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治住、压倒了。

    在各种有利可图的行当中，傅贵选中了打鱼。搞农业，他是一把手儿，准能捞钱，可是钱毕竟是有数儿的。打鱼，辛苦点儿，可是鱼汛期里你真要把鱼群撞上，那可就是一下子几千斤的事儿。这里始终有一个未知数。干这玩意儿有一定的冒险性──有趣就在这里，可又不是赌博，你得花力气，你得有知识，还得随机应变，这又有点像打仗了。你在江上摆布大网，不像大元帅敌前布阵吗？你根据水流和地形拦截鱼群，不像大将军追捕狼狈逃窜的敌军吗？需要眼力，需要智谋，还得善于决断。这就得有点胆魄，而这些，都是种地、伐木、扛麻袋那些行当里用不上，不能施展的。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那劈里啪拉在网里惊慌、焦急、徒劳无益地挣扎着，妄想找出一条生路的那些各种肤色、体态的肥硕的活鱼！那是鲜美可口的食品，那是钱，那是劳苦和才能的果实呀！

    这半辈子，傅贵在并不自觉中间，实际上总是在和一种什么力量此赛。他要让老天和世人看看，他傅贵有多大本事！

    现在，傅贵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和她的政策的信任，把几乎全部财产──五千元上下，全部投到一张鱼网上来。他决定在松花江上大显身手，捞一笔大钱，让三江一带的人们瞠目相视：原来还有他这样一个能人！

    买一斤鱼线，那时候要一百五十多元钱。网片子也不便宜。傅贵和父亲一起织起网来。

    织呀织，几个月过去了。谁想得到昵，网还没织成，政策又变了。这个那个又成了“资本主义”了，批的批，禁的禁，抓的抓，阶级斗争的风儿吹得此以前更紧了。

    这可咋整？人也回来了，钱也花了，力也出了，网也整上了，可是又不许你干了！

    傅贵没招儿了。他站在江边，望着松花江滔滔东去的流水，心里又是懊丧，又是不解：那水里头一群又一群的鲜鱼，都白白流走了。捞上来，就是中国的玩意儿；放过去，就成他妈外国货了。为什么就不准我捞呢？这个理儿，他始终弄不明白。不错，我个人是赚了钱，可是那鱼不还是属于中国的吗？中国有多少人成年吃不上鱼，还能嫌鱼多吗？再说，我是本人出力呀，我这也说不上什么剥削呀。可惜到现在，他快三十多岁的人了，还不认识“资本主义”那几个字是什么样儿，不懂它的肮脏、可怕和危险到底在哪里。他只知道挨饿受穷的滋味儿太难受。

    没办法，只好加入生产队了。从一九六三年夏天起，傅贵给“五一”大队打鱼。是大包乾儿，他这一年内要交给队里三千斤鱼，下剩的全归他本人；给他划一等工分，渔网渔具等各种开支由他自己负担。这时已经是六月底七月初了，四月中到六月中的鱼汛期已过。出师不利，傅贵那年只交给队里二千五百斤鱼，拿了个二等工分，不够生活的。冬天去打猎，那几年，这个还可以归自己。

    又是一个春天了。傅贵心情郁闷，百无聊赖，不免四处走走。地里荒草蔓蔓，自由舒畅。这一带农村中最有生气的，就得数这个草了。人呢？人人焉头搭脑，不是广播裹说的那个“意气风发，干劲冲天”了。几十年前的老土房，都快趴下了，还没有退役。从低矮的房门中钻出一个妇女，脸上黑不溜秋，披头散发，破衣烂衫，能吓人一跳。再看农户的院子，很久没清扫过了。“那不就是几扫帚的事吗，该烧的烧，该积肥的积肥，怎么就不弄乾净呢？”傅贵瞅不惯乱和脏，暗自纳闷，除非是没心过日子的人，不会把自己家都搞得这么邋遢的。

    穷，就是一个穷，把人们给冶住、压倒了。那么，又为什么这样穷呢？

    他傅贵现在肯定是没有退路了，这里本来就是他的家乡，现在他又陷到这块了。从此，傅贵若不让这地方改变，他和他的子孙就没个好。

  “五一”大队是国营农场性质，吃的是供应粮，虽然安全可靠，却是数目固定的，还得月月付钱。一不作，二不休，不如到纯粹的农村去，那块儿还不这么死。于是傅贵一家就到黑通大队的第二生产队落了户。他还是给队里打鱼，可不是包乾了，打多少都得交给生产队。队里给他下工分。那工分也真够可怜的，十分只值三四角钱，一个人一天最高工分是十二分。用的还是那张网，可它也不是自己的了(他就乾脆把那网卖给生产队，队里给他折了四千五百个工分)。这些钱，只相当于傅贵投入的资金的几十分之一。网不值钱，算得了什么？他傅贵这一百多斤肉，不也落价了吗？放开手叫他干，一年弄个万儿八千的不费劲。在双鸭山，他一年还值两干多块钱呢，可是只因为挪了一下地方，到了二百里外，他现在一年就最多值百八十块钱了！算下来，他落价的程度跟那张网也相差无几。

    个人发家致富，现在是没门儿了。这一来，心里就空出了一块地方。自然而然就有一个问题占上了那块空地。这里为什么这样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