整党是一九八四年初正式开始的。

整党给很多人带来些希望。或者说，几年来社会上的和党内的愈益严重的弊端使人们忧虑、愤慨，他们把解决的希望一直放在整党上，而现在它终于开始了。

其实我有很多理由对这个整党不抱多少希望。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清查“与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运动，应该说已经是对于这个党的第一步整顿。然而在山东，这场运动变成一九六七年起夺权上台的一派政治人物在迫害另一派政治人物十年之后的又一次大规模迫害运动，许多地方这种迫害所采取的手段及其残酷性，不啻于又来一次文化大革命。在辽宁则是重新上台的“老干部”以各种手段包庇作恶多端的四人帮帮派分子。一九八O年颁布“党内生活准则”，要求完全执行，应该说整党已经开始。“准则”里对于高级干部不准享有特权，党员不得以权谋私等，都有明确规定，但四年来这些现象反而愈演愈烈。去年中纪委大张声势，发表告全党的公开信，要求党员干部退出多占的住房，继之又发布指令，限期自报超额居住面积，结果变成一场笑话。在哈尔滨，老朋友向我讲起不少各级领导干部多占甚至抢占高级住宅的事，又告诉我：“至今没有查出和收回一个人的超标准住房！”我问这是为什么，他回答说：“道理很简单。上一级领导干部不敢去追究下一级，因为人家马上会反问他：‘你呢? ’他占得更多。”

在我的每个笔记本上和我家里、办公室里堆积的上万封读者来信里，都可以找到大量例证，述说着许多人按照党中央的指示同贪污受贿、欺压公民的人进行斗争，得不到保护和支持而碰得头破血流的事情。

然而我的天真和乐观，仍然使我常常忘掉了这一切，也忘记了我本人身心上的累累伤痕。这几年我所揭露的问题，无一不是共产党历来声称必须解决的问题，也是此次整党的对象。那么为什么我的日子却一年比一年更难过呢?为什么当我遭到那些省委攻击甚至诽谤之时，听不见党中央对我的一句鼓励呢?

胡耀邦也属于共产党内的天真派。这年年初，他对《人民日报》做出指示说：“整党就要像个整党的样子。今后三年整党期中，《人民日报》要表扬一万，揭露三千。”

我粗算一下，一年要发一千篇揭露性报导，那么平均就是每日三篇，这是前所未有的事!看来还是大有干头。

我并非不知，别说表扬一万，就是表扬十万也易如反掌。批评可就难了。前几年胡耀邦也说过《人民日报》上正、反面报导可以各占七十％和三十％，而实际上批评揭露性报导平均从未超过三％，就遭到上下夹击，《人民日报》就顶不住了。这次胡耀邦的指示，也如关于整党的决定一样，并无具体、可靠的保证。但我仍然认为既然总书记有言在先，还是可以信赖的。形势不同于过去了，毕竟还是要整党嘛!

一九八四年一月，北方最寒冷的时候，我来到西安市。这一年，我总共三次来到西安。我从未在一年里两次来到过同一个地方。

对于我西安之行的主要目标，我起初是没有多大兴趣的。一个陈年老案，战争时期发生的一个农民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之间的债务纠纷，对了解将近四十年后的中国，这个题材已无现实意义，而在我的档案堆里和笔记本上有很多热气腾腾、涉及到几千万人命运的重大现实题材等着我去采访呢。

我本不想接受这个项目。但是事件的主人公郭建英由他长子陪同到我的办公室一坐，立即唤起我极大的同情。几十年在黄土高原上风吹日晒的劳苦生活，把这位七十余岁老农民的脸变成绛色，不再褪去。他无言地、木然地端坐在那里，由他儿子讲述他悲苦的一生。我立即想到歌剧“白毛女”中的杨白劳，那个曾使几亿中国人为他、为中国农民的悲惨命运痛哭流涕的老农民。他的面部没有表情，却在无声地控诉着那些无情的手。

他家乡那个小村庄，穷到这种程度：某一家人哪顿饭炒菜用了油，全村都香喷喷的。光靠全家每人一亩地难以为生，郭建英年轻时便干起人力运输来：受商人的委托，把一些日用杂货从西安肩挑到商县，赚几个辛苦钱。后来他自己经营起一个小小铺面，卖些草鞋、木碗、香烟之类的东西，仍然是自己跑西安采买和肩挑。国民党的苛捐杂税把这么个小生意也逼黄了。

