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中秋节，全家人四年来头次团聚了。孩子们都长高了老大一截。老大高高兴兴说：“今天咱们可得圆圆月了！”没想到这句话把母亲给说哭了，因为有一句老话：“家缺一人月缺半。”她想起“月缺半”那几年流的眼泪了。

（13）可谓“复辟”，却难说是什么主义

一句话，人家这个朝廷是坐定了。让位，可以，得交给“自己人”，哪怕是一个铁皮疙瘩脑袋呢！

    傅贵这些天也有些感伤，可为的都是别的。一回来，到村中四处走走，一眼就看见了村当中那两个大坑！真是“山河依旧”啊。为这两个坑，当年他跟刘少春叨叨过多少回！那坑是社员们取土打坯什么挖的。就不能指定个村外什么地方？越挖越大。一个足有三亩见方了。几年不见，那两个坑又大了不少。“这就是黑通的穷窟窿！是他们执政多年政绩的展览。等着别人来填呢！”──傅贵心情沉重地想道。到四队看看，简直成了一片废墟。傅贵在村中伫立良久，思绪起伏，感慨不已：我六年的心血哪里去了？我那青石水泥地面的队部砖房呢？没了。我那小工厂一般的仓库呢？空了。我那砖瓦结构的猪圈呢？没了。我那财源滚滚的粉坊呢？没了。还有，那些上好的木料、砖瓦。那些我为它们蹲了三年多笆篱子的汽车和拖拉机呢？统统没了！房倒屋塌，家底儿精光，还外欠六十万元饥荒！傅贵心痛不巳，气愤地想道：“抓我关我，一条罪名还说是我把四队搞成了“空壳队”！现在倒真成个空壳了！怎么造成的呢？就是那帮人，在他们治下，除了自己不顾老百姓死活拚命划拉以外，那套人马也是一样──“打更的睡觉，喂马的偷料，保管员监守自盗”！

    黑通这时候穷到什么份儿上，得看这年的年是怎么过的。新上任的沿江公社党委书记刘广才由公社秘书周谭(就是傅贵称为“周大哥”的)陪着，春节前夕带上一千九百元去访贫问苦。不到两小时，两条街没走完，钱没了。赶忙打发人回去取。那一天总共付出了四千多元钱，九千多斤面粉和三百多斤猪肉，才算让全大队的人过年都吃上一顿饺子。那天看到的惨象，刘广才一辈子也忘不了。到了董真家一看，窗子上钉着一张塑料布──那是中国极北地区的三九寒天哪，炕上没有炕席，和对面屋两家共使一个耳锅，还连碗筷都没有！又到徐玉琢家看看，爷儿俩连床被子都没有，全部家财就是两个盆子和两双筷子。这家人懒是懒点，可是他们为什们懒呢？不懒的人又怎么样呢？四队有个小陈，是个有名的勤劳人，到分配的时候也得倒贴。全大队百分之八十的人欠债。

    就这，还得“年初五死个驴，不好也得说好”。“四人帮”时代说“大好形势”，那是胡吹；“四人帮”一倒，形势又“大好”了。

   再看那以十五年不倒的“太平官”刘少春为代表，年年报喜不报忧的大队政权，现在又是什么状况呢？中国农民的忍耐，也有个尽头。它的表现就是：继长期“放挺儿”(怠工)之后 ，现在更进一步，大队党支部说话都没人听了。人称“不喝酒不干活儿，一喝酒就仰瞌儿(卧倒睡觉)”的大队副书记范某 ，还是一天到晚醉眼朦胧，叨个“木什多克”(烟斗)，一开会就说：“这可是上边的精神。不讲，是我们的问题，反正我们是讲了，至于听还是不听，那就是你们的问题了。”他就知道他讲了也没用，人家照旧不听。总之，已经到了政令不行，政权瘫痪的程度了。那么请问，诸公是否可以下台让贤，把那几张椅子腾一腾呢 ？那得看让给什么人。人家早就说定了：“你就是一块铁疙瘩 ，我要用你，也能让你放光；你就是一块纯金真玉，我不想用你，也要就地埋你三尺，让你永世休想发亮！” 一句话，人家这个朝廷是坐定了。让位，可以，得交给“自己人”，哪怕是一个铁疙瘩脑袋呢！ 一九七七年刘广才到沿江公社就任党委书记那时候，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就对他说：“黑通大队这样下去，我看没个好儿。那班子非换不可了。还越快越好。选人的时候要掌握一条：要使龙，别使熊！” 黑通这地方，熊倒是不缺，可就是难找一条龙。这可怎么办呢？后来李杰还催过，批评过。无奈各个层次上刘少春式人物多年执政的结果，好像硬是把龙给绝了种。再说傅贵，从监狱一回来，他就在家织起鱼网来，就像他决心以捕鱼了此一生似的。心里头呢，还不住想着黑通的事。这些王八蛋可把老百姓给坑苦了，就这么穷下去了？一想到这儿，他那网就有点织不下去了。

