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艺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二道河子，是一至五道河子中间的一个。这里是木材集散地，又是粮食集散的码头。

    临离福胜屯的时候，傅贵生了一场大病──伤寒。久病初愈，他没去工作，天天到街上和江边蹓躂，晒晒太阳，恢复一下体力。

    看着松花江滔滔流水和江上的木排，傅贵就想起他爷爷来了。他爷爷跟木头打交道打了半辈子。当年他冬天在豪林河上游“作”木头，就是像他傅贵那几年冬天一样，把木头从山上运到河道上来。春天开了河，再把木头穿成木排，往下游流送。一年夏天，爷爷和两个人放木排，忽然山洪爆发，江水猛涨，水流湍急，把他们三人的那个木排给冲到江边山坡的一棵树跟前。江水仍然猛劲地冲击木排，这时木排像一张被子似地叠起来了，排上的人有即将被挤压而死的危险。他们就爬到一棵树上。由于冻饿交加，浑身无力，为了不至于从树上掉下来，各自解开自己的宽腰带，把身子绑在树上。不曾想，江水不知怎么一弄，竟把木排给冲走了。三个人使劲呼救，远处有人听见了。一个人想来救，被同夥的劝阻住，没来，而江水还继续上涨，那棵树又被冲倒，三个人就全淹死了。

    这件事，傅贵是小时候听大人讲的。因为他时常想，所以记得很牢很清晰，就像他本人经历过的一样。他年龄越大，越觉得爷爷他们死得冤，死得窝囊。三个大人，怎么能把自己捆在那里，活活等死呢？他研究来研究去，没别的，不是没有胆子，就是缺少能耐。“人得有个脑袋，”他后来总结出一条人生哲理来，“当然，脑袋人人都有，可是未见得人人会使。人身上长一个那玩艺儿，可不是专门为了吃饭的。”

    爷爷常在江边和江上工作,怎能不熟悉水性呢？在山上山下摆弄半辈子木头，怎么就不熟悉木头的本性呢？

    土改以后，他傅贵在山上干过几冬，干遍了山上的活儿。放树；抬木──大的，要八九十人抬；截树，打丫；“倒套子”──把木头装到爬犁上运到山下江边；“归楞”(码垛)……有的活儿很危险，也不是非他去干不可，可是他还是忍不住上去了。因为他好奇，什么都想尝试尝试，摸弄摸弄。比如“串坡”，那是够险的了。有几株树长在山崖边上，要伐掉，可是，坡高路陡，牛马上不去，得用人工把它一点一点串到平处。“倒套子”，人在前边牵着牛或马，后边是一个爬犁，脚底下是冰道。一次拉二立方米木头，不能让爬犁滑到冰道以外去；人在前边跑，脚底下滑着呢，一跌倒，就得叫爬犁辗死。每冬都要出多起事故，不是人让木头砸死了，或者让爬犁辗死了，就是牛马“坐坡”没坐住，撞到树上死去，或者被小树扎到腹部捅死的。可是傅贵“倒套子”这么多年，却没出一点事故，不但没有人畜死伤，他还弄通了树性。从小灌木到大树，没一样他叫不上名字来的；各种树木质如何，生长期多长，是干什么用的，以及各种树的毛病──什么“空口”啦，“铁眼儿”啦，“蚂蚁梢”啦，“灯泡子”啦，他都明白。每年十月一日上山，过正月十五才回来，他耽误了上农村夜校(都是冬闲时期办)，可是一棵树就像一本书，傅贵读这个书兴致大著呢。大字不识，人家竟让他在山上当起土技术员了……

    后来他离开了农村。干什么工作呢？“啥工作挣钱多？”──这是傅贵选择职业的标准。粮库里扛袋子是计件，干得多就挣得多，又不需要文化。挺对路，傅贵去了。

    正赶上农民送公粮，粮食入库忙，先让傅贵搭肩──两个人把粮袋从地上提起，放到扛袋子人的肩上。他认真，舍得使劲，总是把袋子举得很高，再放下来，以为这样，扛的人可以省些气力。不管怎么说，是一百八九十斤重的玩艺儿呀。可是这么一来，他的两只手都磨出了血。有人对他有了好感，劝他说：“搭这个有什么出息，还是学着扛袋子吧！”傅贵有点怕，因为粮袋子是敞口的，万一扛不好，撒了，那该多可惭！夥伴们给他鼓劲，头一回先装个八分袋，上肩了。他不会扛，只会“贴大饼子”方式，就是把整个袋子都压到自己脖子上。他走上第一节跳板，还顺利。又走上第二节──这时候他犯了一个错误，往下瞅了一眼，身子立时晃悠起来，本能地伸手去抓跳板旁边的扶杆。下边的人一直盯着他，这时赶忙一齐喊了起来：“别扶，那是活的！”  “赶快扔，把袋子扔下来！”这个“扔”字，把傅贵惹火儿了，把方才的害怕心情一下子冲光了。“扔？那多丢脸！”脚底下忽然稳定了，力气也上来了，刷刷几大步走到囤顶，一歪肩膀，就把一袋粮食倒净了。把空麻袋一夹，又刷刷地大步走了下来。下边的人交口夸赞：“这小夥计还真行！”可是傅贵心里念叨的却是：“他妈的，这活儿不是人干的！”因为这一口袋粮食差一点叫他傅贵在众人面前丢人现眼。

