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九年年底召开的中华全国作家第三次代表大会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代表们回顾了五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界饱经患难、满目疮痍的历史，肯定了一九七七年以来选定的新路。一九五七年以来沉默了二十余年的作家，当时曾是青年而如今已成中年的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是近两年文坛上最活跃、作品最引入注目的一群。他们在这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也是众所瞩目的中心。

我也在大会上作了发言。我讲到从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期的体验中引出的一条教训：“当时我看到农民的愿望是一个，而上级和报纸宣传的却是另一个，彷佛世界上同时存在两个真理。心里不断斗争，很是痛苦。后来才明白：当这两种东西发生矛盾的时候，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站在人民的一边，因为历史已经证明，党是犯过错误并会继续犯错误的，而人民，就其总体而言，人民的利益和要求代表了历史前进的方向。”我提醒大家：几千年的封建主义传统、贫困和愚昧仍然是“左”的路线的基础，而既得利益者仍然要顽强地反对变革，企图把中国拉回到老路上去。我说：我们这个时代最需要的仍然是对于涉及人民命运的重大问题予以关注的文学。我决定在自己选定的道路上走下去。困难是有的，甚至还有危险，但我已经想过了：单是我今年发表的那篇论文，已经足够打我一次右派了：写一篇是打一次，写一百篇也不过是打一次右派，既然如此，为什么不继续写下去呢?

我最后这一段话，引起的掌声和笑声特别多。我前一晚上本来是熬夜准备了讲稿的。上台讲了几句，就把讲稿甩开，信口讲起来了。这时不再因这是一个庄严的大会而有所顾虑，也不去想有人会抓把柄，精神完全进入自由状态，一片真诚，讲的又是自己二十余年来的真实体验，因而效果较好。 

一九七九年是一九四九年到一九八八年为止政治气氛最好的一年，所以也是我公开演讲最多的一年。我曾到五个省市做了不下十五次讲演，有六次是在不同的大学。讲演的录音带被翻制，传播很广。

但是，在另一些人看来，我的这些讲话则等于是挑战。他们对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还记得很牢，却不是追悔自己当年把许多人打成政治死囚的罪过，而是手里发痒，一见知识分子享有了较多的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便想重新拿起当年打过人的那根棒子。此时仍然担任中共中央主席的华国锋，不久前就威吓过：“我们是不想再搞一次反右派运动的，但是如果有人逼我们去做，我们也只好再来一次。”

白桦、王若望、王蒙、丁玲和我，这些当年的“右派”，都在这次代表大会上作了发言。大会选出的理事和理事会选出的中国作家协会领导机构中，有多人是当年的“右派”。

三次作代会（亦即第四次文代会，二者是在同地同时召开的）刚刚结束，从北京到外省就刮起一阵冷风。政界和文学界一些保守派人士散布一种论调：“作代会开成了右派翻天的会！”“只许右派发言，不给我们讲话的机会!”“还把右派都选进作家协会领导班子去了!”

发言机会是均等的。本来已把一些老作家按他们本人的要求列入发言者名单，但他们又不肯讲了，因为看到大会的那种气氛，人们不会有耐心去听他们要讲的那些东西。

这是他们被冷落的开始。他们还将继续被冷落所激怒。有些人的作品将一再被文学刊物退回，而在六十年代，那些刊物曾多方设法争取发表他们的作品。于是有些人便以为是这批右派（大部份是中年作家）占去了本应属于他们的地盘。他们不能理解，读者脱离了他们，是由于他们脱离了时代。

文艺界是在胡耀邦的直接领导之下的，他自然要承受巨大的压力。

这时，有两个剧本成为两派力量争议的焦点。

青年剧作沙叶新写的《骗子》（或《假如我是真的》）是一部讽刺剧，写一个冒充某中央高干子弟的人在上海招摇撞骗，畅通无阻，备受优遇，直至弄到一个愿意做他妻子的人。最后败露了，被送上法庭。此剧一九七九年已在上海、北京的有些外省上演，因争议很大，一般作为“内部”演出，不向一般观众售票。作者已做了多次修改，仍不能为反对者接受。电影剧本《在社会的档案里》揭露一个高级军事人员生活的腐败——父子一同覇占一名少女。反对这个剧本的势头更大，主要来自军方。

