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人中，我大概可以算作在国外旅行比较多的一个。（要说明年代）
一九四九年七月，我和一百余名中国的年轻人一道，心情非常兴奋地跨出了中国之门，进入仰慕向往已久的“社会主义祖国”苏联。
这次是赴布达佩斯参加每两年举行一次的“世界青年联欢节”，我和中国艺术团、参加世界民主青年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团同行。一九四七年第一次举行这两个活动时，中国还只能从解放区派出两人参加。现在，全国解放在即，我们已经以一个国家代表团身分出现了。
国境上的第一站是敖特波尔，意为“反击”，显然是二十年代中国执行反苏政策和后来日本对苏威胁时代留下的痕迹。车站的餐厅里，为我们设下了极其丰盛的晚餐。我们以为一定是苏联政府的友好表示，便饕餐了一顿。不料并非招待，要收费，账单上开着九千多卢布，使代表团秘书长韩天石大吃一惊——一餐饭竟用去代表团全部经费的相当大的一部份！
继之，是海关检查。面色严峻的军人仔细检查了我们携带的所有物品。这是一个意外，因为我们未曾想到对于一个同是由共产党执政的友好国家会如此戒备，我们怎么会对苏联怀有敌意呢！所有胶卷，所有写有字迹的笔记本都必须扣留，归途发还。我们大为不快。
当然，我们把这些当作细枝末节，认为并不代表苏共中央的态度，因而并不影响我们对苏联的感情。
火车经越西伯利亚，总共要走十一天之久。
餐车为我们开饭时，两边的车门紧闭，透过玻璃，可以见到许多苏联人簇拥在门外等候入内。我还以为这是为了中国客人就餐时的安宁。后来才得知，苏联公民吃不到我们这样丰盛的饭菜。每天早餐每人三个煎蛋和每餐都有的一碟黄油，当时都是奢侈品。
一路上常常见到贫穷和匮乏的迹象，我以为这一定是四年前才结束的战争造成的，同社会制度无关。
我几次到苏联人乘坐的车厢中和他们攀谈。一位中年妇女向我提出一个问题：“毛泽东会不会步铁托的后尘，和苏联决裂?”使我吃了一惊。问她何以有这种想法，她说她担心中国共产党有民族主义倾向。当时我没想到一个普通俄国人的这一疑虑会是斯大林对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抱的猜疑态度的结果。
对于苏联人在中国流露出来的民族主义——大国沙文主义倾向，我倒深有体验。一九四八年冬沈阳解放后，我们接收到三青团沈阳市团部的一幢建筑。那是日本人留下来的一幢高楼，地点位于市中心。我们把青年团市委设在这里，同时在此建立了青年俱乐部。有一家电影院同这个建筑相连，却是苏联的财产。这年年底，苏联影片出口公司中国东北分公司的经理忽然提出要求，要中国政府把我们青年团的这幢建筑交付他们作为公司的办公楼使用。态度之蛮横，令我们愤慨。我们理所当然地拒绝了这个无理要求。对方竟又向东北最高权力机构——中共中央东北局再次提出，非要楼房不可。此事竟惊动了东北局书记高岗，他指定东北团委书记韩天石出面和对方交涉，陈述理由，委婉劝说，才得到对方同意接收了另一幢楼房。
倘若这些俄国人不是把自己看作中国的征服者，怎么会如此蛮不讲理呢?