一九四六年夏秋之交，李先念的部队从大别山突围北上到陕南，被胡宗南的军队团团包围在山中，内无粮草外无救兵，只能向老百姓求救了。郭建英在村中算是比较殷实的一户，便被请到山上去洽谈。他出于对国民党的憎恨，又见新四军的士兵在寒风中瑟缩的可怜情景，便答应去筹款支持，甚至把自己身上一条夹裤也脱下来送给了士兵。他连夜赶到西安，凭自己诚实可靠的信用八方求借，弄到一千三百万法币，装在背篓里，加上伪装，长途跋涉到山中交给了新四军五师。他借款的数目比那一带的财主人家都高出一倍以上。

五师的首脑人物给郭建英写了借条，告他随时可以到陕甘宁边区找政府主席林伯渠领取。可是这时国民党已侦知郭建英“接济共匪”，开始追捕。郭建英只好携妻带子逃奔山中，流落到西安。他继续以商贩和运输为生，同时再向他人借钱，偿还旧债。为了向钱庄借款时（利息较低）作抵押之用，他在西安市购下一个砖房院落。

一九四九年解放后，郭建英有意讨还政府欠他的债。那时共产党也确实偿还了战争时期欠下的许多债务——钱和实物。这时郭建英已是兰州运输公司的职员。一次在填写履历表时他顺便写了一下当年借钱给新四军的事，想不到立即遭到谴责：你还想向共产党讨债!他本来就有些胆怯，因为解放前夕他已小有资产：除房产外，他还是半辆卡车的主人。现在卡车虽早已归公，他仍怕把他定为资产阶级分子。从此他就不敢再提此事了，默默地独自继续为共产党偿还债务。

一九五八年在“社会主义改造”高潮之后，又把他的房屋归公。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更残酷的迫害到来了：一家人被扫地出门，到冬季还穿着单衣。原因只有一个：郭建英当年曾借钱给共产党。逻辑是这样的——一九六六年以前：“你既然有那么多钱出借，一定是个资本家！”一九六六年以后：“你既然是资本家，怎能有借钱给共产党的奸心肠?一定是个政治骗子！”

这时郭建英已有六个子女，每月工资只有五十几元。抄家后就更加艰难了。

但是更使郭建英夫妇痛苦的，是他们给子女留下的政治负担。因为是“资本家”又是“骗子”，全家人成了贱民，子女到处受到歧视与侮辱，升学、婚姻、就业都遇到障碍，小儿子在惊吓和欺压之下得了精神病。

从一九七二年起，母亲开始为子女的命运奔走了。一双缠足，又没受过教育，也没在社会上活动过，两眼漆黑，不知找谁是好。还舍不得几个车钱，只能步行。到处是冷眼，常常要在森严的大门外伫立很久，才得到一个纯属搪塞性的回答，叫她去找另一个衙门。于是她就再继续跋涉，去寻找另一次推诿......

到了一九八三年，母亲再也走不动了，老汉心脏病也加重了，夫妇随时都可能去世，那么子女就永远不得翻身了。这时才决定非来北京不可了。致李先念的一封信经由一九四六年当时的陕南军区政委汪锋转呈上去，国家主席批示西安市委要改善郭建英一家的境况。但是市委书记何承华顶着不办。汪锋到西安催促，何承华非但不理，反倒采取了对郭家新的迫害行动——让法院作出无理判决，强占属于郭家的空地兴建楼房。郭家不服，便野蛮地动用武力强行拘捕。

这时，他们找到了我。

但是我最先发表的关于西安的报导，写的却不是郭建英事件。

在一位年轻的业余记者袁春干合作下，我发现了一个奇迹般保留下来的古董——在西安市一家医院里，几乎原封不动地保存着文化大革命十年中缔造下来的政治气氛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文革中夺权的人依然是医院的领导。那时被殴打致残的高级医生仍然随时受到当年打手的威吓：将来我还要打你!被“专政”多年的人至今得不到平反，甚至连恢复原来工作的正当权益也仍旧被剥夺。知识分子、专家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