胡耀邦决定一月中开一次戏剧座谈会时，还是政治空气比较好的一九七九年年末。到会议开幕时，已经变了。到胡耀邦在会上讲话的前一星期，他还准备公开表示这两个剧本再做些修改是可以上演和拍摄的，但是到讲话的前两天，他忽然改变了态度。人们认为这是遭到强大压力的结果。

就在这同时，我也成了攻击的目标。

一九八O年一月初，我正准备作为《人民日报》的记者到四川省进行第一次采访时，一位老朋友神色紧张地跑到我家，告诉我一个坏消息：“胡耀邦把你批了！”接着，又有几位友人也传来这个消息。

胡耀邦当时虽然还不过是中宣部部长，但在人们心目中已是高举思想解放大旗、最坚决地推行三中全会路线的，仅次于邓小平的党内领袖人物。因此，他竟会批评我，这个消息就使人们感到双重的意外：莫非胡耀邦也变了吗?

几个来源传来同一个消息，我自然不能不信。进步力量在三次作代会上取得胜利给我带来的欢欣心情，不免有些黯淡。经过多方了解，方弄清事情的原委。

原来是在中宣部一次例会上，据说是一个高级党校的女干部首先指责我，说我到人民大学演讲时，为林希翎鸣寃叫屈。在胡耀邦做总结发言时，中组部的一个副部长忽然插话说：“有的人，右派问题给他改正了，他说他不是共产党员。他说，社会主义不如资本主义，共产党不如国民党，大陆不如台湾，他要到美国去。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刘宾雁!”

这时胡耀邦没有理会他，继续讲完自己的话。可能是他觉得既然有两个人在会上提出刘宾雁的问题（他不会不明白，这不是偶然的，而且不是冲着刘一个人来的），他不能不有所表示，便在最后讲了这么几句话：“刘宾雁这个人我了解。一九五七年定他右派，我是不同意的，去年给他改正，我是赞成的。但是这个人也有毛病。”

朋友们坐下来分析这段话，放心了：胡的话分明是保护嘛。

几年以后我回过头再玩味这段话，又觉得还不仅是给我以保护。他的意思是：刘宾雁这个人没有大的错误：二十二年前我支持他，现在我依然支持。如果说他有问题，那问题也不会超过你们这些攻击他的人。他在众人面前公开做这种对我没有多少保留的支持，这是第一次。

但是我知道我应该谨慎，不给我们的对手以机会来攻击我以至于和我站在一起的同志们。所以我和朱洪商定：此次入川，一次公开演讲也不做。想不到这个决定竟和四川省文联领导人的决定不谋而合。他们听说我要去四川，已经做了部署：“本省决不给刘宾雁提供讲坛！”彼此契合，皆大欢喜。

春节我没有返京，想利用这个假期采访成都一位在皮鞋制造工艺上写了第一教材的老人。四川省皮鞋工业历史悠久，这位老人是三代制鞋工人与技师。使我动心的是，他是在文革期间连工作权利都被剥夺、生活十分困难的情况下自力、自费在业余时间从事这项工作的。我和他约好大年初一去他家长谈。

    他不在，他的妻子和长子彬彬有礼地接待我，说是主人被一个亲戚拉走了，事先并未约会。我信以为真，便向这母子二人了解他这些年的经历。时近中午，主人仍末归来，我便告辞。长子无论如何要陪我走，还非要把我送到锦江宾馆不可。我以为他待客是过于殷勤了，岂不知他是怀着负疚心情这样做的。在路上，他对我说了实话：他父亲是听人说我这个人已受到批判，将受到严厉惩处，怕连累自己而故意躲出去的。