    他不偷懒，还暗暗跟别人赛着干。他的名次不断往前窜。三个月以后，七十多个扛袋子的人中。第三名叫傅贵夺下来了。

    一九五八年，双鸭山的四方台煤矿开工了，四处招人。妻子刘秀霞也要到那里去唱戏。傅贵就去了。又是──“什么工挣钱最多？”架子工，登高的，危险。行，干！高空作业，好像整个世界都踩到自己脚下了，真带劲！他不声不响，把一些东西看出来了，琢磨出来了。人家还以为他早先干过架子工呢。干了两个月，就提为二级工。以后每年提一级，到一九六二年，他就是五级工了。

    从他八岁扛活起到现在，整整二十个年头儿过去了。凭着他的聪明、大胆和勤奋，傅贵不论干甚么，从未失败过一次。他要得到的，都得到了。唯独一件事．他不行，那就是赌博。

    离福胜屯去二道河子以前，他把房子、母猪卖了，拿到二百多元钱。那天晚上到邻居家串门，见一夥人正在“撸大点”。他站在旁边看一会儿，说话了：“这么玩多费事！玩一撸两瞪眼儿该多痛快！”他坐下来洗牌，叫别人上牌。一人占一门，他说：“下钱吧！”下了。每人抓两张牌，你一撸，我一撸。就定了输赢。痛快倒是痛快，可是没过多大一会儿，他的二百多块钱就全输进去了。他心里也没怎么上火，只觉得挺滑稽：“这二百多块钱，刚才还是我的．怎么一下子就精光了呢？”

    这事儿说出去丢人，他瞒着老婆没说。可是到了二道河子没几天．他在那个打猎的把头姓周的家里，经不住劝，人家又一片热情主动借钱，他又赌起来了。心想：要是真撞上，兴许还能把那二百块钱赢回来呢。玩了一宿，他还是来大的。越输，下的赌注越大。到天亮，把六百元钱又输个精光。

    怎么办？老婆好瞒，可这笔债得还哪。这笔钱是怎么输的昵？是不是借给他钱的那个人设下了圈套呢？二十年后傅贵也没弄明白。反正钱是你输的，既然钱是借的，就得还。怎么还？他有甚么本事？出大力呗。那时候二道河子的居民烧饭和冬天取暖用的都是柈子，即劈柴。木头，他熟，有人买吗？有。问问价钱，一尺半宽、一米高、四米长的一垛。称为一“溜”，质量好点的，一“溜”能卖二十五元钱。傅贵一算计，这个活还行。说话就弄了个小爬犁，上山拉起木头来了。

    自己在山上采木头，自己装，自己运。得把爬犁从山上拉下来．再拉过冰冻的松花江，送到老周家的后院堆起来。也不易呀，五百斤得拉一趟；七百斤也是一趟。他又来大的了。尽管一天流几身大汗，累得呼哧呼哧地喘，还越拉越起劲，好像那里头有挺大乐趣似的。当他的爬犁拉过市街时，行人往往站下来夸上两句。有的说：“看，真行，比小毛驴拉的还多！”傅贵听了，也不觉得委屈，人家的意思还是夸赞嘛。

    就这么着，整整在松花江上跑了三十个来回，才还清那一晚上输掉的钱。  

    从此，傅贵再没有赌过一分钱，还成了一切赌博活动的死对头。

    那几年，农村不断传来坏消息。大跃进，大吹牛；大食堂，大饥荒。傅贵一直怕的那个“归大堆儿”，归得更大了，叫作“一大二公”，连工分都不算了，干好干坏、干多干少一个样。事情好像证明了傅贵走对了。

    他在矿山当架子工，日子混得也真不赖。一个月工资一百五十元钱，相当于一个行政十三级干部了。他媳妇刘秀霞．现在在戏班子教戏了。一个月也能挣七十多元，顶个十九级干部吧。两人收入相加，钱还花不完呢。全国经济困难那几年，他也没饿着。他能上山打狍子。他能开荒种菜，还年年高产。

    不仅这样，傅贵那时还是矿上的一个红人呢。他月月季季得奖，年年是劳动模范和先进生产者。一九六一年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预备党员。

    可是傅贵并不满足。总觉得生活里好像缺少点甚么。他缺的是甚么呢？你让他说，他会回答你：“我还想赚大钱。“好汉不挣有数钱”嘛。”可是你若再叮问一句：“赚了大钱，你又干甚么用呢？置地当地主？开工厂当资本家？”又把他问住了。

    他是觉得身上的精力和脑子里的主意还有好多没使出来。他是没处使呀。无论干架子工或者扛麻袋，种地或打鱼，伐木或者倒卖白菜，哪一样也占不满他的脑子，用不完他的精力。

    一九六二年．一股清风吹拂过中国大地。傅贵得到的信息是有限的，但他本能地感到中国农村里正在发生的变化，将要改变农民的消沉、懒散和无所作为的状态。一个人将会有较多的自由去发挥他身上的创造力量了。

    傅贵决定放弃城市生活，返回农村了。那时矿上虽然要下放一批工人和干部到农村去，却并没有把傅贵包括在内。领导人还找他谈过话，劝他打消回农村的念头，傅贵执意不肯。

    于是，他一家人便在一九六二年回到佳木斯郊区，落户在“五一”大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