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年冬天，北京下了少见的好雪，第三场雪最大，从一九八六年除夕起降到一九八七年元旦这一天。这天凌晨北京大学的学生与市民近万人冒雪到天安门广场示威，要求民主，反对官僚主义。我参加一个朋友的银婚晚宴归来，踏雪步行，心情激动得很，心里为赞颂大学生和谴责野蛮的镇压而赋诗一首。
十二月十日我在福建进行最后一次采访时，被《人民日报》总编辑急电召回，原来是要向我澄清几件事情。主要一件又是：这年春天我在上海黄浦体育馆作讲演时，是不是号召过大学生起来争民主、争自由?那次讲演，是去年四月的事，讲题为“我和报告文学”，谈我的经历和报告文学创作上遇到的问题，根本未涉及当前政治。我奇怪：这次讲演会就是《人民日报》驻上海记者站主持的，怎么会弄错呢?但这几年关于我的政治谣言已经太多，所以也并不稀奇。但是我当然觉察到他们想把鼓动学潮的责任加到我的头上。
北京的空气己因学生的示威游行而紧张起来。我仔细谛听着各地的动静。武汉、兰州、济南、上海、杭州、重庆、南京和天津的大学生也相继上街了。最后一起，是我的家乡哈尔滨。
每听到又一个地方的大学生涌入到示威浪潮中来，我都兴奋一阵。这些人，是中国的希望所在。在这个特殊的国度，当绝大多数的公民都成为国家的雇员，而被小心保护下来的“一穷二白”又使党的思想控制格外有效之时，无家室之累和后顾之忧、又敏于感受和勇于反应的大学生，同其它国家的中国的其它时代相比，就格外重要和可贵。奇怪，我并不觉得那是和我相隔两代的人，似乎我就是他们中的一个。也只有靠人民力量的推动，中共领导才肯向前走，这是几年来经验证明了的。一九八六年里，中央领导人一面表示政治体制要改革，同时又一再听到从上边传来这种论调：亚洲“四小龙”，不是也没有搞民主化吗?人家经济不是也上去了吗?
从十二月中旬起，我不断听到北京的这个或那个会议上连续点了一些被认为有严重问题的知识分子的名（自然首先是早已拟定的“持不同政见者”名单上的人），每一批名单中都少不了我。他们要下手了吗?打算干什么?关心我的朋友已经劝我清理材料信件，做被抄家的准备了。
为了保住我今后的发言权，不给那些已经在磨刀的人以借口，我当时还不想卷入这场学生运动。我向副总编辑提出我想到海南岛去避避风潮，正好那里有人请我去休养，他立即同意了。
一月一日，警察拘捕了几十名北大游行的学生，后来又放了。这时我还不知道中南海前一天召开的那次紧急会议，不知在对待示威学生上有两种不同的主张，邓小平已表示不惜采取流血手段了。也不知我的政治命运已在这次会上被决定。但离开北京时我心情的烦躁不安，却和一九五七年六月反右派运动开始时非常相似。
我有过许多机会去游览中国的风景区和名胜，都放过了。这一次我终于能享受一下了。我和朱洪来到海南岛最南端的三亚市。我们来到海边上镌刻着“天涯”、“海角”的两块巨石边。原来这就是宋代诗人苏东坡度过最后一次流放的地方。
真巧，一月五日我们乘飞机南下，就在这一天，中共中央书记处开会正式决定开除我的党籍。《人民日报》领导赶忙让人追我找我，一直没有找到。直到十日，我才接到海口市的海南岛自治区文联的电话：昨晚《人民日报》来电，要你回电。
副总编辑不在家，我请总机把电话接到记者部一位同志家里。他告诉我：“现在形势非常严峻，非常严峻。‘二号文件’你还没有听说吗?方励之、王若望已被开除党籍，你也差不多，应该尽快回来。”
我“也差不多”，这是什么意思?两种可能：已经和方、王一样被开除了，但他不便告诉我，也可能是尚未最后决定，但已基本上定了。
第二天，在电话中，女儿小雁告诉我：中纪委书记王鹤寿已通知《人民日报》社长，书记处决定开除刘宾雁出党。几日来向我表示慰问的电话不断。多名外国记者来电话要采访我。在路上遇到报社的人并不相识，也对我女儿表示慰问。
从昨天起，朱洪就担心我心情不好，安慰我。开除出党，确是一件大事，对我很不利。但由于我早有会遭到大打击的准备，故精神很镇静。
从一九八二年起，我就知道自己不会有好下场。一些先例已摆在那里：先是哲学家郭罗基、作家白桦、诗人叶文福、评论家阮铭，后来又有哲学家王若水、李洪林等等，一个个或被剥夺发表作品的权利，或被撤职、开除党籍。
记得我和王若水有一次议论过我们的前途，我说：“真怪，我们这些人无疑是最拥护三中全会路线的，为改革宁肯牺牲自己，可是我们一面这样做，一面又不得不提防着随时可能被我们所拥戴的人踹上一脚。你说是不是?”