我的可疑身分并未澄清，这位青年甚至也未同他父亲商议和得到允许（可去掉），他为什么会把实情告知我呢?他大可不必。想来，只能是由于我的一片真诚感动了他们母子二人，他们从我的声容举止中断定我不可能是个坏人。

那位老人后来也追悔此事，每次到北京都要到我家看我，还带上礼物。可惜从此就再无会面的机会了。

后来我才得知：一九八O年春季，关于我的政治谣言已传遍很多省份，说我已被隔离调查，或曰被逐出北京，或曰被开除出党。

这是第一次谣言高峯。以后每一年或每隔一年，都会有类似的谣言生起，直至一九八七年一月它变为现实。

中国的政治气候，也以相同的频率忽热忽冷。我能够成为它的温度计，应该引为荣幸。

在北京等着我的，则不是一般的谣言了，我一到《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就把我找到办公室，问我：“你在四川做了几次讲演?”“一次也没有。”“有人说你有一次讲演，大学生递条子发问：‘我们能不能上街游行?’你回答说：‘当然可以啦。北京人民大学的学生去年不是上街了吗?’”很像是真有其事。我说绝无此事，可以调查。

原来亲自跑到《人民日报》向胡绩伟诬告我的，又是那个中组部副部长!我与此人素昧平生。若无此机缘，我甚至不知道他文革前曾任辽宁省鞍山市市委书记。往日无怨，近日无仇，他何以要死死揪住我不放呢?这个谣言是他本人捏造，抑或是四川省提供的呢?他是出于自发，还是某人或某个势力授意来诋毁我呢?

我没有去追究此事，后来也就淡忘了。还要过上两三年，我才会觉察到，那些人并没有淡忘，并且一直张大着眼睛盯住我。他们本能地发觉我是异类，会对他们构成一种威胁。我写的文章，我在各地讲话的记录，我揭露和鞭挞过的那些党委和个人所写的控告信，一些志愿告密者关于我言论与行动的信件，都被妥善地保管起来，以备不时之需。但是我认为：我所写和所讲的一切，都是对于这个党有利的。邓小平会理解我。中纪委也一定会支持我，因为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它应该做的。它会认识到，我是和它在一条战线上战斗着。    ，

一九八O年春天这次寒潮，来得很猛，是一年前那一次无可比拟的，但仍然是同“四项基本原则”相连。    ，

这个春季，全国各地出现了一种奇异的政治局面，一方面，邓小平主持下制订的三中全会的主要决策——如农村的生产责任制、平反寃假错案等等，在多数省份还遭到顽强的抵制；而另一方面，用来抵制这些政策的思想武器竟又是邓小平本人提出的“四项基本原则”。

在那些仍在四人帮帮派势力或保守派人物掌握的地区，“四项基本原则”的宣传搞得最红火。各县和各工厂之间互派宣传车队，车上张贴大幅标语，车上敲锣打鼓，大喇叭震耳欲聋地高呼口号或朗读有关“四项基本原则”的文件。行人们目瞪口呆，以为又一次文化大革命到来了。“左”派们如此欢欣鼓舞，是因为他们认为提出“四项基本原则”就是要取消三中全会制订的一套政策，回到老路上去。

“左派”的猖獗并未使我退缩，反倒激怒了我。我不认为他们在中央会有代言人。我决定继续自行其是，去摸一摸他们的老窝。由于这一年党中央领导人曾一再告诫党内要警惕文革的后患——当心四人帮的帮派分子借实行干部年轻化之机钻到党政领导机构中来，我就更加自信揭露这种政治势力，定会得到中央的支持。

一九八O年七月，我和《人民日报》特约记者李春光来到山东省沂南县。我的故乡临沂县，现在是沂南县所属地区的中心。这是我第一次回到我的祖父携带全家于二十世纪初期由此出发向东北逃荒的地方。七十年过去了，有三十一年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度过的，然而这里依然是那样贫穷。农民仍然在向外逃荒、行乞，主要去向仍然是黑龙江省。    十三年前“夺权”斗争中取胜的一个派别，现在仍然执掌着各级政权。胜利者永远是正确的。文革期中许多人死于他们发动的武斗，许多人被监禁、被施肉刑，侥幸不死的话，又被定为政治罪犯，连同他们的家人一起受屈辱，得不到正常的工作机会赖以谋生。文革结束后，这掌权的一派又借“清查”四人帮分子之机，发起了又一次镇压与迫害的运动，把自已的政治对手重新收拾一次，手段和上一次同样横暴而残酷，又整死很多人。

