干好事犯罪，这个国家还好得了？ 

    一场大祸临头，傅贵还忙忙呵呵改造村子的布局呢。他跟在拖拉机后边拉线，修建一条笔直、宽阔的道路，把农田切成每四十垧为一方的方田，在道路和耕地的两边栽下一排排杨树。他照例很认真，哪棵树苗低了一点儿，就得重栽；路要平直，树要整齐，得让后人满意呀……

    这是公社筹备委员会(那时正在从三河公社分出一个沿江公社，就是黑通大队所属的公社)的一把手张忠仁叫他干的。张忠仁是个为人正直、又有眼力的人，看准了黑通大队的班子非改组不可，最理想的大队支部书记就是这个傅贵。

    这时，一九七五年冬开入四队的交通局派来的工作队已经把帮助四队买过车的蔡焕庆──绰号蔡胖子拘押起来，肉刑逼供：用炉火烤他，七天七夜轮番搞疲劳审讯，逼他招认贪污罪。蔡胖子始终不招。趁工作队回家过年，他传出一个条子给傅贵，告诉他：他们逼他招认他和傅贵、商业局的白日良科长合夥贪污了一万四千元钱。

    这笔款子，是傅贵把多余的拖拉机转卖给邻队收到的款项，准备偿还买机器时欠下的钱的。担心银行扣住此款抵补黑通大队所欠的贷款，傅贵把它暂时存到商业局的名下。商业局的科长白日良正在主持修建招待所，钱不够用，提出他要挪用，至于傅贵那笔债，他可以担过来。

    那些日子，傅贵心上的事还不是自己的安全。他总觉着人家蔡胖子为了替四队办事遭了罪，心里过意不去，觉得不能对不起人家。白日良也是给过四队帮助的人。一定得想法儿解脱他们。他就跑到商业局去了。

    没想到在白日良的办公室里碰上了工作队里那个姓于的──对蔡胖子逼供信、想借此机会把白日良整掉的就是这个人！傅贵心想，也好，让这小子听听，刺一刺他的良心。他说：“白科长，咱那一万四千元钱是怎么同事呀？”“那还用问吗，我借来修招待所了呗。”“是不是咱们俩和蔡胖子把这笔钱私分了呢？”“这是哪儿的话呢！都是为公嘛。不信来查账！”傅贵拿眼扫了一下那个姓于的，骂开了：“既然是这么回事，怎么有人他妈的说咱们私分了呢？我又不是个干部，在我一个农民身上作文章，整倒我能立个什么功呢！”白日良明白了，接过话头来，说：“那可不一定。想升官的人，不踩别人的肩膀头，上得去吗！”傅贵见那姓于的脸上红一阵白一阵，低头夹起帽子溜走，心里好不痛快。

    岂不知这个事儿一转眼就变成一个每次运动中惯用的政治术语：“私下串连，订立攻守同盟。”这种想像的产品，又会在另一些人的头脑里制造出一连串新的想像。

    此刻，这种政冶想像力正在这一片原野上盘桓：当黑通大队的其他小队都在经济崩溃的边缘上喘息时，为什么唯独四队兴旺起来了呢？它的收入为什么能够从一九六九年的三万零三百元猛增到十八万五千元？这是六年前的六倍呀，怎么可能呢？不可思议啊。不搞歪门邪道，能行吗？傅贵的本事，肯定就是拉关系，走后门，以各种手段拉拢腐蚀干部！一查，果然有请客送礼，送出去的大米、豆油都是几千斤，这不是明证吗？傅贵出大力、想方设法给生产队捞钱，目的又是什么呢？他自己能不贪不占？肯定是个贪污盗窃分子！