王若水说他也有同感。果然，一年以后，他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就被拿掉了。在这以前，他发表文章、演说和出国就不断受到限制。李洪林出于好心，试图以三中全会的精神重新解释“四项基本原则”，连续在《人民日报》上发表了《我们要坚持的是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等三篇大论文，第四篇《我们要坚持什么样的马列主义和毛泽东思想?》就发不出来了。前三篇，也被“左派”理论权威指责为“反面文章正面做”，倒成了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的罪人，失去了中宣部理论局局长之职。
我想，我的最后下场，大约也会像这些人一样，通知各家报刊不得发表我的作品，我从此便无声无息地在读者面前消失，而多数读者大概会以为我是胆子小，不敢写下去了。这当然于我不利，而我又无法发表声明说我是被迫的。
公开宣布开除我党籍，对我就有利得多。不论他们怎么说，我相信中国的读者一眼便能看穿开除我的真正原因是什么。
距我回北京只有四天时间了。我对朱洪说：“赶快抓紧时间游泳！”
那是世界上最好的海滨浴场之一：几千公尺长的白色沙滩，碧蓝碧蓝的海水，游到很深的地方仍能一眼望到海底。
我不相信这一次厄运又会剥夺我的一切，更不会像三十年前那次打击持续那么久。我一定会再次来到这块海滩游泳，而且不会在很久以后。
一路上心情平稳，几乎和我平时采访归来差不多。但当飞机在北京机场上空开始降落时，我心中忽然闪出一个念头：在北京机场门外等候着我的会是什么人呢?几秒钟的紧张。什么事都是可能发生的。随它去吧！
在机场门外隔着玻璃望着我的，原来并不是武警，而是《人民日报》新任党委书记许仲英和总编室党支部书记王庚南。都是记者部老同事，还特地开来一辆面包车，把我家裹好几口人也拉来迎接我。这是从来没有的事，仿佛我在外立了大功，戴誉归来似的。
由于三个班机几乎同时降落，行李房拥挤着许多旅客，忽然，我见一位像貌堂堂，身材魁伟的三十多岁的男子搀着一位老太太微笑着向我和朱洪走来。“您是刘宾雁同志吧?”他自报身份，“我是从驻外使馆回来度假的。”却并不说姓名，握着我的手说：“我们使馆的同志都很敬佩您。”他连说几个“敬佩”。我想他一定还不知道我己成了罪人，便问他：“二号文件看过了吗?”“看过了。”我不免有些惊讶了：一个外交官，在这么多人在场的情况下，怎敢恭维我呢?他又添加了一句更犯禁的话：“祝您获得诺贝尔奖!”这才离去。
党委书记和支部书记把我送到家中。为了不使他们难堪，我主动告诉他们我已知道发生的事了。约好明天上午到报社去看有关文件。
当晚，躺在床上，我翻阅了几封最新的来信。我的一位青年朋友，一位哲学家在一月九日的来信中写道：
“老刘：上封信中我曾提到了你的天真，事实却一再验证了我的悲观。老虎总是要吃人的，不管是印度虎还是东北虎。但不要急，历史总不是属于老虎的。现在形势严峻，黑云压城，我却格外相信进化论。一个敢于把自己党内最优秀的人开除出党的党，一定是在自掘坟墓，我们又有什么急可着呢?释迦说：‘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有此一胸怀与大勇，他终成大佛，即大觉悟者。老刘，现在轮到你了!我的朋友Z文革中坐了十年监狱，为了什么？因为他酷爱读书。放他出狱那天，他对着监狱大门念了一副对子的上联：
‘不回头，明知苦海无边’，却多年对不出下联。一日，他对我说，‘你知谁能对出下联?’我说‘在下便可。’随后当场对它一联：‘既脱身，顿悟三千有限’，横批‘我行我素’。Z兄为之绝倒。好了，老刘，时代要你成为大慈大悲大勇大智的活佛。天下事、人间事有何不能溶而化之，包而藏之者？
若我们还感觉委屈，冤枉，这就未免可笑了。钟会使文帝诛嵇康，潜曰：‘康言论放荡，非毁典谟，帝王者所不宜容，宜因衅除之，以淳风俗。’结果嵇康就戮。但他毫无悔意，更不觉冤枉，只是将刑前命人取琴一张，抚广陵散一曲，叹曰：‘广陵散不复传矣’。他明知无辜受害，却只叹美的价值无存，将自身荣辱置之度外。这是大胸怀。老刘，你要挺得住!
国家民族劫数未尽，我们这些爱国家爱民族的人只好含泪看它受难。一个病毒性感冒患者非发高烧七天才能好转。在此期间中药西药全没用。
××兄送你《尼采》一部，颇可于黑暗中慰你心灵。查拉图斯特拉的精神正在你身上显现。
我爱你至深，此刻更觉心痛。但硬汉子死了算，活着就只为掮着大痛苦，大悲哀，这是你老刘的命运，天命。你受难了，但别忘了，全民族也和你一起受难。基督死前只大喊了一声：‘人们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苦难的民族从来不知道自己在作什么。你代表全民族的精英受难。你替全民族受难。
此刻，我和妻多想陪伴在你身旁，为你、朱洪和孩子们分担痛苦。我深信，全国有许多人想替你受难，但他们作不到。”
我流泪了。谢谢你，我的朋友，你已经为我分担了痛苦。当很多人和我在一起时，幸福便会把我的痛苦淹没。
十五日早晨我到约定的会议室去看文件，见一人在那里摆弄一个大录音机。两位书记来了，给我看了书记处的决定。原来只有一句话：“二月五日，中央书记处决定开除刘宾雁的党籍，由《人民日报》党组织办理。”
好简单呀!党委书记说我可以谈谈自己的意见。我本来没准备讲话，我就说：“我的意见，准备在党支部大会上谈。我要谈得很系统，需要准备。”他们也没有强求。我便读起一号文件来。但一面读，我又一面想：也许这是一个说话的机会。他们催我回来，说不定就是让我说话，未必出于恶意。虽然没有准备，也不难，还是说吧。我便对着录音机向中国共产党中央的首脑人物发言了，一面思索一面讲。
我指出，自从一九七九年一月我的右派问题改正起，党内便有一些人一再造谣攻击诬陷我。这说明党内有一股势力，反对三中全会给错划右派平反的决定，始终认为我们这些人不应回到党内。我和许多曾被定为右派的人一样，是三中全会决议最忠诚的拥护者，有我的全部言行为证。我所写的全部作品中所提出的问题，都是共产党要解决的问题。我着重指出：不提出任何理由而作出开除的决定是不严肃的。我入党不是稀里胡涂进来的，出去也不能不清不楚。不举出开除的理由，我又怎能申辩呢?
事后告诉我，当天晚上就把这四十五分钟的录音带复制了四份，分送党中央、中纪委、中央
办公厅等处，还特别告诉我：最高领导人都能听到。
从十二月起，就搜集我一两年来在各省讲话的录音带的记录了。此刻，驻外记者仍有专程送我讲话录音带的人来京。专门从事把录音带变为文字的人员，此时仍在连夜加班工作。可见，开除我，是蓄谋已久，最晚也是从一九八五年派出调察组时便开始了。
有趣的是在《人民日报》大院中，同时又有另一批人，正在想方设法改变开除我的决定。继十五日之后，廿二日党委和纪检委的人再一次请我谈自己的意见。这次我有准备了，讲了近两个小时。我又一次提出：我等了半个多月了，怎么还不见开除的理由?又是赶制四套录音带上送。直到一月二十四日，即按原定“每五天宣布开除一个”的计划，当日下午六时半中央广播电台就要向全国播出开除我的消息了，上午九时纪检委书记和两位党委、支部书记才把开除决定交与我看。我在空白处写上：“开除程序完全违反党章规定。开除决定从头到尾是不实之词。我保留党章赋予我的全部申辩权利。”已经这个时候了，书记们还要我把反对意见写成书面材料，中午就派人来取。好像还在作最后一分钟的努力，争取挽回。
他们始终不敢开党支部大会。即使为了做做样子表示开除的合法性，也应该走走这个过场。他们也不是不想开会，但分别找过我所属支部的党员分别谈话，发觉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反对，而且难以说服和压服，这才不得不咬咬牙人敢冒违反党章之嫌了。
在报社以外，也作过试探。找过中国作家协会党组，三人都认为开除不妥，于共产党不利。中共北京市委书组徐惟诚找过六名北京作家，其中三人坚决反对，剩下的三人中还有不表态的。
这期间，也不时有消息传来：可能要取消开除的决定。直到公开宣布的前一天深夜，我已经要入睡了，女作家张洁还打来电话：“听说不开除了，改为严重警告了。”我躺在床上思索起来。到此时为止，许多朋友都希望为我不被开除出党，我自己也希望他们改变那个决定，虽然已作好被开除的充分准备。但听到张洁的话以后，我倒动摇了：到底开除好一些，还是不开除更好呢?