于是我和那位业余记者合作，写成了一篇不长的通讯《白衣下的污垢》。这是我迄今所写的报导中容量最大的一篇。短短的一篇通讯中，我写了陕西省的一个缩影。这种人与人之间骇人听闻的荒唐的关系，这种善恶与是非的颠倒，在文革过去八年之后至今在不同程度上存在于西安市、陕西省的许多角落，是令人震惊的。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那天清晨播送了这篇通讯的摘要，立即震撼了西安市，人们纷纷去抢购当天的《人民日报》。份数有限，而大家又先睹为快，便不断转手、再三提价，最后卖到二元五角多钱一份，较原价提高了三十余倍。顺应市场需求，机伶的人开动了复印机，单篇文章的复印件卖到八角多钱一张。

这是因为它是建国以来三十五年间第一篇揭露西安市政治问题的报导，而且切中要害。同时，人们的一个误解也起了作用。我在报导中有两处写有“陕北老乡”的字样。我在西安了解到所谓的“陕北帮”的干部把持陕西省党政大权，是这个省长期保守、落后和“左”的一套猖獗的重要原因。我有意指出那家医院的头头和包庇他的上级是“陕北老乡”，确是想摸摸老虎的屁股。但读者们却以为我了解内情，发出一个信号，透露中央要来解决“陕北帮”的问题了，因而特别振奋。其实没有这回事。

在中国的其它省分，乡土关系、亲族关系与裙带关系结成的宗派，在政治角逐中也居重要地位。但在陕西，由于它的古老和落后，乡土感情在政治斗争中的凝聚与排外作用就尤为剧烈，省委书记就说过：“不知为啥，我听陕北人说话，心里就热烘烘的。”因而陕北人盘据要津者最多，连西安市的警察，也大部分都是陕北人。

陕北属于中国最贫穷愚昧，自然条件很差的地区，而那里又是长征以后中国最重要的革命根据地。陕北干部老资格的多，同时他们受教育也最少，地理上远离沿海商品经济发达地区造成的眼界狭窄与思想保守也更严重。人们对我解释陕北干部为什么最易保守时说：他们祖祖辈辈住窑洞，连象样的房子都少见。全国解放后他们一进入西安，看见有这么多楼房和汽车，便非常满足了，以为这和共产主义也差不到哪儿去了。决定一切的大权又握在他们手里，生活又远远优于普通人，就更加心满意足了。他们还把这一切都看作是他们斗争得来的果实，以功臣自居，不能理解文化和科学技术在创造现代文化中的作用，也就不能重视知识分子，而是把知识分子看成无足轻重的人，却又觉得对自己的权威是一种潜在的威胁，因而动辄加以猜忌、排斥和打击。

就在这个陕北人的世界，这个汉民族的发源地，我对中国问题的认识有了一个飞跃。

这当然也是因为我所享有的一点特殊条件。六年来无论在北京或外地，找我长谈的人都很多。我的笔记本上常有不成形状的字迹，都是我疲于接待，与客人交谈到深夜，控制不住瞌睡时作的记录。

但是，我这一生，还从来没有像在西安市度过的这一个月里这样繁忙过。从普通市民、工人到局、处、科级干部甚至前任的省、市领导干部，很多人都欲和我一谈。最后竟出现了这样的场面：在我的住室里，同时坐着两个人或两起人，我和一人或一起人谈，另一位或另一起人等着。在宾馆的大厅，则另有两三人等着。我为人们等我的时间太长而不安，不得不几次出去道歉，并告慰他们说：“快了，大约再过四十分钟（或二十分钟）就可以了。”我无法到餐厅去吃饭，就由等我谈话的人到街上买来或从家里拿来午餐或晚餐，一面吃一面听别人谈话。

到我离去时，火车开动之后我才发觉怎么喉咙疼起来了?一摸，原来是扁桃腺发炎。我一生里这块地方还从未发过炎。

我得到的报偿也是空前的。

发生在西安的很多怪事在中国其它地方也不是不可能发生，但不会搞得这样极端和彻底。二十年前胡耀邦在这里碰到的事，在别的省他也可能碰到，但他不会像在陕西那样被搞得一败涂地，险些被整死。

我在西安时，仍不断听到人们怀着尊敬和同情说起胡耀邦一九六四年在陕西的经历。

这一年三下西安，使我弄通了一个至为重要的问题。

一九六四年胡耀邦到陕西走马上任，担任中共陕西省委第一书记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三书记。那时全国农村“四清”运动已经展开。“左”的倾向本来就是普遍的，因为毛泽东说过全国农村的大部政权“不在我们手里”，这次运动就更加酷烈。然而陕西的残酷和野蛮又更甚一层。胡耀邦到西安市附近的长安县视察，看到许多农村基层干部被监禁，被用肉刑逼供，大为震惊，七天内匆匆跑了八个县，下了几条禁令，像灭火一样制止胡作非为。由此就得罪了西北局的第一书记、陕北人刘澜涛，胡耀邦遭到严酷的批判。直至他病重去北戴河养病，西安的缺席审判仍在继续。

