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书总算写完了，但是没有写好。也许再改上几遍会好一些?却又没有把握，因为很可能不是书没有写好，而是我这辈子就没有过好，但又可能不是我一个人，而是这六十四年或更长的时间里，中国人的生活就没有过好。那么，要改的就不是书，而是我的历史或甚至我们民族的历史了。
多么想重新再生活一遍!然而一想，那又会十分可怕。因为那一来我可能会变成全然不同的另一个人，会过于聪明和过于小心，而我这一生假如说有什么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我不很聪明也不很小心。
我们这个民族大约是过于古老也过于聪明了。有过多的善于明哲保身的人，又有过多看破红尘、远离世事而不放弃人间享乐的人。那往往是非常聪明的人，看着他们宁愿无所作为而深得其乐，我实在为他们也为我们这个民族可惜！因为在中国，已有过多的超人才华自生自灭，终身不被人知也不为己知，无声无息地走入了坟墓。
我未曾测验过自己的智商，但可以推想自己少年时代便不是一个聪颖的孩子。上学时成绩靠前，但从未进入前二名。有些课程如数学、化学，因无兴趣，学得便很吃力。我不是一个不肯刻苦学习的人，但命运给予我的学习机会又太少了。近三十几年特别可怜——当我有时间读书时，我先是必须劳动，后来中国又无书可读；而当我可以得到很多书时，我又再无时间可以读书了。我多么渴望能坐下来两耳不闻窗外事，每天读它一本书——即使按这个速度，又何尝能读完必读的书！一九八八年来美国，读书便是我的一大心愿，但仅仅在九月初我试过几天，就再无机会了。
这一生有太多想要做而未能做完的事。我的童年只有很短的时间是在可以放风筝的乡村中度过的，而当时自己正好是爱放风筝的年龄。后来就再也没有条件放风筝了。一九五六年冬，我为四岁的儿子买了一个大风筝，决定明春陪他放风筝时过过瘾。然而第二年春天我是那么忙，儿子也实在太小：到了第三年的春天我却必须远到他乡去接受改造了。
现在，我应该可以带孙子放风筝了。然而我却必须滞留在一个不属于自己的国家。而且，北京最适于放风筝的天安门广场上空，飞着的不是风筝，而是向示威学生撒戒严令传单的空军直升机!我几时才能和我可爱的孙子、外孙拥抱，也决定于号称人民军队的军队继续以中国人为敌要多久。
去春离开中国赴美国时，我是不那么热衷的。如果我的政治环境正常，我宁愿到一个县里住上一两年。我知道，中国的两干多个县里，那些小镇和村庄里发生的变化对于中国来说是至关重要的，而我对它们的直接了解却太少了。
来到美国以后，又面临着一个抉择：是埋头读书写书呢，还是应热情的中国留学生邀请，去向他们演讲呢?我选择了后者，因为海外留学生，渴求知道中国的真实情况，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决定把中国大陆的真实情况不加粉饰地告诉大家，尽管我知道，只要我的话触怒了中共当局，我便会丧失今后在大陆活动和发言的权利，而只有大陆，才是我真正的活动场地。
于是，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讲授“中国当代文学与社会”的同时，我开始接受西岸一些大学的邀请去演讲。到哈佛大学参加尼曼基金会的活动时，又到东部、中西部和南部的大学去演讲。到一九八九年五月，我已经在美国的四十几所大学做了演讲。除几家中国学生很少的大学以外，在每一所大学我必须讲两次——一次公开演讲之外，再为几百名中国留学生和他们的妻子或丈夫专讲一场。我和妻子在穿梭般的飞行中，到过美国东部、南部、中西部和西部的很多地方，然而竟无暇一顾当地的景色和名胜古迹。在洛杉矶住了半年时间，去了很多所大学，却终于未能去看看近在咫尺的世界闻名的大赌城拉斯韦加斯。我们去了风光明媚的佛罗里达，却竟没看到海，只做了两场演讲，过了一夜，便匆匆转道去了北卡罗莱纳州。
在这期间，按我的本意，应该读书。我自知自己对于一个世纪以来西方人文科学的发展几乎无知。我必须使自己从理论上更好地武装起来，把中国社会的十分独特又非常复杂的问题认识得更清楚些。苏联和东欧又有那么多事情需要我了解！在国外这段时间，又是一个极难得的机会，可以使我用小说的形式把自己多年来对于中国的观察、我熟悉的那许许多多人物、事件和由中产生的思想以较报告文学更高度的概括表现出来。然而我却找不到时间可以安闲地坐下来......
一九八八年六月，当我和朱洪去法国和西德访问的时候，缅甸历史上空前规模的学生运动开始了。每天早晨我第一件事就是去买报纸，看昨天仰光街头的示威游行又有什么进展。那里，人们对于奈温将军的贫穷而又专制的社会主义曾忍受了二十七年之久，现在终于忍无可忍，起来推翻它了。那么多人走上街头！手无寸铁的学生们和和尚们，竟迫使统治者必须几乎每隔一个星期，便更换一个政府。我的心不时转向中国，焦急地再三询问自己：“中国人民几时才会奋起呢?”四十年来所未有的通货膨胀已经使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人们也看到这是中共政权纵容官僚特权集团胡作非为又无能治理经济的结果。为什么还能忍受下去呢?中国人为什么就不能像过去南朝鲜的学生和工人，像今天的缅甸的学生那样起来，不怕牺牲一切地去和暴政作斗争呢?我甚至怀疑在中国人身上，中国的哲学、医学中历来颇为重视的那种称作“气”的东西，是不是因长达四十年的恐惧与失望而耗尽了呢?