无论是文革期间或文革后四年的当时，农民像一九四九年至一九六六年一样顺从地接受同是以共产党、也同是以“无产阶级专政”的名义实行的法西斯统治。表面看来，它们确实没有多大不同。人们照旧按上边指定的名单选举人民代表，各级人民代表大会照旧按各级党委推荐的名单鼓掌批准各级政府的主要官员。平时，照样听从上边指派的党支部书记的命令到田里劳动，然后到年底领取不够糊口的粮食和往往还不够买口粮的一点现金作为一年辛苦的报酬。

官员们则比文革以前更大胆、更贪婪地剥夺农民了。由于他们在山东省委有大人物做后台，同时又以为新的党中央不要多久就会下台，因而有恃无恐，甚至胆敢公开地攻击和护骂邓小平和胡耀邦。他们疯狂地抵制三中全会以来的新政策，不准许在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

这种情况使我激愤万分。我和李春光写了一篇不长的报导，刊登在《新观察》杂志上。

山东省“左派”和四人帮帮派分子对我的仇恨竟疯狂到不怕暴露其反对邓小平的政治面目，把我和邓小平放到一起来攻击。在一封以“沂南县上访团”名义写的匿名信里，竟说我是“在某些大人物的授意和指使下”、“为了讨好某些权贵的欢心”而到沂南采访，目的是“置沂南县于死地”。说我“有一部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历史”，现在又“卖身投靠，成了纳吉、复辟狂们推行复辟倒退路线的“鹰犬”。说我“为某些人所赏识，为那条复辟倒退路线张目”。“现在某些人的所作所为，使中国历史上的王莽、梁冀、董卓、李林甫、秦桧、贾似道、魏忠贤（注）这些鼎鼎大名的人都自愧弗如了。权奸不除，国无宁日！”

这里所指的纳吉，是指匈牙利一九五六年一度担任总统而最后被杀害的伊姆雷.纳吉，中国人都很熟悉，在四人帮批邓时期，纳吉的名字被用来暗喻邓小平，诬指邓小平是叛徒。至于“大人物”、“权贵”、“复辟狂”、“权奸”等等，也都是指党内改革派的领袖邓小平和胡耀邦等人。

（注）王莽等人是中国从汉朝到明朝历史上最著名的奸臣宰相，曾蒙蔽或要挟皇帝、陷害忠良乃至篡夺皇位。

这是一封地地道道的反革命匿名信。人民日报社把它送给了公安部，公安部又责成山东省公安厅追查。然而山东省公安厅竟至今按兵不动，可见党内两派势力斗争之剧烈。

在这封匿名信裹，作者还创造了一条桃色新闻，说我诱惑了沂南县委招待所一个年轻的女服务员，和她睡了觉，还使她怀了孕。所幸此行我和李春光白天在一起采访，晚上同住一间寝室，否则倒真有口难辩了。

把政治罪行和道德堕落连在一起，历来是把一个人搞不倒也搞臭的有效武器。不知为什么，这一回没有奏效。

这年八月，我又一次来到辽宁省省会沈阳市。我是被一个未了的愿望引到这里来的。从一九七九年春季起，因反对文革和毛泽东而被处死的女英雄张志新的动人的形象，一直撞击着我的心。那年夏季，由于许多文人云集沈阳采写张志新事件，我搁置了写她的打算。但从哈尔滨返回北京途经沈阳时，我仍然小事停留，阅读了她的一部分案卷，也走访了一些张志新生前的同事。那时一些关于张志新的文章已然发表，却没有一篇是令人满意的。我萌发了一个意念：张志新本人已死去，她的几十本日记也被毁掉了。文革和毛泽东还是禁区，但张志新事件不是一个个人的悲剧。我是否可以从另一个角度去写——张志新周围的人，他们在七十年代的政治条件下，由于各自不同的原因，往往并不一定是出于恶意，如何把张志新一步步推向刑场?写由于一九四九年以来铸成的各种政治条件，张志新这样一个人之死是必不可免的。这对于帮助中国人反省三十年历史和清算毛泽东错误会是有益的。    ．