二十年来，由于派系力量的作用，当年批判胡耀邦并已证明是错误的那些人，始终受到重用，同情和为胡耀邦辩护因而属于正确一方的人，则始终受到贬低和排斥。

也许会有人发生疑问：这二十年中不是隔着一个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吗?是的，这正是我受到启迪之处。文革时西安也分为两派。但运动初期起主导作用的和文革中间以及文革后真正吃香以至至今掌权的，并不是“造反派”和红卫兵，而是文革前就受到上峯赏识的那些政工干部、“左”派。

我引出一个结论：在共产党内，凡为人正直、富于人道主义感情、文化较高、善于独立思考而又敢于直言的人，往往也是能力较强的人，都难免遭到打击或冷遇：而那些通晓权术、见风转舵、在整人害人上心狠手辣的人，往往也是满足现状不思进取的人，即使平庸无能，也能官运亨通。

在这个号称“中华民族（实为汉族）的摇篮”的陕西省，汉族的古老传统通过农民的习性注入中国共产党血液中去的东西，比其它省份更为浓重。陕北又是中共取得全国政权前最主要的根据地，有一批二十年代就卷入农民武装斗争的共产党老干部，他们的文化、理论素养同其革命资历赋予他们的高贵身份和极高权柄很不相称。然而（这一点和其它地区一样）权力和地位造成的幻觉，却使他们的自信与做出决策时的随意性和他们的真实能力相距很远。这些农民出身的干部，属于中共党里掌握政权最早的干部，也是战争经历较长的人，因而他们在党内最早享有不受侵犯的特权。而权力的甜头、农民群众的驯顺可欺与战争生活造成的对残酷手段习以为常的心理，又使他们在权力斗争中更无所顾忌。乡亲、亲属、长期共事的上下级关系等造成的派系关系和意识，也较他处为重。

就在这次“四清”中，发生一起至今人们还常常忆起的案子。一个人因仇隙或为表现自己“革命”而加害了另一个人，这是司空见惯的事。但是如此离奇的陷害就少见了：“四清”工作队中的一个女干部一天早上见一只母鸡从邻院啼叫着飞进她住的院落，屁股上滴着鲜血。她的想象力如此丰富，竟然由此断定是住在邻院的工作队一名男干部奸污了这只母鸡！而且这件事竟发展为一起刑事案件，那男人还被西安市中级法院判了很重的徒刑，后来竟屈死在狱中!十四年以后，全国平反寃假错案，中共西安市委书记陈元方，认定这是一起寃案，主张平反，而当年制造这寃案的中级法院的两个院长竟仍然认为自己正确，顶住不改。这个事件又被与陈元方对立的一派政治势力用来攻击他，竟成为导致陈元方等几个领导干部被迫下台的一个因素!

这个所谓“奸鸡案”贯穿了三个历史时期。郭建英要求共产党偿还借款案则贯穿了四个历史时期。我到西安市接触到的不少事件，使我进一步明白了：文化大革命并不是一个突发事件，今天仍在阻碍中国社会进步，使许多中国人陷入不幸与痛苦的那些因素并不是文化大革命留下的“遗毒”，它们有悠久的历史。

一月下旬的一个晚上，一个名叫顾来根的人走进我的房间。五短身材，相貌端庄，显得质朴可亲。感冒造成的嗓音沙嗄，使他听来真率的言谈又增添了可信性。

倘使我事先不是对这个人已有相当了解，便一定会认为他是一个好人。

不用他介绍，我已知道他的身世。上海人，孤儿、家境贫寒的工人，五十年代到西安一个集体所有制的建筑单位当工人，后来又成了做共青团工作的政工干部。现在房地局工作。

在郭建英事件中，他两次扮演过重要角色。一九七O年，他非法占用属于郭家的土地，为一个科长建造一个讲究的四合院。几年前拆除了它，又要在这块地皮上造一幢住宅楼。郭家据理反对，他便依仗经他收买的审判员作出的判决，动用警察和他请来的打手，对郭家老老少少施加暴力，强行拆除郭家在自己土地上建起的临时住处，造成一起轰动一时的事件。

