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太能适应环境的变化了。昨天我还红得发紫，是到处听到赞扬和看到笑脸的“时代先驱”，今天却忽然变成臭不可闻的人民公敌。我和我的全家遭到奇耻大辱，又看不见有什么可能从这种地狱般的苦境中解脱出来。而我居然没想到去死！

我曾经那样爱过的世界，忽然变得陌生了。阳光是黯淡的。一切欢声笑语都好像离我很远。

我没有想到去死，直到十年以后。是什么力量使我还有兴趣活下去呢?是妻子依然如故的爱?是我爱之如命的儿子和女儿?都是。但是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力量促使我活下来：我并不认为这次失败会是永久的：我少年时代那个不因家贫和失学而甘屈人下的顽强的上进心，现在演变成同样顽强的一种心理：我承认自己失败了，但我不认为它是永久的：有朝一日我仍然能获得我失去的一切，甚至我还会写出比一九五六年那些东西更高的作品!

我曾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或不予承认了——资历、能力、职位、待遇，直至任何一个人都享有的从事适合自己条件的最普通的工作的机会。真的变得一无所有了。还要更坏：全民公认的罪名的耻辱要背在我和我妻子儿女的身上，永世不能解脱。留下来的只有这条命（皇恩浩荡，比斯大林慈善多了），这赤条条的躯体，然而也是被染黑了的。

《中国青年报》编辑部一百余人中定为右派分子的十七人，一九五八年三月和“好同志”一起到山西省平顺县去劳动。那里是太行山区，就劳动的艰重和生活水平之低下而言，是农村中的农村。

当载着我们一伙人的一辆卡车缓缓登上太行山时，天空一片昏暗，雪花静静地落在面无表情、像石雕般一动也不动的人们身上。一年以前的此时此刻，这些人还在为毛泽东关于民主化的诺言而欢欣鼓舞，心怀壮志，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和勇气潜入生活深处，上下求索，以为自己将大有作为。现在却默默地被送往流放地——变成一堆任人摆布的肌体，围坐在卡车车厢的四周面面相对，却又并不真正看着对方，他们的灵魂将在那里被缓缓地扼杀。一个个都麻木漠然，好像连感觉都已不复存在。我们中间一些人，去年还是无话不谈的知己，现在，在漫长的旅途中却没有一个人愿意说一句话。大家在默默地向自己那有过追求、爱情和关于至顺的幻想的过去告别，同时对于即将开始的未来感到一片茫然。表面上每个人都已向命运屈服，承认了自己确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但是，我以自己的状况来忖度，又觉得他们也并未真正服输。我是十五人中“罪恶一最深重的一个，既然连我在内心深处都不认为自己是右派，这些“罪行”和我相比简直是微不足道的人怎么会认定自己是罪人呢?

这时，我曾设想，假如一小时后有一个党中央派来的人向我们宣布，反右派斗争搞得过头了，大家可以为自己辩解，这些人一定会一无例外地站起来，争先恐后地诉说自己的寃屈。

 一年前的这个时候，这些人都是政治生活中最活跃的分子，现在则成了一具具僵尸。坐在我对面和身边的，有几个人曾是最好的朋友。现在我们遭到同一种不幸，然而它并未使我们靠得更近，反而彼此疏远了。我不相信有一个人真正认为自己被划为右派是罪有应得：心中没有一点委屈。然而在这个时刻，每个人对另一个遭难的人都说不上有什么同情或爱。我们此刻的目的是改造自己，这就必须憎恶自己，也憎恶和自己相同的人。

这个春天值得历史家仔细记载。几十万名中国知识分子中的优秀分子正在奔赴思想改造的营地（很多被定为右派又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则是被押送劳改营），许多人将在那里找到一块墓地。

同时，反右派斗争并未停息，还要有几十万人跟随我们走来。

三十一年后追忆往事，我怀疑：毛泽东真的认为有那么多人反对自己吗?同共产党发动的任何一次政治运动相比，对右派分子的打击是最凶狠、最残酷的，这是为什么?卑微的我都预感到这场运动将使六亿人万马齐喑，难道毛泽东竟料不到反右运动会带来全民的沉默吗?

