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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既成的社会势力不肯放弃它的既得利益，而傅贵又不能不侵犯以致剥夺他们的那些利益。
这年，傅贵三十五岁了。当队长两上两下，挨了一百多次批斗。整他的人还都自自在在，他本人的罪名也没有洗清，还赔进去一个老爹。他爹死的那天，公社、大队也没个头头脑脑的来看一看，安慰几句，倒传开了舆论，好像是他傅贵夫妇不孝不贤，把老爹给逼死的。
傅贵这人自尊心特强，把个人的名声看得很重。而上述一切，没有一件不是贬低他、侮辱他、糟践他的；他怎么满不在乎，又答应上四队当队长了呢？再说，政权没变，政策没变，跟他作对的那个势力也健在无恙，他就不怕再挨整吗？
四队是个什么地方？那个穷，傅贵不是不知道。那可不是一般的穷，一般的破。走进那个村子，事先要没个精神准备，你能吓一跳：哎呀，我这是到哪场来啦？……是领导安排，叫咱忆苦思甜来了咋的？穷困，衰败，残破，愁苦……凡中国话里令人沮丧、绝望、沉痛、懊恼、恶心的词儿，你就敞开儿往外甩吧！管保不会夸大。
你最先看到的村内最雄伟的建筑，是四间草房，都眼看要趴下来还原为土堆了，灰拉巴几，黑不溜秋的。好像怕人往里头看，连个窗户都没有。为了延长老人家寿命，前边用木头支着，后边用木头顶着。屋里连个电灯都没有。最有生气的是东头拴着的那两匹瘦马(那是十几头大牲口中最幸运的，还没饿死，没被卖掉吃掉)，比西头儿无精打彩抽巴旱烟袋的几个人形儿精神多了。
再看院子里，当中是一个大坑。一下雨，牛就时常掉进去，这时候，部队就得动员社员来一次抢牛运动。坑以外，也寸步难行。不过这也有好处，队长们在屋里喝个酒、打个牌什么的就没人来干扰了。
傅贵抄着手，在村里村外走了一圈。心想：“能把一个地方搞得穷成这个模样，也真不容易，得有点本事才行。”
迎面走过一个五大三粗的汉子，哦，他是孙老九的儿子。这人三十二、三岁，膀大腰圆，体型也很好，走过傅贵身边，白楞一眼，过去了。“这个队十三年没开支了，这小子身子骨还长的这么好！”傅贵知道这人队里的活儿一天不干，指靠什么生活呢？靠耍个钱摸个牌。跟一个姓侯的俩人，常进山沟找老农民摸牌。四人看牌，他俩使鬼。再一个财源，就更不光彩了，常把些男人领到他家里去……
黑通大队，有“八大爷”，四队就占了两三个。共同的特徵，别人归纳出来的，有这么几条：“依仗权势，欺压群众；游手好闲，好吃懒做；沾奸取巧，搜刮民财；大事小情，出头露面；红白喜事，张张罗罗”……傅贵慢慢观察，这八大爷里住在四队的孙家那两位还占有特殊地位。孙老麻子哥儿们几个和他们的儿子、女儿、姑爷，没几个常出工的。队长、会计、出纳，有权说了算、贪占又轻松的差使，都叫他们把持了。别人来干，他们就捣蛋，叫你站不住脚，灰溜溜下台。他们仗着个什么呢？穷。穷打穷闹穷偷穷耍穷搅穷告，搅穷为止。
不把别人搞穷，他们自己就富不了。大队支书刘少春欠集体三千元债，还能给自己起三间新房，又给儿子起一幢新房。谁出的工？谁家的料？还不是农民的！孙大麻子的七弟孙七爷，不过是个小小的出纳，你就数不清他一天喝多少两酒。到佳木斯办事回来的路上，不过二十四华里，也就是几十分钟的汽车路程吧，他就得停下三回，到馆子里喝三顿酒。有一次醉得把公章和单据都扔到电影院了。哪儿来的钱呢？贪污社员的呗。这种自由，当然不是无产阶级的了，可是也称不上是资产阶级自由，挺难命名的。
群众赠给这些人一个称号，叫“二懒奸”，意思是：二流子，懒蛋、奸鬼三合一。
这么一股势力的存在，也没使傅贵怯阵。在二队不是较量过一场了吗？最终不还是他傅贵胜了吗？现在他不但要干，还要来大的呢。他就不信治不了这个穷；再一个，他想让黑通人看看他傅贵这点本事，也让二队那些人尝尝“后悔药”的滋味。
他把三十来个壮劳力组织起来到市里拉粪，粪堆堆得此哪个队都大。他实行科学种田。他甚么都懂，哪样农活儿都干，要求又严──比如种菜，还差半条垄，粪没了。在别人，也就算了。他不行，命令停工。那里挨他家近，就叫人到他家拉一车粪来，这才接着种。这么干，只要有良心的人，还不振作起来跟着队长上呀？