于是，我又一次埋头到史料里。我重新阅读张志新死亡之路的记载——对于她的历次审讯的记录。

然而活着的人不断打扰我在死者身上进行的工作。有人还在诋毁这位女英雄。在张志新被处死上犯有严重罪行的人，从第一个到最后一个，都未遭到惩罚。而老诗人谢挺宇由于在报纸上透露张志新在行刑前曾被割断喉管以防止她在刑前呼口号，倒好像犯了什么不可饶恕的罪孽，遭到官方人士狠狠的咒骂与威胁。这些人中，很多还就是文革以来公安、司法部门的官员。

这个现象，使我把目光转移到文革时期的罪人身上来。辽宁省是江青一伙为政变进行组织上的准备做得最彻底的一个省。四人帮骨干分子李伯秋招认：一旦江青上台，辽宁省县委书记以上的干部都不必更换了。我很想知道，这些人现况如何?

辽宁也是追查四人帮分子最认真的省份。省纪委又一次要求各地“补漏”，就是把一九七七-一九七八年清查运动中漏网的和犯有凶杀和打砸抢罪行的人再来一次检查。全省各地、市的有关干部来沈阳汇报，我去听了三天的会，大为震惊：在文革时期被害或被迫自杀者达到几十几百人的县份和 工厂里，竟然查不出一个凶手！很多文革期间罪行不少的人，现在居然还担任着党委组织部长、政府公安局长、人事局长这样重要的职位!连省委组织部、省党报《辽宁日报》和鞍山这样重要城市的市委组织部都有这样的人!

相反，当年反对林彪、四人帮而受尽迫害折磨的人，现在却仍然得不到平反，继续受到压制。

我坐不住了，阖上张志新的档案，我到省纪委等机关和城市负责清查工作的干部那里去调查。沈阳的老友和从文革至今遭受政治迫害的人也来向我提供情况。

和山东省一样，辽宁省也是文革中的一派掌权。这一派是受到军队支持的极左派，工人居多。奇怪的是：这一派当年是反对中共中央东北局和省委主要官员最激烈的，如今那些官员在北京、辽宁都恢复了举足轻重的要职，却不来支持、救援当年曾为保护他们而遭到残酷打击、至今不得翻身的另一派人（以知识分子为主）。

我逐渐弄清了一个道理：文革的发生与结果，都有一个不同于任何政变、动乱和革命的特点。林彪、四人帮虽然是反革命，但“亲自发动和领导”这场文革的毛泽东则不是。文革中制造十年浩 劫的虽然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当时的各级政权——“革委会”虽然也大都是或全部是中共干部和党员，但结束文革的也是中共中央领导人、各级党委和政府。大部份原先的官员依然继续留任，他们中间很多人是“三朝元老”——文革前、文革中和文革后，一贯担任着党的领导职务。再看文革中得到晋升的官员，大部也是文革前就任职的，因而文革初期一度受四人帮迫害而不久就担任领导职务、执行四人帮的一套政策的老干部，既同在北京任要职的过去的老上级、老同事心心相印，又和文革中犯有各种罪行的中、下层干部之间有政治上的共同利害与感情上互有恩惠的重重关系。一九七九年我在宾县看到的是经济上的关系网，现在我又在辽宁看到政治上的关系网。就在这种关系网的作用下，辽宁省文革中有严重问题的干部，有的被悄悄调往外省、外市，逃脱了审查：有的仅仅失去原先的职务：另一些则继续做官，继续压制当年反对过他们的人。在政治关系网和经济关系网相重迭的网络上，滥用权力、非法贪占国家财产、侵犯人权的现象，正在以比文革时还要猖獗的势头在发展。