我们抵达莫斯科，住在大都会大饭店，又见到一件奇事：国民党政府驻莫斯科大使馆刚刚搬离。中央通讯社的办公室就设在这家饭店里，两天前才撤走。此时距中华人民共和国正式成立，已只有两个多月时间了。
大约是鉴于尚无正式邦交的关系吧、，对于我们——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苏联官方竟没有派任何人前来接待。我只见到两位青年中文翻译——后来成为我好友的L．德柳辛和另一位翻译索罗金，他们后来都成为有名的汉学家。
我们乘火车一入匈牙利境内，便被一团节日般的欢庆气氛包围起来。每个车站上，都有载歌载舞的盛装少女欢迎我们。布达佩斯更是迷人——对于刚刚走出战火和贫困村庄的这些中国人，简直如入仙境。处处是歌声，处处是鲜花和来自世界各地的青年人。黑发、黑眼睛但皮肤皙白的匈牙利姑娘对中国人分外热情，自称“我们的祖先曾是邻居”。
每个日夜都在如醉如痴的气氛中度过。在电车站上，一位差丽动人的匈牙利少女会过来约我星期六在这个地点见面。看艺术演出时，楼上的少女们会频频地扔纸团挑逗我。甚至走过街头咖啡馆时竟有一位青年女工要求我吻她。一个长期生活在中国传统文化环境，又受到严格的党规训练的中国人，自然会手足无措。我面对那位女士，老半天拿不定主意应该吻她什么地方，最后草草吻了一下她的额头便跑掉了。
一天晚上在一家饭店里随意活动，有两男两女坐在我的对面。当时我的英语水平已使我能听懂那两个意大利男子请两位匈牙利女郎陪他们到附近的树林里去游玩。孔夫子（虽然我未读完过他任何一本书）的教导提醒我：那两个男人一定不怀好意!这两个女孩转眼便会丧失贞操。这还得了!我不能袖手旁观，于是我设法把一位女郎叫到一边，用英语劝告她：“千万不能到树林里去，那是很危险的。”
狂欢中，我尚未失去政治警觉。在电车中偶遇两位女郎，瘦瘦高高，都很漂亮。我同她们搭讪几句，发现原来是美国人，还是记者!心想多半是以记者身分伪装的中央情报局特务，便匆匆走开了。
政治也会在我很不喜欢它打扰的时候闯到我身边来。两位操俄语的匈牙利翻译，常和我打交道。二人都不隐瞒他们都是党员。令我惊奇的是那位戴深度眼镜的女翻译私下对我说：“当心那人，他是铁托的奸细!”第二天，那位男翻译又对我说：“小心那女人，她和南斯拉夫有关系!”那位女郎好像有责任保护我的安全，常陪我外出。一个晚上，我被安排到一个区的俱乐部参加舞会。我一入场便受到一群匈牙利女孩子的包围，都要和我跳舞。这时女翻译忽然拉住我往场外跑，口口声声说：“这里很危险！很危险!”我不愿意走，使劲挣扎，但还是拗不过她，一场舞都没跳，被拖走了。我只能暗暗骂她。这一生中，我再也没遇到过那样的美女如云并且以我为中心的场面。
在集体去巴拉顿湖游览途中，我们在一家饭店小憩。一位自称是保加利亚记者的女人过来和我寒喧，还请我到她房间，赠我一些保加利亚香烟。为了这件小事，女翻译一路上不停地批评我缺乏警惕，她认定那个保加利亚女人又是铁托的特务。
我不相信铁托会有那么多奸细和特务在匈牙利活动，尤其不可能的是说别人是特务的这两名派到中国代表团的翻译也都是特务。我只觉得这种神经过敏很可笑，却没有去想过这种状况将给这个美丽的国家造成什么后果。
的确，现在回想起来，匈牙利依然是我去过的所有国家中最可爱的一个。也许这是因为我在匈牙利第一次看到欧洲文化。布达佩斯的建筑和街道，多瑙河两岸的景色，特别是匈牙利人，他们的文明和优雅举止（连士兵都显得温文尔雅），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
