它体积相当,但不透气、不透亮,因而可以使人更集中精神于反省自己的罪行。为了精神,肉体受点委屈算得了什么!
就在这么个地方,傅贵的第一个欲望是写信。他不会写字,这半辈子也很少有过写信的需要。现在,他忽然觉得非写一封信不可了。他失去自由后第二次体验了不识字的苦楚。
很快,又进来一个年轻人。他答应了傅贵的请求。两个人站立着,紧贴着门缝。傅贵说一句,那人就着一丝微光吃力地写一句──没有笔,是用一根铁钉子醮着黑灰写的。吃力,不仅是由于照明条件和文具的恶劣,还因为那写信人也识字不多,看来还从没有写过信或作文之类的东西。这封信还很长。
傅贵小心翼翼地把写好的信纸折叠起来,放到鞋底上面。一个姓谢的答应替他转交他家属,却昧着良心把这封信交给工作队了,请功邀赏的效果如何,不得而知。这封信后来就作为傅贵的罪证,收在他的案卷里,被标明为:“傅贵给他老婆的串供信”。部份内容如下:
“秀霞:我的身体很好,吃的也很好,一切都很好。请你放心吧。我是什么样的人你是了解的。我对党是老老实实的干革命。我这一辈子什么坏事也没干过。咱们这人家你也知道的。公家的东西一点也没有用过和占过。偷鸡捣把(投机倒把)的事我也没有。咱们就不怕。为公的事情,领导会亮节(谅解)的。有几个问题和你说清:
“有事去找周大哥说明问题,别拿他当外人。我这封信要求你给周大哥看看。周大哥,您好,我现在反省,对我的精神压力很大。大的不是别的事情,就是黑通的问题,我是一个党员,按党员的五条要求,第二条必须作到为中国和世界人利意(益)
,下面有两个问题需要大哥帮助,这个时间我才求求大哥你呀。我想大哥能做到:一、你跟公社领导说,黑通大队的大问题就是把(班)子问题,党员拿心(纳新)的问题。根(跟)领导说千万千万把住关,别叫鸡(机)会主义份子进来。二、我求你给我写二封信,一封市领导,一封区委公社领导。别叫人写,写完后写上我的名。叫长发(按:傅贵的长子,即小良子)去送信,把信亲子(自)送给领导手中,下面我把树才(素材)给你写去,有些事你心里都有的,我一说你心里就明白了。一、咱们队的斗争问题……袁井臣他成份地主……压草机、吹风机是他给O(破)坏的,这个问题大队没有官(管)
,反而叫他去八队,他在咱大队吃双份口粮……袁和尼(倪)家刘家什么关系你都知到(道)的……”
在列举了四队里的一些坏人如何胡来和受到包庇以后,傅贵着重揭发了大队支书刘少春本人的十九个问题,最后写道:
“大哥,这信是我求这里的小孩子写的,大哥你得一条一条的子系(仔细)分西(析)
,你在写信时一定写清,别怕马饭(麻烦)
,这封信你得写出个水平来,我是非常想你大哥的,这些事情你不要伯,一切有我自己副这(负责),共产党员要有五不怕精神……大哥呀,这封信是在小号写的,二十号写的,还不一定什么时间你才能看着,收到后马上写出去,这封信用铁钉子划的……再见。”
谁知到头来是白费了劲。这信落到工作队手中。它只起到一个作用:发现傅贵和“周大哥”之间的关系以及建筑在这种关系之上的阴谋活动,比他们迄今想像的还要复杂严重得多!
“周大哥“,本名周谭,原是黑通中心小学校长。请他自己谈谈他和傅贵之间的关系吧。
“傅贵这个人,初见他,印象都不好,有点接近蛮横粗暴,有时出口驾人,简直像野人一样。我和他没有来往。一九七四年寒假,要总结四队的材料,把我抽去了。一进村,我就觉得路子不正──他们大搞副业,拉脚呀做粉条什么的,这不是资本主义吗!“这不是社会主义。不能树这样的典型。”后来,我逐渐看到了四队的变化了。傅贵没来的时候,这里是房倒屋塌,牛死马亡,种地没种籽,牲口没草料,人呢,连续十三年没开支,年年吃不饱饭!现在呢,也就是五年光景,队部三十五间大瓦房造起来了。几台大拖拉机和汽车买来了。工分日值这一年达到了一元八角三,而过去呢,说是三角几,实际不过一角多。这么好,怎能说错?我发现人们对于傅贵和他的事业,偏见很重。他用科学方法种田,一垵里种四株苞米,都说是‘胡来’
,可是一调查,人家确实丰产啦,一垧地收了二万五千斤。我就给公社写了一份三十七页长的材料。
“后来跟傅贵接触频繁了.看到他的优点也就更多了。我们长谈,我们争论。我发现他虽然没有文化,但很多事谈起来头头是道;人也巧,干哈都像个样儿;又敢闯敢干。后来,以老孙家为首的那帮人告他状,闹得越来越凶,而傅贵这小子却越来越硬。那些人说他是‘万字号’的大贪污犯。我一有空就去他家,也向他邻居们打听过,家里很穷。那么,他拚命苦干傻干,得罪那么多人,一直到蹲笆篱子,又是图个什么呢?我明白了,这是一个不平凡的人。他们越整他,诬陷他,我倒越佩服他、喜欢他了。从此说他什么,我都不动摇;抓起来几年,我对他没失信心……那时候把我也捎带上了,说我是他的‘黑秀才’,‘黑后台’,他的自述和申诉、揭发材料,工作队都说是我给写的。哪有的事呢。把我的公社秘书职务拿掉了。不管他们大会小会怎么叫,反正我不吱声就是了。找我个别谈话.说傅贵是个‘新资产阶级分子’暴发户,正是张春桥他们要打的‘土围子’,要我表态。我说:‘现在还没有结论。傅贵还是那个傅贵,党员还是那个党员。’又说我替他喊冤叫屈了。我真不懂:他们是存心这么干,让人都把嘴闭上,或者都说假话,为的是听不见真实情况吗?开万人大会批斗傅贵,让我写批判稿。我不写。我说,我手摔坏了,没法儿动笔。那天还真是跌倒了,不过手并没摔坏,我弄了块布,故意把右手吊了起来……”
干吗引这么多周谭的话呢?为的是给那些办案的人看一看。冤、假、错案并不是不能避免的。不许人讲话是不难的,甚至用不着你下禁令,但最后吃亏的是谁呢?现在我们正在写的是一个差点被整死的傅贵,而在已经和几乎被整死的人中,又有多少个傅贵这样的好人、奇人和能人呢?
引周谭出场,还有一个原因,就是:他在傅贵今后的命运里,将要起一个相当重要的作用。那时他有点讲话的自由了。
可见,写信和说话的自由,对咱们还是有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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