一月二十四日从下午三时起至十时，共有二十七位客人到我家向我表示慰问。
八年前也是这一天，一月二十四日，我结束了为期将近二十二年的政治僵尸生活，重新回到中国共产党内。两次开除，一个原因：我公开批评了共产党内部的弊端。
这一生中，我因受难而得到过别人的同情，因成功而受到过人们的祝贺。我蒙受过最大的屈辱，也享受过极高的荣誉。今天，我却同时经受着这两种东西，这是从未有过的体验。这是幸福吗?是的。我应感到幸运，因为只有极少的人有缘得到这种享受。
当天在报社大院里遇到一位工人，他说：“祝贺您，他们使您成了完人。”
一封来信中也写道：“你完成了你自己。”我感到惊异，因为从也没有这种感觉，倒是老觉得自己才刚刚开始。我的影响是在反对者对我的攻击声中不断扩大的，而反对者愈演愈烈的腐败过程又不断唤醒和激怒着更多的中国人，他们对于我这支笔的期待便越来越重了。
下午七时，中央电视台将像十天前公布开除王若望、五天前公布开除方励之一样，宣布开除我党籍的决定。我不久前结识的青年朋友王××忽然来了。他是特地从家里赶来陪我看电视新闻的。我明白：他担心我经不起一生中第二次打击。
朱洪坐在我右侧，王坐在左侧，扶着我的胳臂，看新闻联播。播音员左侧（电视）字幕上映出“《人民日报》纪律检查委员会决定开除刘宾雁党籍”，我心中暗暗觉得好笑：终于还是推到报社纪检委头上了!以前中纪委和报社纪检委之间互相“礼让”很久，都不愿承担这个光荣使命。播音员的表情和音调都很平淡，没有一点“义愤填膺”和“全国声讨”的意思。
我淡然、坦然地迎接了在十亿人面前对于我的侮辱和诽谤。
据后来各省传来的消息，此时此刻，不少中国人为我痛哭。不是为我个人的不幸，而是为了失去的希望——对这个党和中国前途而感到悲伤。有高声痛骂的，有纵酒浇愁的。也有不少人此时决定撤回入党申请，决定搁笔，或决定远走他国。
开除决定中有八个字，说我的报告文学“颠倒是非，造谣中伤”，《人民日报》方面曾再三要求更改，而遭到拒绝，“别处可以删改，这八个字是无论如何不能动的。”
我从海南归来，便听到不止一个人告诉我：中央某要员已指示各省委、市委：今后凡有到法院控告刘宾雁者，应一概受理和立案追究。
全家人对我被开除出党都能处之泰然。但我们不能不对于以法律手段进而剥夺我的人身自由有所戒备。中国的司法，我们都明白，仍是唯党的意图和政治需要是瞻。查看“刑法”，诽谤罪最高刑期是三年，还要剥夺公民权一年。倘是我得罪过的七个省、市委和许多当事人一一起诉呢?
法律界有的朋友主动来为我做律师，有的朋友到大学里帮我请律师。我不得不考虑应付八年来我在全国各地所树之敌，随时可能向我发动的袭击。
每天收到许许多多来信、电报和电话。对我热情的慰勉，对于我的对手激烈的谴责，对于中国现状和未来的忧思，源源不绝地冲到我的面前。应接不暇的客人，来自祖国各个省份。他们绝大部份都是素不相识的工人、学生、知识分子、农民和军人。每隔几天，便会收到寄赠的礼品——地方特产、药品、保健用品和纪念品。也收到多起赠款，都一一退还了。武汉的几位工人来信说，他们猜想我可能已经入狱，决定每月集资五十元补贴我的生活，并愿将我家人的生活困难承担起来。南方和北方的省份里，都有人请我甚至我的全家到那里长住，愿把我们养起来。一些市和县的局、中层干部甚至解放军的师长，欢迎我去休养。香港的企业家和侨居澳大利亚的老人愿意给我以重金资助。国内的一位科技人员愿从他即将获得的专利中拿出十万元助我。
三分之二以上的来信，读者都签署了自己的真名实姓和住址，虽然他们都知道这些信可能根本到不了我手里，而会给他们自己造成麻烦。
也有极少的几封年轻人的来信是看了报纸后信以为真，对我表示惋惜和谴责的。这使我能够清醒。我的一些老友，也有在当面忠告和背后议论中给我以指责的。他们竟然认为我“看阴暗面太多！”也不奇怪，大都是养尊处优或安享晚年的人了。
为进行批判而印发的我们三人的：“言论摘编”，反而使更多的人了解了我们。因数量有限，只能朗读或传阅。于是就出了这样的笑话：有人迟到，不知读的反面材料，听到一半就感叹地说：“写得太好了，是什么文件?”上边发现效果相反，便急忙回收，但已被复印多份，广泛流传了。有人影印后出售，黑市价格竟高达四十余元。
官方的批判文章，则连主持这场运动的胡乔木都认为是失败的。看来是没有办法的事。戈培尔的谎言当年能够奏效于德国，是因为借助于全然不同的历史背景，正如文革期间的宣传也曾蛊惑过许多中国人一样。但重操故伎于今日，就只能令人生厌了。在真理和谬误之外，实难找到第三种语言。“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同样是倒行逆施，故即使笔下生花的文人也不能不重复当年四人帮“大批判”那一套陈词滥调了。为扭转颓势，邓力群便以高价征购，每千字出稿费九十元（相当于当时标准稿酬最高额的四倍半）外加每天十五元的伙食标准，把一批文人集中到一起绞尽脑汁，结果仍然拿不出一篇象样的文章。胡乔木要求一改前一时期都署假名的作法，必须署作者的真名实姓，很伤了一些作者的勇气。他们不是白痴，知道大名一旦和批判文章连在一起，便必定招来亿万人的诟骂，“每千字九十元”也难弥补这笔损失。这么一想，就全无灵感了。
“这三个人中，刘宾雁影响最大，也最难批。”——胡乔木这样说，因而必须着重批判刘宾雁。但原定举行的新闻界批判会，忽然推迟了。事情是这样的：事先做过一次预演，邓力群等人看了，很不满意，说：“这些人怎么就是对刘宾雁恨不起来呢!”下令“提高发言的质量。”上海《文汇报》被指令必来一人，但谁也不肯来，便让一名青年编辑来凑数。但此人到北京一看气氛不妙，宁肯回去挨批，把发言稿一交就擅自回了上海。两周后勉强开了会，仍然是冷冷清清的。《人民日报》是非去人发言不可的，副总编辑不得不去念了“提高质量”后的发言稿，第二日登在各报头版。副总编收到不少骂他的信。其中一信写道：“刘宾雁未必流芳百世，你×××却必定遗臭万年!”他哪里知道副总编的苦衷呢!