六九年秋天，四队一片丰收景象，多少年来社员头一回买了粮不必欠债了。可是有人倒不高兴了。那年土豆长得特大，谁见了不喜欢？有人却在地里骂街了：“他妈的，连土豆都给那小子捧臭脚！”胡萝卜把垄台拱开了，鲜红鲜红的，人家又说话了：“拉拉蛄他妈也来凑热闹，那地皮是它给拱起来的！”如果这胡萝卜和土豆是长在当年地主的地里，贫农有这种感情才不奇怪。
副队长孙维森，是孙氐家族土改后的第二代，是个车轴汉子，平时不大说话。心重，谁也交不透，是个不重感情，不讲义气的人。这性格，就和傅贵不一路。他家生活比谁都好，可是老母亲生病想喝点粥，他连点细粮也不舍得给。就凭这一样，傅贵就不能跟他交朋友。但是既然一起共事，就只当没看见、不知道吧。
孙维森要盖房子了。他拆了生产队猪圈的石头作墙基，又用队里的人工和木料。好像这都是理所当然似的。傅贵难办了。他再讲团结，这种事也不能不管呀。先看住自己的嘴，别吐脏字儿，客客气气，说：“维森哪，咱们当领导的，这么办不大好吧？还是别让社员说话……”没等他说完，人家搭话了：“你放心，傅队长，这些东西统统作价，我到时候算账付钱，一个子儿也少不了队裹的。”果然作价了。会计也真会算，只记了他七十元钱的账，还不到全部物资、工钱的十分之一呢。可是人家还是对傅贵不高兴了。这人嘴里没说，心上可会记账着呢。
可是另一类账，他可就不记了。老孙家的人遇到困难，傅贵借给他们多少回钱？他们那几家娶媳妇，就连孙维森那门亲事不是傅贵多次奔走出力出钱，就办不成。电着了人，傅贵去嘴对嘴作人工呼吸；死了，他张罗买棺材发送。孩子生不下来了，傅贵的老伴去帮忙，一陪陪上几天几宿。傅贵他就是这么个人，别人一遇到难处，他就心软，什么蹩扭、疙瘩都忘了。当然也不是没有一点感化的意思。结果呢？全然无效。
因为他消除不了一个矛盾：这个既成的社会势力不肯放弃它的既得利益，而傅贵又不能不侵犯以致剥夺他们的那些利益。每当发生冲突时，傅贵又抑制不住胸中怒火，那怒火就变成最刺激人的语言，把对方烧伤。
看地的活儿既轻松又有利可图，历来都由老孙家的人包了。就说水稻吧，每当水稻丰收在望时，傅贵都会看到这个场景：老孙家看地的那个人身上挎个大兜子，从一早晨起就到地里捋稻穗，一天下来就是一两麻袋！这不等于公开的抢粮吗？那天，碰到的是孙老九。只见他在稻地里慢慢悠悠地走着，一边哼着小调儿，一面熟练地捋着稻穗，捋足一把，往兜子里一塞……这事情，傅贵在会上批评、制止过多次了，他匆匆大步走到近前，叫住那个老家伙，质问他，他还顶嘴。这一下把傅贵气急了，嘴上的岗哨全部撤走，破口大骂起来了：“你这个老王八犊子！老汉奸！你说，你这不是偷盗社员的血汗吗？你一脑子猪屎，什么好思想也塞不进去……你们老孙家呀，叫我怎么说呢，全是他妈土鳖，交人没人交你们这样的！”当场把他捋的全部稻穗和割的几捆马草全给没收了。
为什么没收人家的草呢？因为按规定，看地的人除放水外，还得割去田埂上的杂草，一年两次。老孙家的人舍不得割，也懒得割，非等草成熟了再割，好卖钱。这一割，草籽就掉到地里，明年还要萌发。
收拾完孙老九，还有孙老八呢。这人也是从来不干正经事儿，年年照拿最高分儿。他也是看水稻的。该放水的时候，他摸鱼去了。拿鱼下酒，吃不完还去卖。水稻可就倒霉了。别人看水，一垧地收四五千斤，他看的，就从来没有高产过，也就是两千来斤吧。这年，他还是照旧。评工分的时候，他才明白，姓傅的是四队历任队长中头一个不听邪的。给他评了个四等分！他是响当当的老孙家的人，能受这个委屈吗！他闹起来了。
傅贵呼地一下子站起来了，把帽子往地上一摔，甩起一条长胳臂，大手直指孙老八的鼻子，把他吓一哆嗦：“你就是皇亲国舅，也得按社会主义的章程办！多劳多得，不劳动不得贪！”
傅贵搞了一个土政策。有些人怕得罪人，有的人由于“阶级地位”的关系，听人喝斥惯了，成了沉默分子，评工分等级的时候不敢说话。他规定：人人都得发言，还得实事求是。违反这一条的，一律不得评为一等。孙老八尝到了这个土政策的“甜头”，心裹自是不服，晚上睡不着觉，还跟老伴叨叨不休：“就凭我孙老八，拿他妈四等工分？……”
这些人越是不服，伺机整治傅贵，傅贵在改造四队上干得就越欢越猛；四队越是兴旺，那些人越是想把傅贵整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