苏联也派出一个很大的代表团和艺术团到布达佩斯来。苏联人十分谨慎，每晚演出后，立即集体乘大轿车返回住处。那里整天铁门紧闭，不见有人出入。相比之下，中国代表团则自由、随便得多。除指定分别参加的活动外，我们的个人活动完全是自由的。这是一个特殊时期，国内战争已基本结束，人民共和国尚未成立，因而以后出国代表团将要规定的那些纪律还没有制定。异国风光和联欢节的气氛又是那样新奇动人。这样，我们精神上便松懈下来，享有了前所未有，以后也不会再有的一种自由。一向受到传统礼教和政治纪律约束的规规矩矩的中国人，这个时期都多多少少成了浪漫主义者。我和几位青年人竟和外国女孩子交了朋友。但中国古老的传统并没有放松我，以致使我丢了丑。我结织了保加利亚姑娘安娜，我们时常一起到多瑙河畔的露天舞厅，她纠正我的舞步，一起跳“蓝色的多瑙河”。她带着我手拉手到山上散步。她教我唱一支十分动人的抒情歌曲。如此而已，我始终彬彬有礼。直到她第二天要回国，晚上临分手时，我忽然觉得应该补一个什么课，于是向她郑重建议：我们亲吻一下吧?她有些意外，但还是同意了。我把自己的嘴唇轻轻在她嘴上贴了一下，以为这便完成了接吻。她当时没有笑我。但是后来她在信中连连嘲弄我说：我终于领教了中国人是怎样谈恋爱的!我心中也有些难过，因为我给中国人丢了丑——中华民族在这方面是技冠全球呀!
我们一行人，从匈牙利回国途经莫斯科，少事停留。十月一日在这里，我们度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个国庆。
我是在城市里、并且是在一个俄国化的城市里长大的，因而莫斯科不过是放大了的哈尔滨。但是我们一行人中有将近一百人是从延安老解放区来的演
员，其中一些人连中国的大城市也没进过，莫斯科的一切在他们眼里就新奇得很，甚至觉得和纽约与伦敦相差无几了。
在以后的三十年里，苏联在中国人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就带有双重意义：它既是社会主义“老大哥”，又兼具西方文明代表的身分。中国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共产党的传统）与西方文化之间的矛盾，竟在两个被称为“共产国家”之间的关系上显现出来。
有几个晚上，我们被苏联人招待到莫斯科大剧院去观赏芭蕾和歌剧。第一场是《天鹅湖》。众人观罢这场芭蕾，一回到旅馆，我就听到延安来的干部和演员们议论纷纷，不能理解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能允许这种艺术存在：“这纯粹是资产阶级的货色嘛!”一位老党员说，“这种作品毫无政治意义，它能给观众带来什么益处?”很多人同意这个观点。说起那么多女演员赤裸着大腿（有些人看不清她们穿着肉色的长裤），他们脸上还露出厌恶的表情。我在一旁没有说话，虽然对于《天鹅湖》竟引起这么强烈的憎恶，颇感意外。
一年以后，当我作为新中国派出的第一个代表团——中国青年代表团的译员又一次来到苏联，在一次地方共青团领导干部举办的宴会上听到一位团市委书记竟当着中国客人讲起一个“荤笑话”时，不免吃惊了：一个男人患阳痿，有人出主意叫他借一个挤奶器来，一装上去果然有效，夫妇大喜不止。不料那挤奶器一发动起来，就不再停止，也卸不下来......
在中国，这种笑话不计其数，但只能在私下，在最要好的男人中讲。这一次，中国客人并未怪罪这位主人，把这件事看做两个民族性格上的差异，一笑置之。然而我们决不会在这一点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
这时我已经注意到：在中国流传甚广的苏联作家K．西蒙诺夫的小说《日日夜夜》中，有在战火纷飞中军官和女护士谈恋爱的描写。另一部获得斯大林奖金的长篇小说《考验》里，写到战争初期一家莫斯科的大机械制造工厂向乌拉尔一带转移途中，厂长和女秘书竟在一起睡了觉。在中国，这种事本身就是不能允许的，更不能准许在文学作品中去描写。
然而中国人对这种事的好奇心，却比苏联人更强。当一九五O年西蒙诺夫带着一位女秘书到中国旅行（后来他写了一部关于新中国的纪实影片）时，我听到一个中国人对我说：“那女秘书是西蒙诺夫的姘头！”我心想，这也许是可能的，可是你亲眼见到他们睡觉了吗?