一些了解中国内情的朋友，对我采取了“三不”方针：不写信；不打电话；不去探访。为了安全。
信件的检查有没有呢?我不敢说每封信都检查过，但是丢失信件的现象确实有过。有人还在某省委的办公室里见到一大堆该省公民写给我的信。
电话有没有窃听呢?电话打到一半对方说话的声音常忽然变小，好像离你很远很远了。有一回，负责监听的人忽然按捺不住插进话来：“你们可不许议论首长的是非哟!”
至于在我家里讲话是否安全，则始终是一个谜。在一月份那些气氛非常紧张的日子里，有的客人以笔代口来对话。好像彼此都变成了聋哑人。这实在太费劲。后来，我就忽然成了音乐爱好者，和客人谈话的同时还要让录音机播放乐曲。但是又听说这是徒劳的，因为科学技术已能过滤掉音乐声响，专把人的对话保留下来：从此，索性就放弃一切戒备，心想：反正在这个房间里所、谈的东西，都是很多中国人也在谈论的，有什么可怕别人听的！
“有没有人监视?”常有人问我。即使有，我也能谅解，为了国家的安全，个人的安全就必须作出一点牺牲。“无产阶级专政”、即国家机器，几十年未能如马克思和列宁所预言的那样逐渐缩小而是不断加强，至少有一个好处：可以使中国人有较多的就业机会。
很多中国人还是不顾可能遭到的危险，或相信不会有什么危险，走进我的家门。我本来以为一月事变会使我清闲下来。我计划闭门读书三年，可是一年下来，却既未能闭门，也没读成几本书。
为什么是“三年”呢?
反自由化运动开始后，大家最关心的问题是：今后中国会怎么样?这是我家里时常讨论的话题。保守派的这场攻势比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那两次来势更猛，把众望所归的改革力量的领袖胡耀邦都给搞下来了，我也未能像过去那样侥幸漏网。这就使很多人陷入悲观。有人说至少得十年八年，局面方能改观。有人甚至以为一个中国的勃烈日湼夫时代开始了。那就是十八年!我持不同看法，认为半年之内会有小变，三年之内会有大变。听的人半信半疑，甚至根本不以为然。
我的乐观是有理由的。从一九八五年起，我就不看重上层的人事变动，而认为中国的历史进程更多地是由人民群众来决定了。感谢在那些艰险的日子里不怕窃听器和监视者而一如往常、甚至更频繁地到我家里来的朋友们，他们使我对于中国情况的了解没有中断。
我至为幸运的是，命运的转折反使我交下了几位最值得信赖的朋友。一位诗人和一位记者，从我遭到厄运之后的那个夜晚起，就常常来陪我坐到深夜，大约是为了驱散我的痛苦吧。他们把最新的消息及时告诉我，一起议论形势的动向。
三十年前我遭到政治打击以后的二十二年中，愿意和敢于到我家来的客人不超过寥寥数人。今天，仍然是那个共产党对于同一个我采取了同样的措施之后，我家却日日夜夜宾客盈门。有些来客在不久以前还和我保持一定距离呢!这就是我那“三年之内必有大变”论的一个依据。
“反自由化”运动，出现了前所未见的局面：不是少数人、而是大多数人对这场运动采取了反对和抵制的态度，有的公然在会议上表示反对、想不通。
几年来数以千万计的人开始独立从事经济活动，他们对可能发生的危及自己经济利益的政治变动十分敏感，也反对这次运动。
他们本来就不相信共产党对私人资本的政策会长期不变，“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证实了他们的怀疑，于是他们就更加不肯把赚到的钱投入扩大再生产了。有人索性把企业变卖为黄金储存起来。数以千万元计的本应转化为生产资金的钱现在投入了消费市场，建房和修祖坟成风，赌博风气在城乡愈演愈烈。这就助长了本已相当严重的通货膨胀。
“这是保守力量的一次大暴露，它使人们放弃幻想。继之而来的必是人民的大觉醒和中国的大进步。”——我这样分析当前的局势。
这是因为我看到一些前所未有的新迹象：知识分子已经不再满足以沉默来抵制一场他们不能接受的运动，而是公开陈述反对意见，甚至慷慨激昂地提出抗议和发出质问了。虽然人数不多，但已有人开始采取行动。几位青年作家曾进行活动，企图组织一大批作家为我被开除出党一事联名提出抗议。只因发觉有一些影响和一定地位的作家不肯冒险（计算下来只有八人愿参加这次行动，踊跃参加者又大都是知名度不高的青年作家）乃至作罢。但相当一批作家和记者愤然搁笔，则是事实。很多老党员产生了退党的念头，有些人已经退党。一些要求入党或即将入党的青年，改变了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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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省的知识分子也从未像今天这样勇敢地抵制一场政治运动。黑龙江省委派出四名官员到黑龙江大学坐镇，要求人们揭发我一九八六年在那里讲话和活动中的问题，遭到拒绝。省委要求大学指定中文系派人去省委写批判我的文章，无人愿去。武汉华中工学院和湘潭大学，都有教师唱对台戏，在课堂上公开讲授和赞扬我的作品，官方竟未追究，这两位教师在学校的威信反而更高了。
在山东、浙江和山西，二月间有人见到传单和标语。将近四十年来，这种现象只在一九七六年出现过一次。
保守力量的进攻也是很猛烈的。新上台不久的中共广东省委书记和深圳市委书记断然封闭了
《深圳青年报》。继胡耀邦下台之后，急忙拿掉中宣部部长朱厚泽—一个最得知识分子人望的中央委员。继开除三人之后，又拟就了第二批处分名单，十六个人，连赵紫阳最得力的助手鲍彤也在其内，同时草拟第三批五十人的名单。作协的几乎全部工作都瘫痪了，一切问题都要请示中宣部文艺局，很像实行了军管。对中国作家协会兴师问罪，穷追不舍，一定要他们承认一九八四-一九八五年的第四次作协代表大会在选举主席团时搞了阴谋诡计。用以取代作协党组的一个新班子名单已拟定，只待走马上任了。纠集所谓“百名马克思主义精英分子”在河北省涿县开会，会上杀气腾腾，要对三中全会提出的“拨乱反正”再来一次“拨乱反正”，暴露了他们的真实目的——推翻中共十一届三中会制定的改革开放路线，把中国拉回到一九六六年以前那个时代。