    想像力还继续驰骋。金钱既然是罪恶的象徵，富就是资本主义，那么傅贵的企图能够局限在经济上吗？意识形态比吃饭都重要，查查傅贵这方面的问题！可惜他还不会写字，因而没写小说，也没有政治理论著述。这也不难，他不是有个唱评戏的老婆吗？那老婆不是也在家里给人唱过戏、说过书吗？这就行了！什么？她说的唱的是“三国”和“水浒”？不会吧。她就没唱“王二姐思夫”、“桃花庵”和“杨八姐游春” ？不可能。写上！──“傅贵贩卖封、资、修黑货、腐蚀社员。他任队长五年，黑书、黑戏唱了五年，资产阶级的腐朽思想泛褴五年。每天七、八十人坐在傅贵家的屋里屋外听书，一次连讲六天六宿。全队七名青少年因听黑书中毒而走上了犯罪道路。”

    这才能初步勾出一幅“复辟资本主义”的素描，于是佳木斯郊区也才能创造出一个头号的“党内资产阶级”分子。

    一九七六年四月八日，隆重签发了“拘留证”。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又签发了“逮捕证”。大号铅字印刷，郑重其事地书明“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逮捕拘留条例第X条之规定、由本局工作人员对傅贵进行拘留(逮捕)”，还写明年、月、日、时，由傅贵签字承认。

    可怜那傅贵，他当了二十多年共和国的公民，还不认识那两个“证”上的“证”字呢，很像当年的阿Q，只不过没有认真地在上面画圈，而是以气愤得发抖的右手写了“傅贵”两个字罢了。

    然而这整套程序又有点像滑稽戏。因为早在表演之前很久，签字人已经完全丧失人身自由。从发放“逮捕证”之前一年零三个月加三天起，他就过着和发放该证后两年零两个月完全一样的生活了。再说，就是给他无端捏造的那些罪状，也没有一条触犯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十年代以来实施的刑律呀！

    整个儿案子，是由市法院院长、“农村基本路线教育工作队”队长梁XX主办的。因而，尽管是在“四人帮”横行时期办的案，还是最大限度地依法办事的，比如，事先进行了广泛的调查，搜集了大量材料。这就不能说无中生有吧？缺点不过是选择调查对象时总是找对傅贵心怀不满的人罢了。再此如，人家也找了证人，取了证言。这不是法律规定的程序吗？只不过在个别细节上受到一点干扰罢了，那就是：由于证人提出的证言不符合政治想像家的想像，就把他们关押了一些日子，也不过一个月光景吧。那还包括一点相当费劲的排练时间在内，因为批斗傅贵的大会需要这几个人上台发言，而他们对于别人起草的发言稿老是背错，都差点儿把导演给急疯了。

    对于以后案情的发展，傅贵本人应负相当大的责任，因为他“态度不好”，没有走“坦白从宽”的道路。请看，这就是傅贵在被告席上的“答辩”  ：

    ？你有什么罪？

    ：我没有罪。我当队干部这么多年，向来是秋毫无犯……

    ？啊哈！你好大的口气呀，我查出你十元钱的贪污也要判你的刑！

    ：我要气死你！我是共产党员，你一分钱的贪污也休想找到！有一元钱贪污，你就判我一年徒刑，十元──十年！

    (众起，按脖子,被按者使劲挣扎，大出其汗。一撒手，扑楞一下又抬起头来。)

    ？还说你是共产党员呢！共产党员都像你这样，共产党就完了！

    ：共产党员要都像我这样，社会主义还早就好了呢！

    ？你打没打过人？打过多少人？

    ：打过七、八个。

    ？不对吧，二十多个吧？

    ：不，七、八个。

    ？打人对不对？

：不对。可是得看打的是谁。

？往关里送了些什么？有没有请客送礼？

    ：有。木材，轮胎，木耳什么的，往关里送过。不送，不请客送礼，买不到车。

    ？这是不是腐蚀干部？

    ：不是，是干部需要这些玩意儿。大米、豆油什么的，都收了钱和粮票。干部要是买得着、吃得到这些东西，还用我们送？送，人家也不会收。

    ？旅差费有没有重复报销？

    ：没有。要是有，也是会计侯永禄把我坑了。这笔款，我决不承认。每次出差，钱是他拿着，开支是他记，回来上账也是他。这个姓侯的才是真正的贪污分子呢。

    ？还有什么要说的？

    ：该说的都说了。还有一句话，就是我不服。我永远也不会服！我这人上头没有脑膜炎，中间没有心脏病，下头没有连疮腿。你们去好好查一查，我是黑通最乾净的人！

    乾净不乾净，也不难查清。三次抄家，搜出和没收的物资计有：旧自行车两辆，旧缝纫机一台，毛毯两条。轴承一套，床单、褥单各一条。布二十二尺，化纤织品十三尺，尼龙衣裤各二件以及人民币四十元，黑龙江省粮九十一斤。

