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关镇决定新建一个砂砖厂, 利用江水每年冲积下来的大量流砂来造砖。可以担任新厂党政干部的政治人才有的是, 可就是找不到一个根正苗红和政治上可靠的技术人员。找来找去，最后不得不让永远改造不好的郑本重来担当。

    郑本重来到江边。新工厂就将在他脚下，在这块江边沙滩上建立起来。他在工地上走了一遭，心里掂量着这副担子的份量。他是学电的，这几年搞了点机械。这项工程需要土木建筑、化工、锅炉热工等方面的知识，对他都很陌生。对于征服一门或几门新知识，他并不怯阵。问题是他必须管设计、施工、实际上是个总指挥，要管人，而他这个地位……

    周跃华也被调到砂砖厂工地上来。走进工区，她一眼就看见了郑本重。他正在一个人费力地拖一块有百把斤重的钢板。她赶忙跑过去，和他一起抬，一面问他："怎么你一个人干？”郑本重苦笑说：“我叫人，他们不听我的.”周跃华明白了，也就不再追问下去。两个人默默地接着抬。工地上，人早已走光了。周跃华忽然愤愤地冒了一句：“走，不干了！”拉着郑本重就要走，郑本重楞住了。

    路上，周跃华突破了她自己设下的一道界限──不对郑本重讲那些会刺伤他自尊心的事，滔滔不绝地发起怨言来："书记、厂长坐在办公室喝茶水、看报纸，五点钟不到，全走了。你这个‘耍权威’、‘不服罪’的人倒在拚死拚活地干。你还是 个‘臭’知识分子，又白又专，天天追求个人名利！我就看不出你的名在哪里，利在哪里！你就不会拒绝不干？你算个什么？什么也不是，工人不听你的倒对了。”

    这姑娘连珠炮似的指责，倒把郑本重的心说得暖烘烘的。过去也不是没有人对他表示过同情，但是这样真诚、热烈而且泼辣的，她还是第一个。

    “她若是爱上一个人，为了保护那个人，会不惜牺牲她自己的。”郑本重想道，不知为什么，他觉出有一片浓浓的惆怅心绪飘过他的心头。他口里说的却是：

    “我若不干，也是‘耍权威’，‘不服罪’。这我倒不怕。我不过是想干点实在事，也不是没有个人打算──在工作效果里得到一点安慰。工作也可以解除点忧闷。当然，又会有别的烦恼生出来。我明天要找他们谈话。”

    第二天，郑本重果然去找了党支部书记。

    郑本重：“我没法工作。你们给我的责任很重。你们说工人干劲不足，也要我负责。可是工人不听我的，怎么办？”

    T书记：“干革命嘛，干社会主义嘛，不要讲条件嘛。”

    郑本重：“要是我一个人干，拚命也行。可是你们让我管施工，我得组织别人干。我开了工票，会计不给钱，说右派无权开工票。他们不给钱，工人不干，我怎么办？”

    T书记：“干社会主义嘛，干革命嘛，不应该讲价钱。”

    郑本重："什么叫讲条件，讲价钱？你们也到工地上走走，教教我怎么干革命、干社会主义！”

    T书记：“你不要吼！你不要忘记自己的身份？你这是带头闹工资，罪责难逃！”

    郑本重：“这个罪，你加不到我头上。我拿三十六元工资，我是个工人。你不解决问题，工期推迟，我不负责任！”

    郑木重这一“吼”，惹来的结果是：到年底“评审”时，又是他的一笔账──“骄傲”、“耍权威”，原因──“不服罪”，结论──"不予摘帽”。

    帽子不能摘，工作还是干。

    这项工程投资有限，要靠各单位订购砂砖的预付款，经费紧得很，因而郑本重不仅是(当然是没有名义、职称、报酬，但却有责任的)一个工程师，设计师和施工总指挥，还得是一个经济师。他必须精打细算。五大设备，都要修旧利废。

    就说锅炉吧，他跑到氮肥厂找来一个爆炸过的废锅炉。找到锅炉厂，人家说根本无法修复。郑本重不信，他必须不信，因为买不起新锅炉啊。于是又跑到成都，谦恭有礼地打动了一位号称“锅炉大王”的师傅，到新津来实际考查。“大王”围着那个有了几十年资格的锅炉的残骸走了几圈，端详良久。谢天谢地，他的结论是：“修复是可以的。不过必须由高级焊工来作，焊缝质量一定要绝对可靠。"

    老天爷！高级焊工是不难请到的，可是一天工资就得要十几元，哪里来的钱呢？……思来想去，任务落在了那个自信心很强，也很认真的姑娘周跃华身上。郑本重把锅炉的情况、修复的要求都对她说了，问她：“你能不能焊？焊缝的要求是不许有气泡、有杂质。办到办不到？”说完，郑本重又觉得口气太重了。不知为什么, 最近每见到她，总想逗引她笑笑。

    那姑娘想了一会儿，答道：“焊我是能焊，只是高压的东西我过去没焊过，我有点不敢。”

    “那没关系，你焊，我给你当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