我的书籍被禁止出版和销售。私人书摊上秘密出售，价格高于原价七倍。我在黑龙江大学讲演的录音带，据说也变成了商品，四盒一套，每套四十元。一些地方出现了我的作品的手抄本。
在我所到过的所有省份，都刮起了强劲的翻案风。山东省电台和报纸最先发难：“刘宾雁插手山东，破坏安定团结，遭临沂地区干部坚决抵制。”临沂地区立即行动起来，被撤职和被处分的
“三种人”有的恢复了职务，有的联名上书中央，控告我，甚至同时把一九八四年上台的省委书记梁步庭也告了。长期遭到他们迫害、已经平反的人则又一次人人自危，有的被迫逃亡。《陕西日报》的报导意欲推翻已由中央解决的、我在《三十八年是与非》中报导的郭建英一案，被中共中央火速制止。黑龙江、辽宁、四川等地的报纸，也连篇累牍地发表攻击我的文章，推翻我几年来的批评和揭露。
保守派几年来不断批评“报纸首先是人民的喉舌”的观点，坚持说党报必须是“党的喉舌”。这个时期很多家党报的面孔最有说服力地证明了所谓“党的喉舌”是什么意思。它们不仅成为保守派的得心应手的工具，还成了本地四人帮帮派分子、贪官污吏和“土皇帝”的喉舌。
曾经跟我合作过的记者、我在作品中赞颂过的人物，都成为打击对象。
四川省渡口市党报的青年记者余以太，曾和我一起采访全国最大的个人贪污案，合写报告文学《千秋功罪》。他从一九八二年起就一直受到中共渡口市委的迫害，全赖《渡口日报》两位总编辑的保护，才未被剥夺工作权利。这一次我的事一出来，他的日子就更难过了。
我所揭露过的人中间，只有这篇文章的主人翁、即贪污犯青素琼未成为我的仇敌，反成了我的朋友。我只到监狱采访过她一次，并未说明我的身份。不料数年后，有一天我忽然收到她的来信。她向我报告因她痛改前非，劳改期间表现好，刑期已从无期减为十五年。她把自己劳改所得捐赠给非洲灾民，为此感到自豪。我复信勉励她。她又给我寄来了她亲手制作的纪念品。我的事出来以后，我以为她必定不会愿意别人知道我们之间通过几封信，因为这于她显然是没有好处的。想不到她竟在狱中闹起来了！她对我被开除一事公开表示抗议，还扬言要为此在狱中发起一个群众性行动。她受到惩罚，被关到单人牢房里去了。
我的对手看中了这个机会：一个犯人，刘宾雁揭露过她罪恶的人，为什么非但不仇视刘，反而对他如此同情呢?这种反常只能有一个解释：刘在文章中包庇了她。刘宾雁在文章中不把重点放在鞭挞这个贪污犯上，却用很多笔墨写促使她犯罪的社会原因，把很多党的干部写成罪人，这不是包庇青素琼吗?
省里派出两名资深的新华社记者去渡口找余以太谈话。“《千秋功罪》是按刘宾雁的意图写的，
你可以不承担责任。”“那怎么行!我也是作者之一嘛。”“你写虽写了，但思想是刘宾雁的呀。”“都是两人商定的。”“你不会同情贪污犯的。你和刘有分歧。你不会同意把重点放在与青素琼并无直接关系的那些事情上。但刘宾雁不肯听取你的意见。你把这些写一写就行，不会再追究你的责任了。”余以太断然拒绝，坚持说他完全赞同那种写法。
由刘宾雁的一个合作者在报纸上揭发他如何包庇一个大贪污犯，这是多么高明的主意，可是软硬不吃的余以太竟不肯合作。那就让他尝尝不听从“党的领导”的苦果吧。由渡口市委作出决定：从《渡口日报》将余以太除名，但又不许他离开渡口市。
在远离四川八千里的黑龙江省的哈尔滨市，对另一位青年记者杨万霖也下了手。杨万霖长年以来“追随刘宾雁的思想，去年又主动陪他到伊春去为王福绵翻案”，因此，杨就是“刘宾雁在黑龙江搞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急先锋”！必须离开《人才信息报》。这张报纸也因发表有关刘宾雁的文章太多，必须停刊。
《第二种忠诚》的主人公陈世忠既然被刘宾雁赞颂，就必定也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分子！可惜他不是党员，按政策不属于批判之列。但正好在评职称，好，那就卡住他，尽管他一九六O年就以优异成绩从苏联学成归国，教学、著述和科研成果在哈尔滨工人业余大学教师中遥遥领先，也硬是不去申报评他为副教授！
在许多省份，一些素不相识的人也受到我的牵连。那些敢于直言、对腐败官员敢于斗争的人，往往被目为“小刘宾雁”而遭到排斥或打击。甚至还出现了“刘宾雁分子”。
四月里的一天，一位六十岁上下的男子来到我家。光头、衣着朴素，举止庄重，很像平时我们心目中那种“党多年培养出来的好干部”的形象。谁也看不出此人竟是江西省赣州市的“刘宾雁分子”!原来是这样：他在军队任职时看不惯上下泛滥的不正之风，要求复员，以为地方上会干净一些。分配到赣州市电力局任副局长。上任不久，才发现这里以权谋私的现象比部队里还要热闹。于是他就和那些人斗，斗来斗去，“反自由化”运动一来，他竟被看作“刘宾雁分子”，成了反对“党的领导”的“自由化”罪人！
刘宾雁既然遭到党中央的惩罚，“小刘宾雁”、“刘宾雁分子”自然就理亏了，一个个成了“同案犯”。而刘宾雁以及他的“同案犯”原来反对的那些贪赃柱法、欺压良民之徒，这时自然就成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正面人物”，至少是扬眉吐气，一个个觉得自己有党中央为他们出气、撑腰，搞掉了胡耀邦和刘宾雁，从此可以放心大胆地为所欲为了。
果然不出我所料，赵紫阳五月十三日讲话之后，即“反由自化”运动开展了不到四个月，便基本上刹住了。我原先的估计是“半年之内便有小变”，猜中了。
不久，邓小平对外宾讲话中又一再表示还是要反“左”，以及“左”的危险是主要的等等。群众自然是欢迎的，但也并不信以为真。他们还要再看看，“为什么不把‘左派’分子也抓出几个来开除出党呢?”