无辜受害者不断呼吁求救，仗义垫言者连续揭发检举，但因现行体制下检察院和法院不能受理党的官员失职、渎职等案件，党的纪检委则受到同级党委的控制，因而即使是愿意主持公道，惩办邪恶的清正官员，也只能扼腕嗟叹。那些滥权或腐败的官员，则能肆无忌惮地打击报复敢于反对他们的人。

辽宁省的经济改革是进展很快的。报纸上充斥着这方面的喜报。我怀疑在政治上潜伏着危机、社会上下公正现象得不到制止的情况下，经济改革的成果能否真正为人民所有!

于是，我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把这些问题揭出来。此外，我还写成了另两篇报告文学：《艰难的起飞》和《在罪人的背后》。

这个夏天我是多产的。我高高兴兴返回北京。但不久，就接二连三地听到辽宁省委向我发来的愤怒的指责和攻击。我所写的每一篇关于辽宁的报导（除了“辽宁省开始编写文化大革命史”的消息以外）都是有严重错误的，无一不造成恶劣的后果。

我的失误在哪里呢?我不能不细细反省了。

《艰难的起飞》里所写的丹东市锐意改革、成效卓著的轻工业局长李日升，辽宁省发过一百余篇赞扬他的报导。我不过是写了一点他遇到的困难和阻力。这就涉及到别人，恰好那又是一位“三朝元”，文革时是、现在仍是市委副书记，上下左右有各种关系。我去采访时，他即将退休，人人都说他不称职，又因他儿子强占民房使一名妇女自杀的消息传遍全城，引起公愤。我的文章一发表，他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又是到码头欢迎贵宾，又是人代会上主席台，还到电台发表讲话。显然这都是一种示威，是表明不承认我的文章。我去丹东的前一日，李日升在民意测验中获票百分之七十以上，正准备提拔重用。文章一发，他没戏了，还成了审查对象，一个又一个调查组派到他所在单位。我所写的他的成绩，被中共丹东市委一一推翻。

我都有些怀疑了：是不是我上了当，李日升真的对我弄虚作假了?要到两年后，中央轻工部副部长到丹东经过长时间调查后向全国介绍了李日升的经验，才使我心中一块石头落地。我对李日升的赞扬，竟成为对他的狠狠一击，直到四年后他才缓过劲来，终于被提拔为辽宁省轻工厅的厅长。

《在罪人的背后》写一个农村女青年王广香因就业安排受到不公正对待，长期上访无效。负有直接责任的一个官员非但不纠正错误，还对她又打又骂。王广香为发泄怨恨，用炸药包炸毁了那人房屋的一角。这篇文章就一个普遍存在的问题向全国发出警报：由于受害者被长期压制，官民之间的小矛盾常常会演变为对抗性冲突，造成社会动乱!

对她的审讯，惊动了本县数千名农民前来旁听。后来以“作案时精神已失常”为由，撤销了对王广香原判的三年徒刑。但那个有罪的官员也被悄悄释放了。

这篇报导收到八干余封读者来信，是《人民日报》创刊二十八年来反应最强烈的第二篇报导。这应该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信号，警惕决策者必须加强法制建设，否则后患无穷。

王广香这类含寃几年、十几年、几十年的上访者，现时云集北京。我隐隐感到他们的哀鸣和叹息有一天会变为怒吼。他们中间有些人把刊有《在罪人的背后》的那张一九八O年八月的报纸揣在怀里一直几年，不时拿出来读一读，使希望的火苗不致熄灭。

然而这篇文章里提出的问题，七年之后也不会得到解决。七年后，王广香式的炸药已投向了行驶中的旅客列车，投向了中央政府的公安部和毛泽东纪念堂。许许多多的王广香变成了纵火犯、杀人犯和自焚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