从顾来根在我面前的表现看，他就全然是另一种人。据他说那是一起陷害，他寃屈。我不再问了。我看过他的档案。  

还要过几个月，我才能了解到顾来根这个人对于我认识中国这几十年历史的意义。他纯粹是文革前已推行十几年的那个“社会主义”的产儿。“社会主义”改造把郭建英等很多守法公民的房产变成由西安市房管局管下的“全民所有”的财产，这个“社会主义”又在长达二十年的时间里只准公民生育却基本上不建住宅。于是房产的价值便与人口增长成正比而增长，房地局的权力和这种权力带来的好处也成倍地增长起来。假如这些房产留在私人手里，房主不过靠宅们得到一些房租，而当它们变成“公有”财产，落入代表“社会主义国家”管理“全民财产”的房地局干部之手以后，人民要付出的就远不只是房租了。根据可靠的记载，顾来根和他的一伙在文革期间多次用住房换取枪枝弹药发动武斗。在“全民所有”的房屋里设置黑牢，私设公堂，残酷拷打从“战场”上抓来的另一派俘虏。顾来根用他手里的四万多元房租给打手们发工资，过花天酒地的生活。

“社会主义”用一只手造成住宅恐慌，用另一只手按照“阶级路线”提拔重用顾来根这样的流氓，让他们去利用住宅恐慌大捞私利。顾来根既善于巧语哄骗人，又擅长以各种手段刁难、欺压人，所以成了西安事件逼迫“拆迁户”动迁的第一号能手。同时，他手里掌握一大批供拆迁户用的新旧住宅，他从私相授受中得到无穷的好处。在郭建英一案上，他就用房子收买了两级法院的审判员、律师、公安局的官员和出证者。

还在火车上，我就听到西安市一位干部说：“在西安，两个人吵架时，一方若骂对方‘你是国民党!’另一个人常会还口说：‘你比国民党还坏，你是房地局！’”我很惊讶。

在西安看到的很多于人民、于共产党都十分不利的事，使我产生了一个疑问：干这些事的都是共产党干部；然而即使共产党的死敌，所作所为也不过如此吧！    和文革时期相比，总算有了一点进步，不再把反对或威胁自己的人抓起来或杀掉了。现在采取的是另一种方式：免掉你的职务，不给你事情干，工资却照发。凡属宿敌，或不肯同流合污，对多行不义的领导有所不满，或按照中共的政策行事而违背上司旨意者，多成了西安街头的闲人，几年几年地没有工作。

能力越强，工作越是出色的人，越难立足，因为你不是那些蝇营狗苟之辈的同类。当压制、刁难都不奏效时，就采取陷害手段，有人甚至连生命都受到威胁，致使西安市知识分子外流的数量惊人。

在郭建英事件上，共产党分成了两派。

副市长李庭弼主持的调查组，认为郭建英是好人，对共产党有功。一九五八年把他的房子收归公有是错误的。应偿还共产党欠他的债务，归还他的房子。

市委书记何承华委托秘书长李天顺主持的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则完全相反。

李庭弼和何承华都是有将近四十年党龄的共产党领导干部。他们不可能当面辩论，我却分别听取了他们各自的主张。

市委调查组也不能不承认郭建英三十八年前确实借给新四军一大笔钱，但认为那不是自愿的，而是共产党的军队绑了郭建英的票，他是被迫交出款项的。还认为郭建英可能是个坏人，一个被国民党杀害的共产党干部是他出卖的。这还不够，为了不退还郭建英的房产，还要设法证明他是个资本家。为此，就把他祖父当年一度有过的房产，算到他头上，又把他本人不同时期有过的财产累计到一起。还要重新肯定一九五八年那次估算郭建英出租房屋面积的错误作法是正确的——-把院落的过道，把郭建英自己居住的房屋和无偿借给亲友住的房屋统统算进出租面积。

我想起一九四六年国民党追缉下郭建英一家逃到山上，他的一个儿子在逃亡途中病死。一家人逃到国民党统治下的西安，幸免于难。国民党政府是由于郭建英“接济共匪”、做了有害于它的事而欲置之于死地的。现在，以何承华为代表的共产党政权是曾经受过郭建英的恩惠的，在三十八年来已经两次恩将仇报，把郭家逼入绝境之后，为什么现在还要再一次把业已年迈病危的郭建英夫妇逼上死路，使其子女永世不得翻身呢?这不是在做国民党未能完成的事吗?