    但再一想，刘某人还给我留了个“贪污分子”的尾巴。连党籍还没着落呢。算啦，谁能用你！

    可是真还就到了非用他不可的时候了。

    李杰书记从上边催黑通大队换马，从下边社员群众的呼声也早就叫个不停了。公社书记刘广才急得不行。可是黑通这么个重辕，谁能驾得了呢？秘书周谭把傅贵推荐给刘广才，说只有这个人堪当重任。刘广才对傅贵已有所闻，见面一谈，印象很深，心里说：这人脑瓜子果然不简单，是能干大事情的人。拿到公社党委会上一讨论，问题来了。头一条，此人问题还未查清，再来个胡吹乱卷，打骂群众，老毛病重犯可咋办？也有人说，咱们怕摆弄不了，他骄傲得很，目空一切．来个横踢马槽，把大队班子给踢黄了可怎么办？前后讨论了七八次。公社党委委员七人，赞成起用傅贵的只有书记刘广才一个。算了秘书周谭(他那时还不是党员呢)，也不过一票半。一徵求大队党支部的意见，更是一致反对，好像傅贵一来，这个班子就非黄不可。

    郊区书记李杰，这时表了个态：傅贵是无罪释放的，可以到群众里调查调查，只要群众拥护，这人可以用。刘广才说：“我刚来，还得观察观察。”李杰说：“还观察什么！我都观察十几年了。”他早就认为这个人应该起用了。一九七四年他就在四队主持过一次现场会，见过傅贵，也看过他种的一垵四株的大苞米，觉得这人是个人才。后来听说他在监狱里表现挺坚强，也曾暗自佩服；因为“文革”那时候，有些省委书记、市委书记一被打倒，还告罪求饶流大鼻涕呢。那时候他就想过：“这小子是个硬汉子。打游击的话，我非用他不可！”傅贵没放的时候，他就去找过市法院隋院长，打听他的案情，还表示了自己的看法。

    一九七九年年底，又是一年一度“磙子响，换队长”的时候了，黑通开了个社员代表大会。傅贵尚未出场，他的身影已笼罩了大会。会下，慷慨激昂的指责和窃窃私语的议论，主题常常就是傅贵。会场和住地内外, 极力排除傅贵的串连活动始终没有停止。刘广才和周谭都有点担心傅贵可能落选。没想到六十七名代表，选举结果傅贵竟得票五十七张；十三个候选人中名列第二！傅贵当上了黑通大队的第一副大队长，第四次登上了中国这个农村的政治舞台。可是这时候傅贵本人还不知道呢。

    傅贵纯粹是叫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吹起的那场扫遍中国大地的春风给刮到那个台子上去的。可是话说回来了，傅贵若是躺倒不干呢？那风再大，能吹得动吗？十四年来二上二下，加上三年多笆篱子，罪遭的还不够咋的？何苦再扯这个呢？带上那张渔网，自自在在闯荡江湖，既省心，又安全，比甚么不强？

    可惜咱们没机会听那冬天傅贵的巡回演讲。不过即使没听，也能猜到一点他为什么非出山不可。只须知道：他在九个小队连续讲了九场。每场三个小时。昏暗的灯光和迷蒙的烟雾，本来就催人欲睡，加上多年来催人入睡的演讲家也实在太多，这就使人养成了这种一进会场就打哈欠的习惯。需要相当强大的魅力，才能把人掩住，不打瞌睡。傅贵这些次演讲，听众没一个人溜号或者睡觉的。他不用讲稿，没有提纲(有了也白搭，看不懂)，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傅贵平时说话，嗓门儿就比人家作报告还大，到真作起报告来，就可想而知了。九场下来，他说不出话来了。讲的是什么呢？题目是三中全会制定的农村政策；内容呢，还少得了他本人几十年来对农村生活的观察和体验，他的决心和施政纲领吗？光靠嗓门大，睡着了也把你震醒，那是不行的。透过他的话，人们感觉到一个新的时代确实开始了，起码是瞎吹、穷批、胡斗、乱整要稍停一段时间了。这些年不都是叫这几个字搞穷的吗？傅贵的形像像一员武将，他的经历，他灌注到语言里的强烈感情，都跟人们已经熟悉了十几年的那个刘XX形成一个对比。有人说这人天塌了他能托起来，地若是有个把儿他能提起来。就算这是夸张，但他为了干成一件事可以豁出命去，倒真是不假。而现在他要办的事，是让黑通富起来。这穷日子还熬得下去吗？黑通需要的，就是这么个人！

    这裹得附加一笔，不然就有拔高傅贵的危险。上任之前，他向公社书记刘广才请了个假，说是“这几年蹲笆篱子，家里欠下很多饥荒，得想法儿还还。”他带上大儿子和在笆篱子里设计的三星网(一般只能捕小鱼，他改造的这种，可以同时捕大鱼)上同江县去了。过二十天，爷俩儿回来了。打了五千来斤鱼，送人一千多斤，还卖了三千多元，还清了债，傅贵这才走马上任。

    可见，傅贵并不是没有私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