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明为人不正，怎么能有恃无恐呢？上边有人哪。大队部，就是他们的后台。 

    他老是不满足，想把事情干得再大点，钱赚得再多点。那时候生产小队哪有办砖厂？傅贵建起来了，还不小，十七个门的砖窑。耕地已经不少了，他还要出去开拓，拉一支人马上岭南开荒。荒草蔓蔓，犁尖硬是划不断那又粗又深的草根。傅贵一手扶犁，还得用一只脚踩着，使劲把犁刀压到地里去……一次，他一只脚被绞住，被马拖了老远，好险哪。就这样，一开就是两年，开出四十垧地，都越境进到桦川县界里头了。种上黄豆，又是一笔收入。用马车和手扶拖拉机运粪、拉脚，他还嫌少，要买汽车和大胶轮拖拉机……

    队裹上下的呼声也是一致要买车。买车，就得花钱，还不光是车钱，这大家也都明白，那些年．说的是“计划经济”，工厂倒是盖了不少，大都是赔钱货。农民买个机器配件，请人安装个什么电器，哪样儿不得送礼、请客？傅贵一算计，要买车，额外的钱也不能少花。他把困难告诉社员，管委会也讨论了，都说：车是一定要买，多花一两千元钱也认了。

    汽车是买来了，大胶轮拖拉机也买来了。谁也没想到，这些使四队收入连续翻番的工具，有一天竟然也会成为傅贵今天的对手──老孙家那一派势力用以置傅贵于死地的工具！

    早就有人对傅贵发出警报了。从七十年代开初起，就有不少人听说四队富得快，队长又能干，纷纷从穷县、穷队迁入四队 来。其中有一个青年人名叫夏成有，不出半年，就看出傅贵是不可多得的能人和好人，同时也看出他处境的险恶。有一天，他乘没人的时候走到傅贵的跟前，悄悄说：

    “大叔，我看你是单人匹马一条枪呀。你可千万小心。那些人没安好心，在想法儿收拾你呢。我看他们杀你的心都有，只是不许就是了。你在前边张罗，人家在后头瞄黑枪呢。”

     傅贵听了，自然感激，但心情也不免有些黯然。他知道队里的多数人是拥护他的；老孙家那一派人，不超过百分之二十到三十。那些拥护他的人又是劳动的主力。可就是没有说话的权利呀！

    他算看透了老孙家这一派人。这些年，农村硬是叫这帮人搞穷的。要是说农村中有反对社会主义的势力，那首先就是这伙人！现在，他们又一心盼望着四队越糟越好；糟了，傅贵就丢人现眼了，就非下台不可了。那时候．他们就能随心所欲地往自己家里划拉了，啥活儿不干，日子还过得最好。

    明明为人不正，怎么能有恃无恐呢？上边有人哪。大队部, 就是他们的后台。

    这些人之间，不仅仅有个经济关系和政冶关系, 首先还是个血缘关系。老孙家哥儿九个，就算一家平均生五个儿女吧，五九四十五。一结婚，这个数就翻番了。可不能小瞧这些年肉体的大量繁殖如何自然而然地壮大了这种社会势力。就在一个四队，这种血缘关系就把孙、宗、李、倪、许等几姓人家纠合到一起了。他们要是决定捧一个人，那人还能上不去？他们要想踩一个人，那人也就起不来了。

    坐在黑通大队队部里连任不止的大队支部书记刘少春，是老孙家的外甥女婿，这就是说，“垄头儿一般齐”，那九个大爷都是他舅舅。他还正是那些人最理想的代表人物。你别看他软大哈的，一锥子扎不出一点血来，那正是代理人必备的素质呢，往他耳朵里灌啥，他就听啥信啥。

    刘少春这人和傅贵碰到一起，也算是天作之合，正好是各个方面都完全相反的一对儿。

    那时傅贵是大队支部委员。每开完一个会，傅贵的感想大体都一样：“又他妈开了一个糊涂会！你本来还不糊涂，倒把你开糊涂了。这刘书记也真行，也不说他今天要突出个啥，解决个啥；赞成个啥，反对个啥。他发言，脑袋一句，屁股一句，嗓门儿还大不了，头五句你还根本听不见，字都在他嗓子眼儿里咕噜咕噜的。他这个人，你说怪不怪！”

    就是这个刘少春，傅贵在二队受欺，两次被剥夺队长职务，都是他经手干的。在四队，他当然又是站在老孙家一边。可是在他贪占公家财物的事被追究，不及时退赔就可能被拘留的危难时刻，傅贵也曾两次解囊相助。其中一回还是从丈母娘手里骗出来的五百元钱。但是，他还是不说傅贵一句好话。四队他一次也不去，向上边汇报的时候呢，还总要说一句：“傅贵这人，我领导不了。”

    这倒也是实话。论精神境界、才智和魄力，两人明显地差一大截子。这样，他们还能不崩吗？果然崩了，还是为一件同傅贵本人毫不相干的事。

    那时候上大学，讲究“推荐”。大队支部会讨论过不下四五次，决定推荐女青年田丽华了。后来，又有人拱，说是不对了，于是刘少春几个又没了主意，有点想收回成命，又怕自己得罪人，就让大家讨论。傅贵起来反对了：“那是咱们讨论多少回决定的嘛，还有什么问题！你支书要改变，自己找上头去说好了，别跟我们研究！”这么一来，会场上竟没人发言了。大眼瞪小眼，小眼白瞪眼，足足闷了五分钟。这五分钟静默，可以说是一场政冶哑剧，中国观众中也只有稍谙政治生活情况的人方能明白剧中人的苦衷，他们并不是忘记了台词，而是谁都不肯得罪这一边的人，又同样害怕得罪另一边的人，或者，他们既怕犯肯定一个方案可能造成的错误，又耽心犯否定一个方案而可能带来的另一种错误。咱们祖国的语言里，好像很富于反映这种心埋状态的词汇，什么“左右为难”啦，“进退不得”啦、“瞻前顾后”啦，“左顾右吩”啦等等。