然而市委书记何承华绝不是有意和国民党配合，为他们效劳，这倒是可以肯定的。他不过是同理论上的共产党员相比身上少了一点东西又多了另一点东西而已。二十多年前，他就办过一件国民党或共产党的任何敌人巴不得要办成的事：由于他虚夸成绩——粮食产量而又隐瞒灾情（周恩来电讯甘肃是否需要中央拨粮救济，何承华答曰：“这里的农民连油饼都吃不完呢！”六十年代初期那场大饥馑中，甘肃省七百万居民中有将近一百万人活活饿死了。他来见我时，我特别仔细地看了看他那双手。因为有一位画家告诉我，甘肃省饥馑最严重的一九六O年，他曾在兰州最豪华的宾馆宁卧庄坐等这位省委书记几个小时。何承华在跳舞呢。舞会散了以后，何承华才来接见他。画家望着那双又白又嫩的手，心中涌起极强烈的厌恶和愤怒，因为他知道在宁卧庄外有千千万万的饥民嗷嗷待毙。    ．

何承华对待郭建英一家人的感情不会比对甘肃省饥民更冷淡。偿还郭家的债务，不需他出一分钱。但自从郭建英到北京申诉他的寃情那时起，他就成了何承华的仇敌。发生在西安市的任何错误，于何书记都是不体面的。因此郭建英虽然并未控告何承华，何承华却认定郭是告了他的状。

    证明自己正确和永远正确，对于一个共产党领导干部是很重要的。于是何承华就需要找到依据证明郭建英是错的，这并不难，他手底下的人领会他的意图，便去卖力搜集和制造证据。

但是也很难说另一个原因是否更加重要：一九六O年-六一年，何承华在甘肃闯下大祸后，北京派去收拾残局的就是现在主持解决郭建英一案的汪锋!当年汪锋把何承华贬职为县委书记，何不认为这是自己罪有应得，反看作汪锋对他的一箭之仇，牢记在心。现在不是报仇的大好时机吗?你越是坐镇西安，我越是要让你双手空空返回北京!

社会上还有一些志愿者前来效劳。郭建英的院子里有几家房客，三十年来在“阶级斗争”中靠以郭家人为靶子表现自己“革命”而捞到了好处。姓魏的本是国民党的士兵被俘虏过来的，现在已成了居民委员会主任，多年来利用这个基层政权整治郭建英一家。郭家的孩子要想获得一个糊口的工作，必须先把户口转到别处。还有张家、杨家，都从监视郭家人的行动然后告密写诬告信和提供假证中得到了好处。前面写过的那个以手中的房产权力称覇的顾来根，自然也成为市委书记何承华的盟友。

在所有这些事件里，充当打击好人、破坏生产和阻碍中共政策贯彻的角色的，固然也有反对改革、坚持“左”的一套的人，但他们的主要动机还是为了维护和发展本人或自己这个帮派的利益。“左”的口号不过是用来掩饰其极卑鄙的目的罢了。

远的不说，从胡耀邦六十年代中期在陕西遭难到现在，“左派”始终得势。当年在反对胡耀邦的斗争中卖过力的许多“左派”，经文革到如今，在三个历史时期中始终是吃香、走红的，而当年同胡耀邦站在一起的人，如果未被打倒，也至今还关在冷宫里。前文说到的前西安市委书记陈元方，六十年代是中共中央西北局的秘书长，胡耀邦被缺席审判时，他曾把会议简报寄给在北戴河疗养的胡耀邦，因而遭到打击。十九年后，侥幸能在一九七九年被起用，两三年光景又被打下去了。而身为党的总书记的胡耀邦竟无力保护。

如此说来，我们对于共产党历史上“左派”与所谓右派之间的斗争的概念，就要做些修正了。两种思想体系之间的冲突，至少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持两种不同政治信念的人之间的斗争，而是以坚持人民利益、科学态度与人道主义的人为一方，和为维护或夺取政治、经济权益而不惜破坏社会利益、为此而常常打起“左”的旗号的实用主义者、政客、政治权术家以及投机分子为一方之间的斗争。而后一种人的长期得势，怎能不使这个党走上错误道路而难以自拔，直至使它的性质发生变化呢！