    这就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农村有六个全劳力的一家人的全部浮财。按原始社会的标准看，可算是个大财主了。按傅贵个人的劳动能力计算呢，还抵不上他到松花江打几天鱼的收入呢。

    一九七七年六月十六日，正是种大白菜的农忙时节，全郊区农民停止工作，学生停课，市内各行各业的代表也放假一天，总在万人以上，齐集黑通大队的广场，参加对于“贪污盗窃集团主犯”傅贵的批斗大会。

    这一天，有几回傅贵的心情特别难过。头一个，给他脖子上挂了个大牌子，可他不知道上面写的那几个大字是什么。问押他的人，不说。问屯口儿上的人，也不愿意告诉他。这大概是傅贵一生中体验文盲之苦最痛切的时刻了。最后，终于有一个人悄悄告诉他了：“大贪污犯”。傅贵一听，急眼了，说什么也非要摘下那块牌子不可。他还以为写的是“走资派”呢，那多少还体面点儿。他的一番努力当然归于无效。

   第二件事，是开会前把他关在马号儿的时候，那个于白毛子过来了，耸着又瘦又尖的肩头．歪着脖子问傅贵：“怎么样，我到底把你弄进巴篱子了吧？啊？哈！”傅贵朝着他“呸”了一声，说：“我到什么时候也比你强！”

    第三件，最伤心的，是他在车上听见老伴儿的声音：“看，那个挂牌子的是你爷爷！”他离家的时候，孙子才三个月，现在长得什么模样了？很想看看，可是有人使劲按着他的头，还把他的头往车上撞……他最怕叫家里人看见的就是这个。

    批斗会的主要发言人，是公社书记田XX。发言稿充满陈词滥调。只有一段民间诗人创作的顺口溜还引起傅贵一点兴趣： “小吉普，门前站，家裹开个大饭店；电风轮，呜呜转，饱子馒头大米饭。”意思是傅贵家里经常举办宴席拉拢腐蚀干部吧。傅贵听了，觉得好笑，又有些心酸。他家裹的确常常有人来吃饭，那都是到大队来办事的人呀。理应由大队出人出钱招待才是，这些年却常常由傅贵承担下来了。 “这也是罪？”──这将是他今后铁窗生涯中时常想起的一个问题：“干好事犯罪，这个国家还好得了？”

    最后一个冲击，是四队会计侯永禄上台发言揭发傅贵贪污。傅贵带这姓侯的进关两次，钱和粮票都由这人掌握，回来报销上账也都是他办的。也只能如此，因为傅贵基本上是个睁眼瞎呀。报销的大部份单据，都未经傅贵签字盖章，少量盖了章的, 他本人也没有过目。现在，这个姓侯的把自己贪污的款项推到傅贵身上，傅贵就成了贪污、盗窃、接礼受贿五千四百一十二元(这个数儿，加在侯永禄身上倒正合适)的犯罪分子！ 那侯永禄呢，倒因为认罪态度好和勇于揭发，在大会上说了几句：“我没有认真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受到傅贵的腐蚀，和他遥相呼应(官话没有编好！)，对不起党的培养” 之类的假话(主持大会的法院院长竟会认为这是真心诚意的认罪和检讨！)，就免予追究，当场释放了！

   实际上真正的贪污份子正是这个侯永禄！有账可查的数目就在四五千元之谱。他是连死人的钱、介绍对象时人家送给对方的“见面钱”都不放过的。 在这一时刻，傅贵自加入人民公社以来这些年不断遭到的委屈、刁难、诽谤、打击总总汇合到一起，变成一句话，那就是傅贵在撕心裂肺般的心头剧痛中发出的一句无声的呼喊： “天 ，冤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