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O年，二十二岁的郑本重重返故乡──新津县。人家讲究衣锦还乡，这个年轻人却身穿一套破旧(但十分整洁)的布衣，头戴一顶“右派”帽子，大模大样，大摇大摆地回来了。看那副近视眼镜后面充满自信的眼神，黧黑面孔上一闪一闪的微笑，不仅没有一点有愧于“江东父老”的意思，甚至还有几分十年前解放大军剿匪后凯旋归来的气概呢。

    行人看见这个后生，暗暗惊奇：他准是外省人，那边每月粮食定量大概比十五斤、十九斤高得多。他们哪里晓得，这个后生看见家乡不尽的江水和遍地青草，就觉得同他近两年呆过的地方相比，新津县堪称天堂了。

    一九五九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成都工学院的“右派”学生郑本重，抱着脱胎换骨、立功赎罪的决心连打五次报告，要求到“最艰苦的地方”去改造自己。在离西宁五百公里、荒无人烟的工地上，他充份体验了天然的和人为的艰苦：每月工资三十几元，一个人每月伙食费倒要五十多元。每人一天领到半杯水或一小块冰──要洗脸就别喝水，要解渴就别洗睑。半年理一次发，一年洗一回澡。这些，竟都未能改造掉他喜爱整洁的习惯，谁也不知道他那身衣服是怎么洗乾净的。饿肚皮、吃青苔，也没整掉他乐天的气质，没整掉身上的“学生气”──爱哼个歌儿什么的。脱胎换骨，确是不易呀。

    他在家乡的大江裹足足泡个够、游个够、洗个够以后，就躺在沙滩上遐想起来：水呀，你原来是这么可爱的东西！活到二十二岁上，他才真正懂得了没有水就没有生命。他在睡梦中都幻想过得到一杯解除乾渴的水。现在，他躺在一条滔滔不尽的大江旁边，这是多么幸福！这是不是也象徵着他的命运有了一个转机呢？当然是，他是学水力发电的，而四川的水力资源又冠于全国。他在这里必定可以大有作为，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

    不久，他真的来到一个水电站工地。他白天施工，晚上给工人讲技术课。工人们喜欢这个年轻的知识分子。他干起活儿来玩命，可以三五个晚上不睡觉，除了那副近视眼镜，跟工人没有什么两样。那年年底，工地的基层组织打了报告，根据郑本重的实际表现，同意摘掉他的右派帽子。县委一查，没有这个人的档案。写信到西北原单位查询，答复说“该单位已经撤销”。再问温江地委统战部，答称：据查，该员档案已转新津县。   

    郑本重挨过饿、挨过斗，从未慌过，这回他却慌了。别看档案不过是一个纸口袋，它却装着你的来历、你的身份，是关于你本人存在的凭证。说来也怪，失去它，郑本重大学毕业的资格、关于五七年以前历年良好表现的鉴定等等，即他的过去中那些好的东西，便一起消失了，但是他的“右派”身份却可以完整无缺地保存下来，而且随着档案袋的丢失，也失去了改变这个身份的依据和希望。这是最可怕的。眼前一个问题是：无法证明他来四川是经过了合法手续，他可能是私自逃跑，他肯定是害怕艰苦跑回四川来的！

    果然，“小四清”运动一来，“右派”身份和“私自逃跑”就使郑本重成了阶级斗争加倍理想的靶子。电站领导人举出他第一条罪状是“腐蚀工人阶级”。郑本重不服。领导人涨红了脸，声嘶力竭地大喊道：

    “你说，你为啥给工人讲业务课？你明明自己‘白专’，还要把工人阶级也引到‘白专’道路上去，这不是腐蚀是什么！”这是我们对理论的一个创造性发展，郑本重那点马列主义哪里够用？他只能无力地辩解说：

    “我是搞业务的，当然只能讲点业务……”  

    “不对，”对方还有杀手裥：“你还用黄色的东西毒害工人阶级……”

     郑本重一愣：黄色？他读过万卷书却不知何为黄色？他在大学时代谈过一点恋爱，但还不等发展到接吻的阶段，就丧失了恋爱的权利……他只是有一次应青年工人的要求讲过五十年代他看过的一个电影，其中有一对男女青年相爱的事。岂不知到 了六十年代中期，爱情本身就已经是“黄色”的了，郑本重何以辞其咎？况且，凡“黄色”皆资产阶级货色，是革命的对像，因而批判者自然而然地得出了一个政治结论：   

    “郑本重这个没有改造好的、坚持反党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大右派，在反革命道路上越滑越远！”

    “你拿出事实来！”郑本重忍无可忍，大吼了一声。

    他又错了。事实？在一切都要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的年头，事实岂能例外？突出政治，政治需要高于一切，既可以使事实为它服务，也可以根本不要事实。

    这个晚上，郑本重懊丧透了，心想：“我白天黑夜干，一个月只拿二十六块钱，还搞了几项技术改革。我作事，让别人去出名、受奖，我都心甘情愿，我只求你们承认我做的是好事就行了。怎么又‘朝反革命道路上越滑越远’了呢？要整你，你是跑不脱的！”

    大约是从这时起，郑本重对中国事情的认识稍稍前进了一点。档案里那几张纸，竟比他一个活人的份量还重。其实，不就是因为档案袋里的几行字，他郑本重才变成了人下人吗？为了那几行字，他已经用去几年的时间拚命工作，并且继续下定决心要付出他全部精力和时间去“赎罪”。他本来是没有罪的呀！但在他之上和在他四周，五十年代已经形成一个奇异的强大力量，能够迫使一个好人自觉地相信自己是罪人。他要赎罪，就得工作，但是现在要想得到赎罪的机会也很难了。他的档案袋虽然后来在派出所楼上的一堆废纸底下找到了，但是由于他顶撞了领导，还是被赶出电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