从一九五O年起，随着朝鲜战争的开始，中国关上了大门，从此与西方世界特别是美国，足足隔绝了二十二年。这种隔绝，还包括西方以往的文化在内。
中国和苏联之间人员的交往，也远不如现在和美国之间的交往这样频繁。那些年，出国被看作是一种难得的幸运。
我的俄语主要是从书本上学来的。到一九四九年，我的听力和口语能力仍然很差。但由于缺乏翻译人才，也由于我是个党员，“政治上可靠”，因而我就得到了比那些俄语比我好得多的人更多的去苏联和在国内陪同苏联代表团的机会。
我曾去苏联四次。我曾长期自费订阅苏联的《文学报》和苏联最有影响的文学刊物《新世界》。每个星期，我都从北京国际书店买回一批苏联出版的小说和文学评论书籍。然而到一九五六年为止，我对苏联国内真实的政治情况几乎一无所知。对于苏联农村的真实情况，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真正了解。
在我和苏联的关系上，验证了一个真理：一种虚伪的意识形态是很可怕的，它可以使一个人有意地不去追究事情的真实情况，情愿受骗和自己欺骗自己。
从童年起，父亲就把一个思想深深植入我的脑海：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是人类的一个理想世界：列宁是一位伟大的革命家。自幼对于俄国十九世纪文学的爱恋，通过它对于俄国人民产生的感情，以及我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笃信，也助长了我对于苏联和苏俄共产党的崇拜。
也不是完全没有机会获知相反的情况。我十五岁时就读过安德烈.纪德访苏纪行一书的日译本。他对于苏联共产党限制新闻自由，报纸上只写它认为应该告诉人民的事情非常不满。记得我对这个事实本身，和纪德的态度是一致的，因为日本人的报纸就是这样嘛。但是纪德说的却是苏联!帝国主义者和资产阶级无不攻击诋毁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安德烈．纪德这样写，他就是反苏，和社会主义的敌人站到一起去了。即使社会主义身上真有一点疮疤，那疮疤也并不那么可厌。
其实，第一次进入苏联境内见到的第一件事，就是穷困，还伴随着对于中国人的并不友好。然而我能自然而然地替每一个跟自己原先的设想不一致的现象，找到有利于苏联宣传家的解释。第一次晚餐收了我们昂贵的费用，因为我们仅是过境，并非苏联邀请的客人。当我们在西伯利亚铁路列车的餐车中大吃黄油和鸡蛋，而许多苏联人被拦在紧紧锁闭的餐车门外，我并不去想这是因为他们不能分享我们这样丰盛的早餐，而是因为我们是苏联的客人，主人要维护我们的安宁。后来发现轻工业品短缺，食品供不应求，便认为那是不久前结束的战争造成的了。
然而我也不是完全没有看到苏联社会的真正的弊端。无论是那些和我们朝夕相处、十分亲密的俄国青年翻译，或是在车站上向我们频频表示友好的男女公民，为什么临别时都不给我们留下自己的住址呢?是不是担心同外国人通信会带来什么风险?苏联人习以为常的那种只有一个候选人的选举制度，甚至于使我觉得荒唐可笑。一九五O年冬季在诺沃西比尔斯克的一次奇遇几乎把一个了解斯大林一九三八年大屠杀真相的线索送到我眼前——一个早晨，和我们代表团住在同一个公寓的一位老妇人非要拉我到她家中去坐坐不可。她拿出一本像册，给我看几张军人的已经发黄的照片。她特别指给我看其中的一位，说这位将领如何英勇干练，卓有功勋，是她丈夫的好友，但不幸被杀害了，而他是完全无辜的。原来他就是图哈切夫斯基将军!我们一九五六年才从赫鲁晓夫的报告中证实他的悲惨遭遇。
