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二年五月的一天，有一个姑娘走进新津县建筑材料机械厂(就是原先的机电厂，规模扩大了，迁到新址)的大门。跨进厂门以前，她站了一会儿。一个正在修墙的人惹起了她的住意，他全神贯注，动作紧张，麻利，铲灰，拾砖，砌墙一些机械动作，熟练中带有一种说不出的美。这本是两三个人的活儿，他怎么一个人干呢？这人还戴着眼镜，像个知识分子嘛，汗水从额头流下来，也不擦一擦……他神情和姿态里有某种东西她觉得面熟，好像在哪里见过他。

    周跃华迈进这家工厂的厂门，心里老大的不高兴。她是一九六九年的高中毕业生。十七岁那年就工作了，进过几家国营厂，都因为工厂停工，失去了工作。新津建材机械厂，工人成份复杂，“社会渣滓”多，在县城是有名的，她是万不得已才同意到这里来暂时栖身的。一看那两个草棚车间，污泥满地，她又皱了皱眉头：这哪里像个工厂！

    周跃华是个电焊工。像一般贫困家庭的长女一样，她成熟得早，政治动乱和她在几家工厂的经历，更使她懂得了人世间的复杂。她在工作的间隙，留神观察着四周的一切。

    最触目的还是那个砌墙的人──郑本重。他好像是技术总管，人们什么事都找他问，但他又是一个很特别的工人，而且所有的工种：车、钳、焊、铸、刨、铣，他都干。他也常常过来和周跃华一起搞电焊。起初，周跃华想躲着他。因为她一进厂，陈“冶保”就指着郑本重的背影告诉她：“这个人，你不能喊他师傅。”高中毕业生周跃华是尊重文化和有文化的人的，听说这人是大学毕业生，不称他师傅，称什么呢？总不能喊他名字吧。这使她为难。

    但是她却抑止不住自己的好奇心，不由自主地常常用眼角扫他──看着他干活，是很吸引人的。几十斤重的砂箱他一个人一搬就走，切削精密部件时，他又比女人绣花还仔细、认真。周跃华干过好几年电焊了，郑本重给她示范焊一种新部件时，她也不能不敬佩他的效率和质量。他身穿满是油污的工作服，脸上也是汗和黑，可是一下工，他就是另一个人了──擦洗得乾乾净净，换上一身既无污痕也无皱褶的旧布衣。他引起周跃华的好感和尊重。当她发现可以回避掉“师傅”称呼又不唤姓名，就像别人一样喊他“眼镜”时，高兴极了。不过头一次冲着他叫出这带有戏噱味儿的两个字时，她还是脸红了，觉得毕竟有些失敬。

    第一次发工资时，她在工资单上扫了一眼，不禁一惊：“郑本重”名下，写着“36.00元”。这是全厂最低的工资呀！他管的事、干的活比哪个都多，他加班次数也最多。这是为什么呢？她已经知道他是个“右派”。但她的朴素逻辑是：既然你肯把这么重的任务和责任交给一个“右派”，为什么在报酬上这样吝啬，这样不公呢？

    每一天，她都会见到使她不平的事。她几次听到工厂的业务总管邓学民对这个、那个工人说：“不要听他的！”这个"他"，当然指的是郑本重。陈“治保”则经常和工人嘀嘀咕咕，不是收集对郑本重的不满，就是说他的坏话，挑拨工人对郑本重的不满。周跃华还不懂奥秘何在，但她凭直感作出了判断，她更加同情这个不幸的人了.

    工厂来了一个突击任务，要造一台鼓风机。有很多焊活儿。郑本重来找周跃华。姑娘放下焊枪，站立起来，一只手抹了抹脸上的汗水。

    郑本重揪着她手里的防护面罩，问道：

  “有一块一公分厚的钢板，二三公尺长，要焊，得用啥子办法才能防止它变形呢？”

    郑本重对于要在一起合作的人，照例要摸清他的水平。前半句话他是一本正经说的，到中间却变了调子。眼前这个姑娘此他小得多，不知为什么，他想逗她发笑。

    周跃华的自尊心立即警觉起来：“这是在考我呀！”她板起面孔，对答如流，同时盯着眼镜后面的那双眼睛，见那里没有恶意，似乎只有一点友善的戏噱，她对这人的好感反倒增强了几分。

    周跃华注意到，郑本重一听说“开会”两个字，就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立即匆匆结束手上的工作，中断和别人的谈话，一个人走开了。

    她知道，只要郑本重不摘掉“右派”帽子，他就要低人一等，他的自尊心就要忍受一次又一次的伤痛。她听见邓学民私下咬牙切齿地说过：“郑本重要摘帽子，除非是下辈子！”

    替郑本重想，他应该和邓学民搞好关系。可是他却常和他吵。也怪，为的都不是他本人的事──他三天有两天加班，节假日从不休息，却一天加班费也拿不到，从未见他争过，倒尽是为别的事──生产秩序混乱，产品粗制滥造、原材料严重浪费以及工人劳动报酬上的厚此薄彼等等，同邓学民争吵不休。

    一劳永逸地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是建立合理的管理制度，而这就必定要触动邓学民的命根子。他正在靠秩序混乱、漏洞百出来吮吸工人的血汗和控制工人的。若是把劳动调度和工时定额都精确规定下来，他怎么能随意把最轻松的工种和收入最高的活路分配给他的家族(已经有六个人进厂了)和亲信，并视人的亲疏来确定工时长短和报酬的高低呢？被他用这种手段拉过去的人是越来越多了。顺着他的，一个徒工，一月可以拿到一百多块钱，一个工人三十天可以拿到七十多天的加班费。拗着他的呢，有时连基本工资也拿不到。

    郑本重和邓学民代表两个极端，两种势不两立的力量。周跃华惊喜地发现，工人们了解很多情况，大都对郑本重怀着很深的同情，就连被邓学民拉过去的人，有的心里头也是非份明。“只有郑本重一个人敢和邓学民斗！”──这是很多工人一致的看法。周跃华听了，心里又高兴、又难过。难过的是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集体所有制的工厂里，只有一个“右派分子”敢于为维护集体的利益去和坏人斗争，而全厂工人竟只能袖手旁观，听任邓学民一个人主宰着工厂的命运。

    到了一九七二年年底“评审”郑本重的摘帽子问题时，结论自然也是捏在邓学民手里。郑本重辛劳一年，斗争一年，得到的评价是：“右派分子郑本重以‘技术权威’自居，目无领导，骄傲自负，说明他并未服罪认输，决定不予摘帽。”

    对于摘帽子问题，郑本重已经不像前几年那么迫切了。他淡然一笑，对周跃华说：“我算得了什么？那么多开国元勋和大人物都倒下去了。”发生在他眼前的一件伤心事，就是那位好心的廖镇长被“造反派”、镇革委会主任许华孝活活逼死的惨剧。许华孝他了解，一起运过石头，是个吃喝嫖睹俱全的败类。廖镇长就因为批判过他，被他打得死去活来，断了几根肋骨，悬梁自尽了。

    “我相信，总有一天历史会作出公正的判断。”郑本重对这位姑娘说，“我觉得我不比那些共产党员差。比表现，比贡献，我比有一些党员还强得多呢。”

    周跃华把她所认识的一些党员一个个同郑本重作了比较，觉得他的话有理。这就在她素来不大关心政治的头脑里又一次引起一个骚动：“一个最下贱、最反动的人，怎么会比那些伟大、光荣、正确的党里头的人，那些当官的还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