也许这正是毛泽东所要达到的目的?至少从效果来看是如此。继一九五七年对于知识分子的大镇压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一九五八年对于全国农民的大剥夺。

此时坐在卡车上的十七个人，倘若不是已经定为政治罪犯，在即将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中，必定是最勇敢的反对派。

我和三名右派，被分到平顺县的羊井底村。另有几名“好同志”，也到这儿劳动，他们是为了锻炼和提高。

羊井底村的男女老少都跑出来，好奇地观看这批北京来的干部。一眼望去，好像满山上都站满了人。仔细看去，原来他们是站在一个个窑洞门外，而窑洞是依黄土山梁的地势一层层地建上去的。

作为一种宽厚，起初不宣布我们这些人的政治身分，但很快农民们就猜出我们是政治罪人了。奇怪的是他们和城市里的人不同，并不对我们表示轻蔑和疏远，甚至还更亲切些。不久我就明白了这是为什么。我的房东刘二孩对我说，这个村子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一个为人很好的村干部遭人诬陷，被枪毙了。他把我们也看作受寃屈的人。“就是因为说了共产党不爱听的真话嘛”。

农村的劳动我连见都未见过。活了三十三年，从未干过体力劳动。这里的田地全是梯田，春天要把种籽、肥料和抗旱点种的水全都肩挑到山上去，秋天再把收下来的一切全部挑下来。农民心疼和可怜我们，让我们从三五十斤重的东西挑起，我仍然摇摇摆摆大出洋相。但到秋收时我便能挑起一百五十斤重的玉米健步如飞，肩不离担走五里路了。

除非摔死一只山羊，长年不见荤腥，连油都很少见。最初我看着那些从材料到做法都很生疏的食品，简直难以下咽。但农民们对能吃饱肚子已相当满足。他们都是从河南省林县逃荒到这里来的。几代人的汗水把贫瘠的山地改造成抗旱能力很强的“海绵田”。大批果树挂果后，一九五七年每个劳动日的收入已达八角钱，以当时的币值，已经很高了。一九五六年从初级社转为高级合作社，并不是农民自愿，但也都接受了。我们去的那年春天，家家有余粮，户户有存款。农民们穷怕了，舍不得花钱。

 预期一九五八年农民的每个劳动日值将猛增到二元五角。这是完全能够实现的，如果伟大领袖不发动一场“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的话。

倘若在一九五七-一九五八年代我们这些人能预知我们将戴着“右派”帽子（摘掉之后仍然被视为“摘帽右派”）度过二十一年痛苦的岁月，我怀疑这十五人中能有几人会愿意继续活下去。当一九五八年年初团中央一位秘书长到火车站上送行时说我们必须准备在农村中度过三年至五年时间时，我已经觉得长得难以忍受。而后来实际上我在这种同妻子儿女相隔离状态下在农村劳动了十三年!当然最大的痛苦还不在这里。每个右派分子身上都印着无形的却又是人人得而见之的烙印，他们将比刑事犯罪分子更受蔑视与贱视。我们是地地道道的“不可接触者”。

更令我不能接受的是反右期间对于我以及其它人的“独立思考”的批判。一个人不能用自己的头脑去分辨是非，只能按某一个党的领导干部的意见来说话和行动，这还是人的生活吗?下乡不久，见到《北京日报》上一篇社论，标题是《共产党员必须是党的骈服工具》，我更加惶惑了。按照当时的政治习惯，对于党员的要求也就是对于全民的要求，也便是对我的要求。中国人已经过于驯服、过于循规蹈矩而缺乏独立精神了。我设想自己怎样作为“驯服工具”度过一生，那将是何等苍白、无聊的日子!我预先感觉到这种痛苦，并为今后痛苦的一生而痛苦不已。

刚下放时，我曾认为右派问题既已作了结论，那么这一切都已经成为过去了。犯了错误，受到严厉的惩罚，这就够了。错误已经成为历史，从今我只不过是一个犯过错误、不再是共产党员的干部而已，在其余方面我和其它干部一样。

在下乡后召开的第一次右派小组会上，我流露了这个观点，立即遭到负责我们思想改造的“好同志”的严词训斥：“你还戴着右派分子的帽子呢!”我这才知道不仅要在农村长期劳动，而且还要戴着一顶政治敌人的“帽子”劳动。

毛泽东确是比斯大林高明得多。何必把反对自己的人统统杀掉呢?给以严惩，又戴上“帽子”，他们若继续“作恶”，那么还有一个“劳动教养”乃至判刑后的“劳动改造”等着他呢。当年若像斯大林那样把政敌和地主富农以及反革命分子都杀光，四年以后那个“阶级斗争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又到哪里去找斗争对象呢?八年以后发动文化大革命，也就找不到“地富反坏右”这些特别能唤起革命义愤的靶子了，红卫兵也就没法用肉刑和满门问斩的铡刀来训练革命胆魄了。