在宣布我开除出党的前后，《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标题是：《共产党首先要讲纪律》。讲纪律是对的，“首先”就不对了。共产党不是法西斯党，不是青红帮，它首先应该讲的还是党纲上书写的革命目的和马克思主义嘛。
在实践中，纪律，靠权力所贯彻的纪律，确实已被放到第一位。这年一月，中国南北各地有十几家刊物（仅四川省就有三家刊物）因刊载有我的讲话、作品或他人写我的文章而必须销毁。《人民文学》封面上有我一张小小肖象，也必须撕下来重印。不说为什么，这是纪律，是命令。中国大百科全书文学卷仅因关于我的条目应形势之需必须缩短几行，也要销毁。
几个月之后刘宾雁又可以发表作品了，关于他的条目也许并不须压缩了，但上百吨纸张和数以百万元计的人民币却已付诸东流。但绝对不会有人来追究谁的责任。难道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然而权力和纪律也有不大灵验了的时候。
《文学评论》杂志第一期有我一篇短短的小文章《门外议小说》。许是已来不及销毁重印，便把那篇文章撕了下来，改印了中文目录，英文目录中用墨笔涂掉了那文章的标题。我那文章结尾的几行因转到了别处，也就无法撕毁了。这就激恼了中国社科院院长，厉声质问：“开天窗，这是我们当年在国民党统治区对付国民党的手段，怎能用来对付共产党！？”答曰：“这是经过院党委同意的。”“你们为什么要发这篇文章，不认为有问题吗?”主编刘再复和副主编、编辑室主任一起回答：不认为该文有什么问题。院长越发恼怒，说：你们若不想干，可以辞职。于是主编、副主编都交了辞呈。但这又不合组织程序，又怕于院长的声誉不利，二位主编终于又保留了职务。不过院长又要求《文学评论》必须发表批判刘宾雁的文章。《文学评论》是全国同类刊物中最有权威的，它的版面上和主编、副主编的笔下都出现过给我以肯定评价的文章。按常规，刊物和主编为了表示改过自新和“消除恶劣影响”，是无论如何不能不发批判文章的。但刘再复自有他的逻辑：正因为我们写过肯定刘宾雁的文章，现在既然不知刘宾雁错在哪里，怎能不负责任地否定刘宾雁和我们自己呢?他的态度是：“总之，我的名字（印在刊物封面）不能和批判刘宾雁的文章同时在《文学评论》上出现!”说罢就到广州养病去了，一去就是五个月。这样，《文学评论》就始终不发表批判我的文章，而刘再复和他的刊物也至今安然无恙。
这件事立即在北京传为美谈。同那些对方巴掌还未打过来就匍匐在地上的人相比，和个人并未受到任何威胁就发表拥护“反自由化”运动言论的科学家、作家和民主党派的领袖们相比，刘再复和《文学评论》的全体编辑们显示了中国知识分子的高尚气节；在他们，首先不是“纪律”，而是真理和良心。
刘再复事件又一次验证了一个真理：在中国现行政治体制下，虽然宪法中关于言论自由的规定还不过是一纸空文，但七十年代中期以来已经出现了这样一种态势：中国人只要有勇气向前迈出一步，他们能够享有的自由就会超出历来被允许的那个限度。而当这新赢得的自由得到默许时，就会变成所有人的自由。
中国历史已经跨进一个新的阶段，虽然很多人尚未认识它，极少数人则不肯承认它。
朱厚泽在中宣部会议上向全体人员告别时，态度很强硬，最后说道：我在中宣部工作期间的是非功过，留待后人评论。很多人以热烈的鼓掌赞许了他的工作，也赞许了他的这种态度。有些人很恼火，就追查是什么人鼓了掌。这又有什么用呢?那时那位反对朱厚泽的大人物邓力群就坐在台上，鼓掌的人同时也是在示威，在表示一种对于权力的蔑视，难道他们没想到会被追查吗?难道他们会惧怕追查吗?
我和《人民日报》的几位同志一起去参加中国作协和北京市作协分会举办的元宵节联欢会。这是我遭难后初次在公开场合露面。很多人鼓掌，很多人过来握手，表示慰问。事后也有人很不高兴，怪罪到作协头上。这又有什么用呢?