这时，正是一九八七年初以来弥漫在大陆的失望、悲观、沮丧和颓唐的情绪愈益严重的时候。然而我不同意许多人的悲观论调。我不相信经过十年文革而觉醒，又在经济改革中获得更多自由的中国人，会自暴自弃，仍然任人摆布自己的命运。
但是就连我也没有料到，四月间胡耀邦的逝世引起的北京学生示威运动会演变为中国历史上空前壮烈的民主运动。全世界的目光被吸引到北京。四月下旬，我和朱洪决定，放弃康乃狄克州三一学院为期一年的聘请，提前回国。后来我们又作过两次回国的决定。但是四月末邓小平决定不惜流血也要镇压学生运动，五月二十日李鹏政府悍然宣布在北京实行军管，以及最后六月四日对北京市民和学生的大屠杀，使我们不得不三次改变归国的计划，而最后的结果是我们非但不能提前返归祖国，反而成为流亡者，有家归不得了。
像所有没有丧失理性的中国人一样，我没有料到邓小平集团会悍然决定血洗首都，也没有料到他们还会在全国实行狂搜滥捕，随意枪决许多优秀的中国青年人。疯狂一词已不能解释他们的所作所为了。六月四日，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时，我心中浮现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这些政治狂人怎么会连这个问题都没有考虑呢——!他们将如何对中国继续进行统治?
显然，由于这伙靠枪杆子起家的武夫长期迷信武力，蔑视人民而又惧怕人民，他们已然丧失了理解中国人的能力。他们一定以为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中国人仍然像二三十年代那样可以听任军阀的宰割，或像五六十年代那样盲目信从以“中国共产党”名义发出的任何指令、说教、或欺骗。
表面看来，他们似乎达到了目的。在弥漫全国的白色恐怖下，中国似乎又回到了一个无声的时代。然而实际上从此开始的却是一个对于统治者说来，比他们向人民作出妥协要可怕得多的时代。
天安门广场上和平斗争的火焰被扑灭了，然而这火焰却在无数中国人的心中燃起——善良的中国人民在屡次受害、上当之后仍然没有完全抛弃对中共一小撮反动分子的最后一点点期望和幻想，从此消失了，代替它们的将是不共戴天的仇恨。反动政府在上海枪决三名“暴徒”之后的几天之后，一列火车被爆炸。这是一个重要的信号。人民的愤怒将使各种早已有之，但几倍于以往的暴力反抗活动伴随着早已有之但今后规模要广泛得多的怠工运动，将使这个政权一天也得不到安宁，使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加剧发展，最终把他们彻底埋葬。
我曾为中国共产党实现和实行对全中国的统治贡献过我的青春，而现在党内少数法西斯分子既背叛了全党，又成为人民公敌。我们这一代人曾以为自己献身于中共所领导的斗争可以使我们的子女生活在一个自由幸福的新中国，而此刻，我们下一代中的优秀分子不是已经惨死于屠刀之下，便是在被疯狂追捕之中。我在大陆的几乎所有老年、青年和中年友人，大都成为中共反动派的迫害和通缉的对象。少数侥幸逃到国外的，也和我一样成为流亡者。而这些，却是发生在我们这个“人民共和国”即将庆祝它成立四十周年之际！
抚今追昔，我并不感伤。四十年来中国人所付出的惨重代价，看来都是不能不付出的。既然一九四九年他们那样欢天喜地迎来了这个政权（在最初几年，它确实为人民做了很多好事），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又那样顺从地接受和容忍了这个政权的统治，夫复何言!然而现在中国人民变了，他们不再能容忍这个政权了，而执掌这个政权的几个老人和他们所代表的官僚特权集团却既不肯改变自己，又不愿交出政权，那么等待他们便只能是灭亡。诚然，人民还将付出血的代价，然而他们必定会摆脱这个像章鱼一样吸附在他们身上的嗜血的怪物。
这就是中国人民从政治上的童年状态进入成熟时期，由等待他人解放自己过渡到自己解放自己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我曾经和我国人民一起受骗和受苦。但我并不羡慕那些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人，因为回顾三十余年来的风风雨雨，我得到的东西比我失去的要多。我能在自己生命的后期看到光明的到来，而我毕竟曾经和将要为这光明做出一点贡献，这就是一种幸福。
一九八九年六月四日之后的一个早晨，当我走过哈佛广场旁的露天咖啡馆，看到人们坐在半是绿荫、半是阳光的椅子上悠闲地翻看报纸时，我第一次感到安宁的可贵，因为这时我的朋友们正在中国大陆上，在死亡的威胁下四处寻找一个庇护所。我从来没有像那一刻那样懂得自由的价值。
然而我知道，也正是在这个时刻，我国人民更加接近了一百余年来梦寐以求的自由。四十年来，中国的统治者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众叛亲离，遭到全世界的敌视，从未曾如此脆弱，以致必须靠谎言以及对一切可疑者斩尽杀绝的办法图求苟安。他们的罪行远远超出毛泽东在文革期间所作所为，他们所享有的人民的信任却不及毛泽东的百分之一，而中国人民的觉悟程度又百倍于当年了。毛泽东曾以他的一整套意识形态和个人魅力使全中国人民盲从和迷信，邓小平却一无所有，所能依恃的唯有武力而已。
丧钟已经敲响，中国埋葬它的最后一批封建军阀的日子已经不远了。
一九八九年六月底于洛杉矶
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四日，定稿于哈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