“帽子”还有个效用，就是在右派中造成一种竞争态势。从一九五九年起每年都摘掉一小批人的右派帽子，不断促使那些一心想早日摘掉帽子而又摘不掉的右派必须戴罪立功。这就把这支政敌队伍分化瓦解了。最有效的立功方法是告密，揭发同伙的罪行，而果然就有一些右派从劳改的第一天起便向管理人员打小报告揭发或陷害同难者了。

我们这十七名右派之间，更常见的是在定期举行的右派会议上相互批判“改造态度不好”、“坚持反党立场不改”等等，这对于加重“帽子”本身已经给人们心理上造成的负罪感是很有效的。

这是很滑稽的事，然而当时却是很严肃地进行着。滑稽的是彼此都是右派，即共产党的敌人和政治贱民，批评别人的时候用是却是共产党员的标准。那被批评者自我检讨时，也以这种标准衡量自己。这是指批评或自我批评的标尺。至于结论则无不同右派分子的身分相联系，往往就是“对自己的罪行认识不够”、“缺乏脱胎换骨的改造决心”，或者更厉害些：“和党对抗，还想恢复失去的天堂!”

我是这些人中罪恶最重、右派类别最高的，自然经常是批评的重点。我的自我批评也必须比别人更痛烈。我当然也要批评别人，同样毫不客气。这种会往往一开就是几天。每个人都很认真，并无虚应故事或弄虚做假的情况。当然，希望自己的表现能使党满意的动机人皆有之，这就使批评的火力和自我批评的沉痛性更强。散会之后，又是同命相怜、相濡以沬的难友，毫不妨碍彼此的友谊。

人就是这样复杂的生物，连伟大的战无不胜的毛泽东思想都不能完全扼杀这些已经认罪并不断诚惶诚恐地在赎罪的人的良知。当他们心中征讨自我的战鼓稍停之时，往往会有另一种鼓点轻轻敲起：你真的有罪吗?你不一定全错吧?对你的批判未见得全对嘛！

我带了很多书到乡下来。足有三块砖头厚的三卷《别林斯基全集》和同样厚度的四卷《俄罗斯作家论文学劳动》，在中国都还没有译本。我想从这些书中寻找一个问题的答案：是不是无产阶级革命一成功，文学的使命就全然变了，只许歌功颂德而不再需要批判精神了呢?由此可见我对于自己已经签名认罪的右派结论中主要罪状之一是并不服气的。

我的这种屈服，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早日赢得一个与他人平等的地位，即摘掉右派帽子，恢复正常工作。这样，方能解除我所爱的妻子和儿女所受的牵连，多少赎回一些我的罪咎。

也因为我是这群右派中罪恶最大的一个，我自知恢复正常人地位要比他们艰难很多倍。

但是事实上我又并没有真正这样做下去。在心中隐秘的王国里，我依然不甘屈服，不接受失败，相信有一天还会成为一个佼佼者。我在艰重的一日劳动之后还常常就着一盏油灯苦读《战争与和平》，找寻托尔斯泰成功的秘密。我仍然继续打开通向世界的第三面窗子，这一年我利用田头休息时间背完了一本《英日字典》。

破坏我思想改造的主要罪人，不是我常常被批判的“缺乏老老实实的改造态度”，而是既把我定为罪人又要求我进行思想改造的中国共产党中央本身。它在这一年里犯下的错误，不断证明着我并没有全错，甚至全然没错！

从上边层层下达的“高指标”，引起务实的农民们极大的反感。扩大玉米种植面积和大量引进白薯以及深翻地和密植等，都是违反农民意愿强迫实行的。人民公社化进一步剥夺了农民家庭生活中的自由——必须到公共食堂吃饭，不许种自留地。每天劳动不再记工分，干多干少报酬相同。

我的房东刘二孩被分配从事理发专业，于是他的窑洞便成了一个小型俱乐部。晚间收工回来，我一面靠在墙上读《战争与和平》，一面听着农民们（现在已称“社员了”）议论政策的是非。他们根本不避讳我，对于共产党的政策，大发牢骚，大肆嘲弄。有一次他们甚至让我代写一封抗议信。