虽然那位老妇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她的神经质和唠唠叨叨，但我并不怀疑她说的事是真的，我甚至奇怪她何以这样大胆，敢把这样犯禁的事告诉一个外国人。不过尽管如此，我仍然把它看做一件个别的冤案，因为我不可能相信在一个社会主义国家里会发生罪恶滔天的大屠杀。
一九五四年春天，我作为随同中国政府代表团的记者团的一员，到瑞士采访讨论印度支那问题的国际会议。
一下飞机，便在机场上张贴的报纸上见到一条大字标题的消息：苏联驻澳大利亚使馆的一个名叫彼德洛夫的官员叛逃，投奔西方。报纸上还刊有彼德洛夫用来从事间谍活动的工具的照片——一个装有照相机的烟盒等等。我不经思索地认定：这一定是捏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官员不可能叛逃!因而那个烟盒等等自然也是骗人的把戏。
这一年我已经二十九岁，而当我十几岁时，却曾经对于一九三九年苏联军队侵入芬兰一举的正义性发生过很深的怀疑。那怀疑曾令我十分苦恼：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怎么可以欺凌一个小国呢?我久思而不得其解，憋得不行，就把这个问题拿来向一个陌生的二十几岁的大学毕业生求教，使他吃了一惊——一个小孩子怎么会思索这样严肃的政治问题!
现在，经过十几年党的教育，我竟不再怀疑我头脑中的教条，而不肯相信确凿的事实了。
从日内瓦街头，可以明显地看到这个资本主义社会的富足和稳定。然而我并不羡慕这个国家，我认定这是它幸运地享有长达二百年的和平并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好处和成为世界金融中心的结果。
我对于社会主义制度的信心却并不全是来自教条。我的祖国虽然尚未摆脱穷困，但它的经济和文化却正在欣欣向荣地发展之中。四十余年后的今天，我仍然相信，如果毛泽东不在一九五七年和一九五八年两次发狂，中国绝不会是一个今天这样穷困和落后并且危机四伏的国家。然而话说回来，毕竟是中国人民允许甚至欢迎过毛泽东把他们一步步引向一个又一个灾难！
五月一日，当我在明媚的阳光下观望瑞士的工人们在日内瓦街头懒洋洋地为庆祝国际劳动节而游行时，我心中充满了忧愁。人是这样地少!稀稀疏疏的队伍，不喊口号，没有歌声，哪里像个无产阶级的样子!
当我二十八年后又一次来到资本主义世界时，中国和西方世界都已面目全非了。
一九八二年八月底，我和朱洪第一次踏上去美国的旅途。我曾去过日本、瑞士，但见识一个最成熟的资本主义社会，却是初次。
当我们的飞机在旧金山机场降落时，我回头一望：惊讶地看到有两架客机尾随在后，将同时降落。在机舱右侧我看到一幢小小的旧建筑，上面有一九三四”字样，想必是四十八年前这个机场的主要建筑了。看来，相当于中国南京市机场现在的规模。
在候机楼等行李时，我有意观察了这里究竟有多少登机入口，来不及数完，我数到九十几个，已足够使我吃惊了。
然而就在旧金山，中国领事馆门前昨夜又有一起中国留学生遭到抢劫。这种事情已发生多起：以致警察不得不把一辆警车经常停在领事馆门外。
这是美藉华人女作家聂华苓和诗人保尔．安格尔对我的第四次邀请。我在中国第一次见到保尔时，立即出现一个念头：一个地道的美国人!这次长时间相聚，美国普通人性格中那些最可爱的东西，我在保尔身上都看到了，尤其是真诚。华苓的曲折而痛苦的经历，并没有消蚀她作为一个艺术家所不可缺少的天真和对人民的赤子之情，同时具备着中国女性的温柔与坚韧。事业中的艰难并未使她退缩。她通过每年邀请的中国作家对于为促进中国的进步所起的作用，可惜尚未被人充分的理解。