后来又采取措施限制我继续发生影响的机会。我先后被邀请参加在辽宁召开的两个会议，中共辽宁省委一概不准我入境。位于北京市朝阳区的经济学院、社科院研究生院新闻系、有的商店、居民委员会和《人民日报》内几个部门提名我为区人民代表的候选人，官方谎称我已调往中国作协（那是一个月以后的事），不能作朝阳区的代表。然而投票时发给我的选民证仍是朝阳区的！《人民日报》电话总机受命不得接通我的分机电话。我宿舍的传达室奉命不准告知外人我家所住的单元。《人民日报》领导企图把我的住处迁到远离编辑部的地方，以切断我和编辑、记者们的联系。
然而这一切又有多少用处呢?《人民日报》的同志对我从未像现在这样热情过，两千多名工作人员，自然大部分是我不认识的。每次进出《人民日报》大院，我都必须准备二十分钟在路上接受人们的寒喧和慰问，有时还向我通报些最新政治新闻。我走到街上，无论在北京或外地，时常被人辨认出来。即使我带着墨镜和大口罩也无济于事。这样，有时出去买一次菜，就交下三个新朋友。到天津市我教过书的耀华中学参加校庆，校方已从纪念册上涂掉我的名字，也不敢宣布我的到会，但仍然阻挡不了师生和校友找我签名、题词和拍照，从上午九时忙到下午三时，最后我不得不狼狈逃命。后来恩准我出席的北京市文学界和新闻界的任何活动，也大体如此。一九八七年最后三个月里我拍的照片数量，远远超过我一生六十二年所拍照片的总和。
滑稽的是他们一方面极力要使我从中国人的记忆中消失，同时又必须使我出来亮相，表示他们的“宽容”。那个王震将军，老是夸耀他拥有四百万或三百万人民解放军，不怕知识分子造反。老人帮一定是没有料到还有一些几百万大军解决不了的问题。中国留美学生一千二百人反对“反对自由化”运动的签名，美国华裔作家、学生和政治活动家的两次公开联名抗议和美国与欧洲汉学家的两次联名抗议以及爱国华裔名流纷至沓来的规劝悬崖勒马的信件，又造成了一种需要。方励之出席学术报告会公开报导之后，需要我也出来亮亮相。既要停止我在《人民日报》的工作，又不准我离休：既不准我发表作品，不准卖我的书，却非要我到中国作协去当专业作家不可。无非是给人看：方励之不能当副校长了，还可作研究员：刘宾雁不作记者了，但还是作家嘛!这不是虚伪吗?我向来厌恶虚伪，因而我拒绝为了发我一条消息而要我参加的任何活动。
接着，又遇到一个困难。美国三处、法国一处邀请刘宾雁出国。这倒是亮相的一个好机会，可是这机会未免又太好了。不能让他去，虽然这又会带来另一个问题，即当初让他亮相所要解决的那个问题。
从前，每当我走过《人民日报》大门口的传达室时，都要小心绕开一点，生怕拥挤在室内室外的上访者把我认出来。来我家的这种客人已经过多了。
进入一九八七年以后，传达室忽然冷清多了。从前往往是队伍都排到街上来，现在室内却寂无一人!一问，原来并不是受害者减少了，而是有了新的规定：只准在本地的上一级机关上访：凡法院已经判决的，报社也一概不予受理。其实过去的所谓“受理”，也无非是收下上访者的申诉材料，然后向有关的机关一转了事。只有极少数来访来信，报社会派人过问，更少的案件，会在报纸的“读者来信”版上公布。
正如报纸上和“内参”上要尽量少登不愉快、不体面的报导一样，首都街头也要尽量减少那些令人不愉快又对国家不体面的上访者。改革和整党都没有使这种人少起来，痛苦和怨恨之河的源头反而有水量增多的趋势。怎么办呢?那就在下游多设闸门，把洪水拦截在北京城外。这就符合“平平安安搞四化”的方针了。
但是把所有出气口都堵住，果真就能“平安”吗?蒸汽却有增无减，不怕有一天会爆炸吗?
几年来一再加诸我的一个罪名是“破坏安定团结”。“安定团结”这个词被当作一项原则第一次提出来那一天，目的就是要维持现有政治秩序不变，而那种秩序乃是毛泽东时代秩序的延续，是一种专制的秩序，而这种专制是压制人权、保护腐败的秩序，因而任何争取民主和社会进步的活动，都必然要破坏他们全力维护的“安定团结”。而他们在政治上所做的一切，又都恰恰是破坏真正的安定团结的，因为它们使中国人民失去对于这个国家可以变好的任何希望，失去对于共产党所掌握的政权的信任。这就使一些人不得不铤而走险了。中国出现的枪声、爆炸声、火警及列车颠覆事件等，一部分就是受欺凌受迫害者的报复。最近，毛泽东纪念堂前，甚至公安部院门口都发生了爆炸事件。
最可怕的还是愈益严重的普遍的冷漠。人们自认为有充足的理由不关心社会和国家，对它们可以不负任何责任，同时牢骚满腹，一肚子怨气。社会好像在解体。比罢工更可怕的怠工迅速蔓延。
年轻人想尽一切办法奔往国外，形成一个空前的浪潮。
能责怪这些年轻人吗?六十年代出生的人，在这块国土上见过什么使他钟爱难舍的东西?贫穷、落后?文革的残暴?一九七九年以后出现了生机，有了更多的自由，更广阔的出路，这个国家变得可爱一些了。它本来可以一年比一年更可爱。但是“左派”的破坏却使改革受挫：高干及其子女和党内犯罪分子的贪占、掠夺活动猖獗，而改革者的安全却得不到保障。“反自由化”运动更使许多中国人对于这个国家的未来完全绝望了。
开除出党给了我休养生息的机会。一般中国人很难理解：一个人怎么会忙到这种程度呢?我自己有时也觉得奇怪：没有时间读书、运动，没有时间看报和写日记，而这还是谢绝了很多客人来访，很多信件都长期未予答复，而我每年的写作量又不超过十五万字的情况之下。
现在，我可以休息一时了。几年来精神上的一大负担是——觉得很多应该去采访的地方还没有去，答应人要做的事很多都没有完成。现在既然我已被剥夺了那种条件，便可以解除我的负疚感了。
我的睡眠时间确比过去增多了。也能和孙儿一起玩玩了。有时用一条绳子拉着他骑的三轮自行车穿过大街，像牵着一只小狗一样，体验到一种闲适的乐趣，也颇感欣慰。
然而我的心仍然被中国各地发生着的令人不安和焦虑的事牵动着。五月以后燃烧在大兴安岭的熊熊大火，使我的心焦灼难耐。这是罪孽呀。那里倒下的每一株树，都是再也无法生长起来的，因为自然生态早已发生了不可挽回的变化。我们给子孙留下的将是什么!
这次灾害本来不是不可防止的。我的资料柜里就放着揭发大兴安岭地区森林警察队情况的材料：因党政机关的人情、关系压倒国家利益，很多品质低劣、不能称职的人混进了森林警察队伍。揭发大兴安岭地区令人发指的黑暗与混乱，控诉因维护国家利益而遭到残酷迫害的信件，我几乎每年都要翻阅一遍，但中共黑龙江省委对我的态度却使我始终不能踏入那个此刻正在燃烧着的林区。而就在灾难之中，当地一些干部仍不忘擅权胡为，为掩盖自己的恶行甚至胆敢欧打和囚禁力图揭露真情的记者！那里的人们说：“这场大火把什么都烧掉了，独独没有烧掉不正之风!”
