穷那么多年，也没人舆论，怎么才富这么一点儿，就老是舆论我，没完没了呢？超过别人就不行？好事只能少干，干多干大了不行？ 

    同我们国家的通讯条件相比，在谣言的传播速度方面，咱们是可以自豪的。咱们平均多少人才有一部电话？私用长途电话和电报至今还属于奢侈品，所以神经衰弱的人一接到那玩意儿就可能受不起它的惊吓：“别是老爷子(或老太太)出事了吧？”是不是咱们人口稠密、时间充裕、好奇心盛这三条弥补了物质和技术上的不足呢？反正我在佳木斯期间足不出户，就可以收听到很多有关傅贵的传闻。几乎每一个走进我房间的陌生客人都能带来一两条消息：“傅贵欠银行的贷款有一百多万元呢。”“他那个大队富的富，穷的穷，有人都上吊了。”“傅贵还搞破鞋呢”。 

    后来我人都到了二百里外的双鸭山，还有一位思想并不保守的同志告诉我：“甚么人喜欢傅贵？地主富农。”

    高潮是在去年。打击经济领域犯罪活动一开始，沿江地区联营公司一位经理在职工大会上作动员报告的时候就说：“那傅贵，不是就因为有问题没交代，给抓起来了吗！”

    这才是解开谣言传播速度之谜的关键所在，在咱们国家，什么事情不依靠组织和领导是很难开展的。那些当年整过、抓过傅贵的人，那些不相信三中全会以来政策“长得了”的人，以及黑通以老孙家为首的那股势力在佳木斯市各级机关中的三亲六故，怎能不密切关心傅贵的命运呢？一九八二年春天，在这些人的想像中，连支持傅贵的人都面临垮台的边缘了，说是“傅贵抓起来了，李杰吓跑了，刘广才吓蔫了。”

    追根究源，傅贵本人也要负相当责任。他老是把事情办得太大，叫人一听就吃惊，一看就眼晕。怎么一个务农的社员的收入都赶上十四五级的干部了呢？城里平均每人住宅面积才多少啊，黑通三年新盖的砖房、新增加的居住面积又是多少啊？佳木斯通向黑通的路至今坑坑洼洼，黑通却铺建了四千多米的砂石路！大拖拉机、小拖拉机和大拖车增加了两倍，还买了两台大型联合收割机、中型脱粒机和十五个大油罐。除了两家砖厂，还办起了锹把厂、白铁厂、冰棍厂……大队的公共积累三年翻了三番。这不是跟变戏法儿一样吗！准是有点鬼名堂！钱一定不是好来的！

    那阵子，不断有人到傅贵家来。有的是看看虚实，有的是来慰问又一次遭难的家属的。多的时候，一天达到八起。

    这就难怪，傅贵也有点毛了。一九八O年首次报导傅贵(“用了一个人，富了一个屯”)的作者陈恩复和李洪仁一来，他就问：“上边的政策变了没有？变的时候，千万打个电话来，你们消息灵通。”后来谣言越来越盛，省报记者采访三次，报上迟迟不见文章。他感觉出这是一种不祥的徵象，就对陈恩复说：“你看，整我的人上下里外都有，我还有个好儿吗？……老弟，你得支我一杆子呀！”意思是希望在报纸上再给他来一篇报导。

    可是他并没灰心。老伴儿的“见好儿就收吧”的规劝也没起作用。不过他还是不能不准备一手儿。首先，对全队社员的广播讲话，他每次都事先录下音来，放上一遍听听，涂涂改改，再听听，“可别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错误”，然后才拿去放。不能说一句错话，这玩意儿本来就难，可是别看傅贵是个大老粗，他还挺讲究独立思考，不愿意炒冷饭，连语言都得是他自己的，这不就更容易犯错误了？对于政策可能变，他早就有了提防。建房，从砖瓦砂石木料到窗子上的挂钩儿，全部单据都保留起来，为“永久和牢靠”起见，还找来一个大炮筒子，小心收到里头。他叫这是“防变天账”。就差准备炸药了──邻县一个农民盖了个两层楼的猪圈，施工时就准备好放炸药的地方，一旦政策变了，就炸它个片瓦不留，“销脏灭迹”。

    “黑通穷那么多年，也没人舆论，”傅贵暗自纳闷儿，“怎么才富这么一点儿，就老是舆论我，没完没了呢？超过别人就不行？好事只能少干，干多干大了不行？”越想越气，乾脆大声对自己发表起声明来了：“我就不信那一套，不信中国人生来就是受穷的命！你不是舆论吗？我还是照样干。无非是再进一回笆篱子吧？咱们体验过那生活，没啥了不起。”

    有一次，他还真对后事作了安排，和老伴儿研究过他被捕后一家人生活怎么办。

    但是中国毕竟变了。中共佳木斯市委书记周文华上任不久，便特地到黑通大队来，肯定了傅贵的经验。郊区区委书记李杰始终坚定地支持傅贵，多次劝说沿江公社的有些干部．对傅贵要一支二帮。他本人也不断鼓励傅贵，批评他的缺点和错处。一九八二年秋后，合江地委书记兼专员孟传生还到黑通大队住了一个星期，系统地总结了那里的经验，向全地区作了介绍。

  傅贵是并不孤独的。他幸运，因为他活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