中国几十年来对于美国的宣传，无非是经济危机、失业、犯罪和种族歧视。现在人们或多或少已经从这种偏见中解脱出来了。然而对于美国半个世纪以来经历的变化，它的富裕和自由以及它所难以摆脱的真正的问题，还远远没有足够的了解。
我应该帮助中国人了解真实的美国，但我尤其应该让我的同胞透过美国更深刻地了解中国。直接报导中国的实情，束缚越来越紧。然而美国几十年来的变迁和它的现状，不是有很多事情可以给中国人以启示吗?我借题发挥，我的对手就不易抓到什么把柄了。
于是我便忘记了朋友们临行前的叮嘱：在美国轻松一下，把身体养好。“五月花”公寓楼下室内游泳池终日开放，但我的游泳衣始终是干的。我从未体验过的蒸汽浴“三温暖”楼下也有，我也竟一次也未去尝试。最使我后悔的是此次到美国四个月，只看了两部电影。
没有车子出去买报，见到公寓里很多人把报纸随处乱扔，我便把别人读过的报拿来，剪下我可能有用的材料，每每搞到深夜。
我极感兴趣地发现，这个国家在很多方面都处于同中国相反的另一个极端。上帝给了美国人以广阔的生存空间、富足的资源与良好的气候：中国人则受到了亏待，又由于大量的人口繁殖、频繁的战争和三十余年来的盲目破坏，使自己的生存条件越来越坏。在美国的孩子和学生悠哉游哉地享有过多的自由：中国人则从小学生起就受到家庭与学校的严格管束，必须受更多的训斥，做更多的功课，假期也只及美国学生的一半。美国人有很多政治自由，却并不怎么珍惜，其政治制度又限制了这种自由——世界上很难找到这样高价竞选出来的参议员和总统：中国人则为获取这种自由前仆后继一百余年，至今连能否依自己的意愿选举一个村长还成问题。酗酒在美国成为屡禁不止的大害：中国人唯独在这方面享有更大的自由，却很少有人酗酒。美国人在自己住宅的四壁之中享有私生活的充分不受干扰的权利，但苦于孤独和空虚；中国人的语言里连Privacy这个词都没有，很少有人会感到寂寞。美国政府高官和社会名流的隐私，美国记者可以随意揭露；在中国，恰恰是这一类人的隐私受到最大的保护。美国人生活中没有政治口号和任何“基本原则”，却也能维持稳定和发展；中国人则必须在“念念不忘”或“基本原则”的指导下生活，还要为“安定团结”伤很多脑筋。美国老百姓和政府打官司一般是老百姓赢；中国人则连和本单位“组织”发生纠纷时都经常是输方。中国人以为只要有了充分的自由和富足，人们就一定会生活得更幸福，人的精神素质也会不断提高；美国的实际却并不如此。中国人最难理解的大约是美国的吸毒、虐待儿童和在两性关系相当自由的状况下为什么强奸罪仍这样多......
特别有趣的是：和中国“左”派持相同立场的政治力量，在美国却被称为右派或极右：中国被共产党称为右派的人，在美国却是左派或自由派。在道德（如两性关系）问题上和文化问题上，中国的“左”派和美国的右派简直可以组成一个政党。
因为时间太短，见闻毕竟有限，除报刊上的材料外，我还要借助长期侨居美国的华人的体验。在去东海岸旅行之前，我特别拟了一个我最想了解的一些问题的提纲，事先寄给我将要会见的人，请他们在我拜会的时候可以有以教我。
归国前我陆续寄走二十六箱书报和资料。关于美国的书我看得越多，越觉得对美国社会的了解不够深透，因而越是不敢轻易下笔。加以国内的事情铺天盖地而来，终于未能按原先的愿望写成一本书，只发表了几篇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