    这个难堪的局面本来是傅贵挑的，现在又是他第一个感到不耐烦了。他火儿了，站起来冲着会议主席、大队支书刘少春这个全黑通三千多口人中最有身份的人，这九个生产队的最高权威，说了一句很生动但很不得体的话：“我宁肯给好汉牵马坠蹬，也不给赖汉当祖宗！”说罢转身，拂袖而去。

    这叫什么话！黑通三十年来的党史上还没出现过这种场面呢。说这个人“领导不了”还说轻了呢。

    不过刘少春也并末发火，只是轻轻叹了口气。他不爱记仇，只要没人唆使，他也不爱整人。他只不过为傅贵有一天会夺走他这把交椅担心害怕而已。所以，尽管傅贵后来身遭大难也难辞其咎，傅贵还一再说：“刘少春那人．本质还是好的。”

    从一九七四年年初起，中国的政治气温急剧升高了。地处遥北疆的黑通，冬眠的虫类也开始蠕动起来。这时，四队发生一起奇怪的事件：一张贵重的渔网被割破了。

    傅贵看见一些妇女正在用渔网的残骸打绳子，心里一悸冷。那是队里花两三千元织的大线网呀。一问，说是于白毛子割碎的。

    于白毛子，本名于明伶，是从山东文登来的。父亲是个鱼霸，他本人也奸狡成性，劣迹累累，在家乡站不住了，才来到东北。他在四队是打鱼的。他的侄女嫁给了孙维森，于是就成了孙家的亲家。

    傅贵找到他，问他为什么割网。那人不慌不忙地说：“我寻思没用了呢。”“这么贵重的东西，我都没权利毁它。你好大的胆子！这事没完！”那于白毛子也怪，笑嘻嘻地，好像胸有成竹，满不在乎，说：“没完就没完。你是队长，谁不知道什么事都是你说了算！”傅贵觉着事情有点蹊跷：“他明知道这网是我心爱之物，为什么无缘无故把它割碎呢？这对他有什么好处呢？知道做错了，为什么今天又这么硬气呢？平时他在我面前都是挺顺从的呀。”

    队委会决定要于白毛子赔偿。傅贵通知他，他又改了口：“赔？为什么让我赔？不是你叫我割的吗？你忘了？──那天刮风，我去你家，你老伴正摊煎饼昵，我还吃了两张呢。我问你这张网没用处了，是不是割掉它算了。你说，割就割了吧。对不对？”还是笑嘻嘻的。这不是欺负人，这不是向他挑战吗！傅贵心里这个气，没法儿说了。那于白毛子不走，还凑过来，好像非挨他一巴掌不过瘾似的。傅贵没有满足他的要求。于是下边又来了第三幕。

    那于白毛子乾脆罢工，不去打鱼了。他不出工，另外两个人就得闲着。这是什么意思？找他。他大摇大摆地走进队部办公 室，还拿了一张椅子紧挨着傅贵坐下了。犯得着这么近乎吗？ 又有点怪。问他为什么不出工。“打鱼那活儿，我干不了。太累，也睡不好觉。你得给我换个轻点的活儿。”“那你就去割地罢。”“不行。那得哈腰。你得给我找一个不累人、不弯腰，有点权，说话别人得听，还多挣点钱的工作。”这不分明是挑衅吗？傅贵的胳膊有点发痒了，他瞅瞅于白毛子那身跟小鸡差不多少的骨架子，心想，我可别把它打散了。强忍愠怒说： “这办不到。咱们队没有那种活。”那家伙还没完，把脸凑过来，歪着脖子死皮赖脸地笑着说：“哪能呢。你不是一队之主吗？你说话不是谁都得乖乖听着吗？你不是……”没等他说完，傅贵站起来，一把手扭住他的衣领，把他提了起来，说：“你这是胡搅蛮缠。走，上大队说理去！”那小于本来是等着傅贵打他一巴掌，他好叫呀嚎的，把人们都引来，没想到傅贵没搧他耳雷子。怎么办？急中生智，他一低头，就把傅贵的大拇指咬住不放。傅贵疼痛难忍，举起另一只手朝他搧去，这才松了口。目的达到了，那小子就呼天嚎地叫了起来……

     这就成了一个事件。两人都到大队去申诉。大队支书刘少春照例蔫蔫巴巴，不动声色，像一块等人去揉的面团儿。他连眼皮也不抬，默默听着傅贵诉说案情。擅自割网、无故旷工、无理取闹和咬人等等情节，他似乎都没听进去。听完于白毛子申诉，他也并不公然站到他那一边，而是说：“这事儿，我管不了。你可以上告。大队可以开个介绍信。”

    从此，接连两年，于白毛子就告状不止；同时在车中、路上、队里……一切有人的地方发表动人心弦的演说，大造舆论。于是，傅贵在一些人心中的形像就越来越可怕，离恶霸不远了。“欺压、迫害、打击贫下中农”的名声也向四处传开。

    从黑通寄出的控告、诬陷傅贵的信件，也越来越多。在副队长孙维森老丈人家的东屋，一帮人的聚会也越来越频繁了。一拨人还饮酒宣誓结盟，不把傅贵搞垮，誓不罢休；哪个中途退阵，让他不得好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