荒谬绝伦的事不断在我眼前发生。这个山村没有任何地下、地表水源，却想在街中心造一个喷泉。人都没有肉吃，却要在黄土岗上挖出几个窑洞，建动物园养狮子老虎！好好的梯田，必须废弃掉，在上边建造小“万寿山”。这是因为毛泽东关于中国农业的未来有一指示：三分之一农田可以休耕，三分之一可以种植菓树，只须用三分之一种粮。过于虔诚的信徒提前实行了。我自然也成为这些工程的建设者。

接下来就是把全部劳力投入高炉炼铁的创举，任凭丰收的玉米被丢在地里无人收割。上百万斤的白薯也烂掉了。

年终，人们敲锣打鼓地去参加庆祝人民公社化的全公社大会，每个劳力领回一个红纸包。回到家来打开一看：人民币二元正，这就是全年劳动得到的报酬!

那天晚上，二孩（我同一窑洞的伙伴和房东）又拿出他的账本（上面记着他给人理发的次数），在油灯下翻看着，叹息着。他早就怀疑这本帐可能白记，不会兑现的，我多次劝说过他。望着他沮丧的面孔和呆滞的眼光，我心里很难过。

这天夜里我躺在炕上不能入睡。外面刮起风。“这是不是中国农民的叹息呢?”我想。

一九五八至一九六O年中国农村大动荡的三年，我分别在山西和山东的三个县份的农村中度过。亲自目睹和体验了毛泽东企图使中国一步登天，超过英、美，使中国和他自己夺得世界冠军的伟大创举如何把中国农村从生机勃勃变为死气沉沉。人民公社化好像抽干了人民的骨髓，而继之而来的大饥馑又熬干了他们的肚肠，直至夺走数以千万计的生命（主要是农民）。

一九六O年早春，当我步入第三年劳动改造的场地——山东省高唐县的一个村庄时，正值狂风呼啸、黄沙漫天，村里村外不见人影，路上到处是粪肥无人拾拣，家家的院落凌乱不堪，无人清扫。“好像进了一座鬼城，”我想道，“农民连过日子的心都没有了!”

一九五九年，半饥半饱的农民已经普遍运用中国人唯一的合法斗争手段——怠工（还要继续运用三十年的）来表达自己的愤怒和抗议了。每天上、下午集体出工到地头，总要坐下来闲聊半个小时。开始干活后，也常常一起停下来，手拄着镢头（或锄头）、下巴倚在手上，再一次次地闲聊大半天。到中间休息时，点起烟袋一歇又是个把小时。中国的时间就是这样白白溜走的，而全民的倦怠、冷漠和郁闷，也就逐渐使中国人的人种不断退化到以听命和依赖（行政当局）为常态、以无所作为为乐事、视积极进取者为异类的地步了。

我所在的山东是中国饿死人最多的省份之一。下放干部也普遍因饥饿而浮肿。盗窃活动的大浪潮（主要是农民盗窃属于“公家”即国家和集体的财物），明显地是被剥夺了一切的农民对于“国家”的报复。

三年饥馑也给中国带来一点好处：除死掉了比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全世界死去的人数更多的人口以外，活下来的人也饿得无心做爱了。偶尔也有女人怀孕，但不久后月经又来了。农村把这叫“化胎”，实则是因为缺乏营养，子宫已无力吸附胎儿，自行堕眙了。

我饿得双腿浮肿。迈过一个田坎都很吃力。“吃”占有了我的几乎全部思维，并挤掉了廉耻感。我偷吃过地里半生不熟的西红柿。当我身上只有几两粮票和几角钱时，拉着粪车走过北京市街，我几经斗争，仍然抑制不住去买一丁点儿点心吃的欲望。而我明明知道由于我没有工资收入，不能像别人家经常或偶尔买些高价食品给孩子吃，我的几口点心等于是从我孩子的嘴里抠出来的。

我体验到：从人性跨入兽性，并没有多少距离，只须迈出一步......

中国共产党开始退让了。全国城乡的大饥馑和成千万人死于非命，迫使当政者不得不接受比较符合中国农业水平和农民意愿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和自负盈亏，以及包产到户）政策。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也有所放松。在为一九五九年因批评毛的错误而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 子”的人甄别平反之时，右派分子的平反问题也一度提上日程。在试验新政策的省份安徽，大约有三分之一的右派真的被平反了。但此事被毛泽东查知，作出斩钉截铁的指示：“一九五七年的右派不存在甄别平反问题。”于是便全面刹车。经领导授意而写了平反申辩材料的人，一概被视为“企图翻案”而陷入更恶劣的境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