我在西安采访，后来写成报告文学的几个事件，还有许许多多我粗粗了解过和读者来信中揭露的事件，都诉说着骇人听闻的是非功过的颠倒。女工程师唐安华费尽心血、忍受多种刁难而在利用短纤维石绵纺纱上创造出一套新工艺，却成为西安石绵制品厂厂长、党委书记残酷打击的对象卜以致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人格尊严常遭侮辱。原因就是她出于公正不肯参与欺骗国家的勾当，又揭发了厂内的种种黑暗。省广播电台党委委托两名党员干部追查一起贪污案，结果贪污分子被包庇下来，而两位认真办案的人员却成了审查对象，只因那贪污分子是省委一位大员的亲戚，又买通了本单位的领导。自行车工厂厂长韦浩一举扭转了该厂长期亏损的局面，使产品从长期积压变为供不应求，只因不听主管工业的副市长的错误指示，而副市长的妻子又同一位省里的大员关系密切，便硬被拉下马来，接受无尽无休的审查，长期失去工作权利，而自行车厂则一落千丈，债务成山......

在西安度过的一个月，在过度疲劳之外我还常常感到窒息般的痛苦。这个市所归属的陕西省，一九七六年就曾以志丹县干部残暴侵犯人权一案令我震惊，现在仍是旧的寃案累累不得平反，新的寃案又不断制造出来。西安的工业生产不是在上升，而是倒退：成本增高，利率下降。（直至三年后我第二次被开除出党，又有一起震动全国的寃案被制造出来，那是由一位省长直接 插手的，被害者改革有功，反沦落为全国通缉的在逃犯。）我觉得西安市似被愁云惨雾所笼罩，压得人喘不过气来，而驱散它的劲风却不知何时才能吹来。

以郭建英事件为主题的《三十八年是与非》，我三月中就完稿了。人民日报社的领导，知道它会触怒陕西省委领导人，不敢立即发表，要等待时机。一直等了五个月，到八月底才刊载出来，这篇五千字的通讯并没有批评陕西省委，更未批评中共中央，只不过点名批评了西安市委书记何承华。完全出乎我的意料：它竟引起了我五年记者生涯中的最大一场风波。

九月间我正在四川省成都市采访，人民日报社社长的一个电话把我调回北京。我知道是那篇文章引起了问题，但在路上心情很是平静。由于有西安市两个调查组的大量材料为依据，又有房地局内外很多公正的同志提供情况，我相信事实不会有出入。    、

在西安时就有人向我提出忠告：陕北帮的势力大得很，触犯它的人难有好下场。看来这帮人确是神通广大。过去我的文章得罪的都是省委，固然也间接地使中央的某些人感到不悦，但从未形成这样大的压力。我回北京后听到的头一个消息是：《三十八年是与非》引起的反对声浪，使中共中央书记处已有一个来月无法正常工作了。首当其冲的自然是胡耀邦。

局势严重到这种程度：胡耀邦不得不出面批评我了。在《人民日报》全体编辑的大会上传达了这个批评：刘宾雁没有接受一九五七年的教训。刘不要再当记者了，还是去当作家吧。编辑部的人们听后哗然，认为这个批评是不公道的。

那么我的文章究竟有什么错误呢?对作品内容提不出任何指摘，唯一的问题是审阅手续的疏漏。中央早有规定：公开批评省会的书记，须经中央批准。然而我是作者，并不知道有这条规定，所以责任应归总编室，而副总编辑也已承担了责任，那么我还有什么错误呢?不行。为了缓和陕西方面的不满，一位政治局委员兼书记处书记特地拟就了一份党中央、人民日报与陕西省委三方面代表的会谈纪要，里面特别指出刘宾雁犯有严重错误，应予追究。真是到了“不杀刘宾雁，不足以平官愤”的地步了!