九月以后我的境况稍有缓解，当长年坚持和大兴安岭黑暗势力英勇斗争的宋秀兰等人又来到我家时，我忍不住还想用我的笔把大兴安岭地区的邪恶势力狠狠鞭挞一番。仅仅由于一个技术上的困难——我毕竟没去过那里实地调查，终于未能如愿，只好把他们介绍给别的记者了。
不能自己写公开报导，我就为一些人代写申诉材料和设法向第十三次党代会分发这些材料。我鼓励一些年轻记者到我想去而未能去成的地方去，揭露那里的黑暗。
（时间）经过美国著名记者哈里孙．索尔兹伯里先生的斡旋，我终于可以踏上访美的旅途了。
其实我对出国访问的兴趣并不很大。美国虽已五年不去，那里又能有多少变化呢?无论变或不变，同中国又有多少关系呢?只要我的政治境况再好些，我宁愿到中国的一个县份住它两年，或者就住到大兴安岭去。这几年我真正去基层的时间太少了。世界上没有第二个地方像中国这样发生着普遍、深刻、剧烈的变化，而十亿人民命运的改变，必定是具有全人类的历史意义的。
此次出国，我的心情并不很好。当你背后是一个富强而繁荣的祖国你可以为之骄傲时，那将是什么心情，而现在，中国在人们眼中正在掉价。继菲律宾向每个入境华人（仅限于大陆）索取一万元美金为抵押之后，澳大利亚政府又决定索取二千六百美元作为生活费的押金——这钱握在澳政府手中，每周允许入境探亲者领取一百美元为生活费，半年花光——走人！这是何等的歧视与侮辱!可见中国的国格是像人民币一样在不断贬值，这是任何自欺欺人也掩盖不了的。
预计出国后会有很多人向我提出一个问题：中国大陆的希望何在?自一九八八年年初起我便向每一个我见到的人询问：在你周遭，你看到一些什么现象是可以令人对于中国的未来寄予希望的?意外的是我竟很少得到满意的回答。很少有人乐观。无论知识分子或工人，我听到的几乎全是“没劲!”“没意思!”
一些青年作家对于文学创作的前景也抱悲观态度。
最乐观的回答我是在最后听到的，距我起程已经很近。山西省作家郑义（第一篇正面揭露文革的小说《枫》和《老井》、《远村》的作者）和我通了一次电话。我又问了同样的问题。他对文学创作是乐观的，“一些青年作家正埋头写更有份量的、超越自己过去的创作的作品。我正在写的长篇，也是如此，不超越过去，我是不会拿出来的。”那么政治形势呢?“我也乐观。啊!我告诉你一个最新的好消息：晋东南地区的潞城县，这次人代会选举，官方提名的候选人全部落选啦。县人代会主席副主席和县政协主席副主席，官方提出的候选人也全都落选。现在那里是真正的无政府（没有产生新的县政府）状态。本来省委照顾潞城县，知道那里党风太腐败，人民特别不满，让他那里的人代会最后召开。想不到倒把它害了。今天传来一个县的消息，明天又传来另一个县的消息，都是关于官方候选人落选的消息。这一来，潞城县的人民代表就胆子越来越大，弄假成真，真正行使起民主权利来了！”
这是我在中国听到的关于中国的最后一个信息，它却是很有代表性的。
拚命阻挡中国政治上前进的那支力量，也就是曾经使中国落后于世界的那支力量，仍然不肯认输。中国的各种危机还在继续发展。中国人必定还要在曲曲折折的道路上为中国的进步付出代价，甚至是很重的代价。我们还将要度过很困难的时期。但是中国毕竟已经变了。中国人绝不会允许任何人把自己拉回到老路上去。经济改革解放了的数以亿计的人，它所创造出来的那种日益雄厚的社会力量——有自己的经济利益并有志于发展这种利益的数以千万计的人，要求有一个能使目己的利益得到安全保障的政治环境。他们正在寻找自己政治上的代言人。他们现时不得不依靠地方上的官僚，并给他们一些好处。当他们的经济实力发展到一定地步时，那些官僚就不得不依赖他们的支持了。这个微妙的演变过程，将使权力的权威逐渐退让于经济力量的权威，而经济实力的拥有者将获得越来越大的政治上的发言权。优秀的知识分子在中国社会进步中将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同时和新兴的社会力量逐渐汇合起来。
中国共产党内也在发生着变化。正派的党员对于党内的腐败势力越来越不能容忍。许多思想一贯正统、保守的党的干部，这一年立场发生迅速转变，对于保守派的倒行逆施采取了抵制或反对的态度。
中国的政治外壳，近期内也许不会发生明显的变化。但是在这外壳的内部，变化却已经发生。党代会的代表并不是经过真正民主的程序产生的，却已经能够选掉人们所不喜欢的人了。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不久前各省、市、县的人代会的选举中。
在同一种制度、同一个共产党领导之下，领导者属于同一个共产党，但在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与不同的单位，已经出现越来越大的差异。今后，有头脑、有勇气的共产党员领导干部，将有更多的自由使自己的地区、部门、单位走在改革潮流的前端。
当然，中国人民也已在开辟争取社会进步的新的通道。青年知识分子中的精英，正在作不懈的努力。
当人们因“反对自由化”运动的发生而感到沮丧和悲观时，他们忽略了一点：中国近二十年的历史大部分是以这种独特的方式获得进步的动力的，就是说：是中国共产党所犯的一个又一个错误，在推动中国大陆的进步。他们还忽略了另外一点：中国历史前进的速度显然是加快了。“盖棺论定”已不再适用，许多人物的是非功过，生前在人民心中已有定论。中国人的教育水准虽然低于西方各国和苏联，在这方面的清醒和一致却超过那些国家的人民。
在中国人表面上对社会的冷漠和对政治的厌倦之下，掩盖着内心深处对于国家现状与前途的强烈忧虑。二亿人口的苏联《真理报》销量超过一千万份，而在十亿人口的中国《人民日报》的发行量却只有三百余万份（绝大部份还是公费订阅），这绝不表明中国人的政治兴趣低于苏联人。一个真正真实地反映中国现实和中国人民政治意愿的报纸，它的销路达到二千万份（并且是私人订阅）是并不困难的。
总之，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的过程中，中国人的政治觉悟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自由不是缩小而是扩大了。一个自发的、未经党的领导倡导的争取和获得更多自由的过程正在中国加速进行。在离开祖国之前不久，我对朋友们说道：“我常常觉得中国的空气中就像是飘浮着某种物质，每时每刻在促使自由扩大。你看不见这种物质，但你会感觉到这个奇妙的过程。”
因而我是乐观的。在我离去期间，中国什么事都可能发生。无论发生的是我们期望的好事，或者是我们但愿其无的坏事，都将促进中国的进步。
我绝不忽视脚下的泥泞，而且还有一段也许是更加泥泞的道路要走。
但是抬起头向前看，我却是乐观的。以我六十三岁的老龄，我仍然相信我能见到一个真正民主化了的、人的权利得到充分的保障和尊重、从而是一个快乐的、迅速发展的中国之出现。为什么呢?
因为中国的一切问题已然达到极限。因为中国人民近四十年付出的代价已经过于巨大。因而，中国人民已经达到一个新的觉醒。
一九八八年七月廿四日．洛杉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