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当年就是因为那些人不实事求是，为三句没问题的话整了我二十多年。 

    傅贵不知道，他原先发出的十一封信并没有完全白搭。给市委书记(分管政法)李本成的一封信，还是辗转送到了他的手中。李本成当即作了批示，让法院认真复查此案，倘情节确如申诉信中所写，应予平反。刘XX此次提审，可能就是这个批示的结果。

    这时，傅贵一案的具体办案人也换了，现在是三中全会后政治上才得到解放的老司法工作者刘勇。这是他脱离法院工作二十二年后审理的第一个案子。他接过傅贵那两本厚厚的、沉甸甸的卷宗时，心情是非常激动的。“我当时就是因为那些人不实事求是，为三句没问题的话整了我二十多年。这回办别人的案，我得仔细，认真，千万别把好人冤枉了”。刘勇想道。这部案卷，他从头到尾足足看了一个星期，一次审讯笔录和一个证言也不轻轻放过。他发现本人口供、起诉书和证言三者对不上号儿，而且出入很大，必须重新复查，才能搞清。为了工作时间不受司机的限制，他和陪同工作的孙国亮同志放弃汽车, 以自行车代步。黑通离市中心虽然不过二十几里．但由于道路失修，坑坑洼洼，骑车要颠颠簸簸走一个小时。由那里再去西斗沟子，还要骑车走四小时的山路，坡急路陡，土石路面，很吃力。

    他们多日辛苦调查的结果，反映在一九九七年六月一十一日的 “案件处理审批表”上，那上写着：“基层党委意见”：“支部认为该同志是个好干部，个性强，有生产经验。”“群众意见和要求”：“要求回队领导生产。”在“承办人意见”一项中，办案人刘勇写道：“按惩治贪污条例第八条衡量，傅贵不是国家工作人员。他是个农民。这些年郊区生产队干部外出为公办事，开支都是实报实销。傅贵担任生产队小队长期间，工作积极肯干、为集体办事多花了旅费，并未采取贪污的手段与方法，又没造成什么后果。可不予处份，无罪释放。”

    但是两个月以后，傅贵被释放时拿到的市人民法院刑事判决书上，写的却是：“本院认为：傅贵担任农村生产小队长期间虽然为集体事业做了些工作，但由于名利思想的促使，目无法纪，为所欲为，不择手段地损公肥私，挥霍浪资集体财物……问题被发现后态度不好，经教育后有所认识。据此依法判决如下：

    一、判处被告傅贵贪污罪，免予刑事处分。

    二 、收缴进口手表一块……

    贪污的是什么呢？“被告于一九七一年四月至一九七三年八月三次公出，利用职权多报补助费，贪污一百八十六元二角四分……”

    第一句话就错了，公出不是三次，而是两次。第二句，办案人在“审批表”上认为无贪污罪，为什么判决时又成了贪污呢？

    我向市法院刑事庭庭长、现法院副院刘同志请教。这才知道，定为一百八十六元贪污，已经是很“宽大”了。

    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一日，傅贵夹着他的行李卷，走出看守所大门。他丧失了三年半人身自由，得来的是一纸定他为贪污分子的判决书。这张纸的意义在于：人家抓他对了，放他也对。

    那个判决书，傅贵本不愿签字的。他要上诉。可是这几年他听说的多了。头一个，一上诉就得一、二年人家才审理(好像咱们国家机关又不是人浮于事了，都忙得不亦乐乎，连写封回信的功夫都腾不出来！)。算了，还是先出去吧。带个尾巴就暂时带着吧。有几个放出去不带尾巴的？那尹胖子尹国忠，想当初，嗬，惊天动地的大案要案哪，胶鞋厂的(盗窃)“万鞋事件”嘛。关了他妈五年，尹胖子又不是盗窃分子了，怎么办？嗨，不难，说他搞了两个破鞋！还是有罪，抓的应当，放得有理嘛。不过不是胶鞋了，是破鞋！你上哪儿说理去！──忍了吧。“民不与官争”嘛。他让人替他写上“保留意见”四个字，下面写上了中国文字中他会写的那仅有的两个字。

    他还应该知足，应该感到庆幸呢，因为照“习惯法”，人家看你在判决前坐牢多久，依照那个时间给你量个刑，那就完全可以判他三年半徒刑了。    ’

    老伴儿刘秀霞特意租来一辆小轿车，接丈夫出狱。你不是不给平反吗？我们自己来平平反。咱们这三年半笆篱子就白蹲了？也得扬个眉，吐个气，让人们瞧瞧，我们傅贵是个好人，还是一个无愧于乘小轿车的好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