我应该感觉到局势不妙了。这分明是一个严重信号：倘若仅仅是陕西省委书记或中央个别领导人不满意我，那就与过去无异，胡耀邦不会受到这样大的压力。此次一定是有若干个政治局委员以上的老人，包括因我触动黑龙江、辽宁、山东的问题而对我早有不满的人，对我忍无可忍了。

但是我仍然并不紧张，无意检讨，更不想悬崖勒马，改弦更张。这大概同我没有任何官职，连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都不是很有关系，我不必害怕会失去什么既得权益，也不想捞到那些东西。

起初，我觉得胡耀邦并不真心想让我离开人民日报，不过是说说给反对我的人听听罢了。但后来一位政治局委员找我谈话时又重申了“不作记者”的意思，我想是认真的了。可是几乎与此同时，人民日报领导人又催我赶快写文章登在报上，以便辟谣，因为陕西省正传说我已离开人民日报。于是十月十三日的人民日报上就同时刊出了我的两篇报导，中共中央也就未再有人提出我的去留问题。

这年年末到一九八五年年初，北京召开了中国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这次大会上出现了两个意外事件。

本来，胡乔木和邓力群在很早以前就行动起来，企图把已经扩大的文学创作自由收回来，把作家们引入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六年那条创作轨道：同时要把中国文联和作协的领导班子换上他们喜欢的人。经过九年的酝酿，一个由他们信得过的人组成的文联和作协领导班子的名单也已拟定。一九八四年九月还特地在京西宾馆开了一个会，与会的作家名单是他们选定的。这次会上，一些人对一九七九年四次文代会以来的文学创作的状况表示不满，甚至有人指名道姓地攻击了胡耀邦。这是“左派”势力为年底那次作家代表大会上发动反击所作的准备。胡耀邦是经人报告才获悉“左派”的这个举动的，他警觉起来，决定采取攻势。在大会前夕的一次书记处会议上，他提出二条方针：一、在大会上郑重肯定文学创作的自由：二、胡乔木、邓力群搞的那个作协领导机构的名单，是无效的：大会实行民主选举。

胡启立代表中共中央所作的关于创作自由的讲话，是胡耀邦历来的主张。这样公开地把不加任何限制的创作自由作为党的一个方针提出来，在共产党掌权的国家里还是第一次。我和大会的八百多名代表们一样感到振奋，但心里也明白，从纸上的自由到真正的自由，还会有不短的路程。民主选举也受到欢迎。对于几个月以前各省提出的作协理事会候选人名单，作了一些增减。投票的结果，我得到的选票数目竟仅次于作家协会主席、中国声望最高的老作家巴金，大出我的意外，却使厚爱我的作家和读者们大为欣喜。

这时，人民日报又做了一件破格的事：自从一九五六年中共第八次代表大会以来，各种组织的选举结果不再以候选人得票多少为序，而是以姓名笔划为序排列了，这就掩盖了被选中者人望的高低，顾全了中国人最讲究的面子。但是这一次，人民日报却按得票多少为顺序公布了中国作协第四届理事的名单。一些“左派”文艺干部、作家、理论家名次靠后，而像我这样他们不喜欢、长期有争议的人，反倒靠前了，这自然使那些人大为恼火。

从理事中选出主席团和主席副主席之时，又发生了使他们更加恼怒的事。虽经有影响的人士一再动员，劝理事们不要选掉候选人名单上的几个大家不喜欢的人，投票结果还是被选掉了。

在第一个主席、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没有我。各代表团纷纷主张应把我列入，第二个名单上才有了我的名字，我当选为副主席。著名诗人、杂文家邵燕祥，也是经大家提名列入主席团候选人名单并当选的。

从一九七九年起，中国大陆各地、各个阶层和年龄层次中，都有一些人为我的安危担忧。每隔一段时间便出现一次有关我的谣言，传谣者中想必就有这样一些好心的人。有时我因故未能去做一次演讲，便会收到一封这样的信：“知道你很忙，写一句话就行：你是不是出事了?”我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的消息，对于这些人以及虽然不那么为我担心，却也希望我安然无事的人，都是一大喜讯。他们会认为“那些人”再想整倒到刘宾雁，不那么容易了。

只有当你对这次代表大会的成分有些了解时，你才能充分估计到这次选举结果的意义。三分之二的代表是五十五岁以上的作家、诗人和评论家。这就是说，思想激进又是创作上最活跃的青年作家，只有少数人参加了这次大会。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仍然出现了使“左派”大大失望的选举结果!

无论对于中共中央的主要领导人或对于当初企图使这次大会开成另一个样子的“左派”政治家，大会选举的结果都应该是一个强有力的鲜明的信号：中国变了，中国的作家们变了。然而他们并不愿承认、理解、接受和顺应这一巨大变化，也不去反省一年前他们发动的那场“清除精神污染”运动的失败意味着什么。当代中国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一些人还享有不顾历史潮流倒行逆施在失败之后也不肯忏悔改正的自由。这就导致一九八五年与一九八七年的小、大两次逆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