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五五年的夏天，是我记忆中北京最炎热的一个夏天。夜晚，小巷子中的居民都到街道上来露天过夜。不断传来行人中暑而死的消息。
我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大事，一个超级危险：我成了个反革命嫌疑！对我的审查就在这个夏天达到高峰。
事情是从我本人对于“反革命分子”缺乏警惕开始的。在我领导的青工部里，有一位从上海复旦大学毕业的青年编辑朱志焱，他父亲曾是国民党中将，他本人也是肥头大耳，一派武将的长相，到电影里扮演一名国民党将官是很合适的。他业务能力强，工作中点子多，也看不出什么异常表现，我便把他看做为同志了。年初，党委向我打招呼，说此人政治上可疑，使用上必须注意。我没有表示反对，但也没有真正重视。不久，第一机械工业部要开个什么会，通知我们去取记者证，我就把朱派去了。他本应在上午回来，却迟迟不见踪影。原来他取记者证时同时取回一大包会议文件，自己跑到宿舍看去了。下午快下班时，他才到办公室来。青工部的积极分子是从未在文件上划了些红道道断定他偷看了文件的。这时我发觉自己办错了事。我为自己辩解的理由是：我是让他去取记者证的，谁知道那边同时发了文件!心里则仍然认为朱不是坏人：他若是为窃取机密而偷看文件，还会拿红笔在那上边乱划吗?
当我察觉对我的不信任时，我以为就是这件事引起的。肃反运动开始后，朱被隔离了，关在我当时居住的那幢红楼的二层楼上。我每天进出自己的家，都要经过正对着楼梯的他那个房间。我知道秘密审讯还在进行。十年前我就听到关于延安整风期间“疲劳轰炸”式连续审讯的传说。
每当我经过那间临时囚室时，我的心情是复杂的。朱志焱真的是反革命吗?我怀疑。但是我又不能完全不信肃反领导小组依据他们所掌握的材料而做出的判断。对于这种审讯方法我不以为然，但倘若朱真的是个敌人，那么为了“革命的需要”就任何手段都是合理的了。
青工部当时有八名编辑，五名都不是党员。我知道，朱和其余四人确实不同，他并无加入共产党的迫切要求，因而并不努力“靠拢组织”，做出进步的表现。在当时，有那种家庭成份的人，一般也根本不能入党，所以也不奇怪。他有才，自信，不肯随人俯仰，这就会使人认为他对于共产党缺乏感情，怀有二心了。而那些积极要求入党的人，就要像党员一样要求自己对党组织坚信不疑，保持强烈的阶级斗争观念，因而对于朱的日常表现就不能不保持警觉。肃反运动一开始，这种状况就加倍浓烈化了。
我的那个部里，肃反工作是由一个姓丁的女党员负责的，我和另一名党员并不参预其事，肃反人员自成系统，照例也并不把有关情况告知我们。但我们可以参加揭发朱的问题的会议。大家一起凑材料：朱的平时表现有什么可疑之处?由于朱这个人言行随便，现在又用的是“放大镜”，可疑迹象是不难找到的。比如，一九五四年夏季中国一些河流泛滥成灾，北京霪雨连绵，朱就表示过嫌雨还下得不够，希望下得更多一些。这不就是敌意的流露么!然而他的话当时是否可能有其它含义，比如说“天气太闷，雨下透了就好受了”?还有：一个真正的敌人，他会毫不掩饰自己的敌意吗?这就不予考虑了，也永远不会有人在这种场合提出异议的。对于朱可能是反革命的最有力的论据，是每当胡耀邦到报社来，朱总要去跟胡的司机搭讪，以致和他混得很熟。朱还常常坐进胡的汽车。这是为什么?若不是企图窃取机密或杀害胡耀邦，他会这样做吗?
这种讨论，同时也是肃反人员观察和测验所有人对于肃反运动以及如朱这样已断定为反革命分子的人的态度的机会。当时，我却还没有领会到这一点。
没过多久，我便发觉自己也成了被怀疑和审查的对象。一些会议不让我参加。一些文件不给我看了。我以为不过是怀疑我和朱的关系呢，这确是一个原因，但不是主要的。
忽然，有一天在一楼至二楼的环形楼梯靠墙的一侧，张贴出我的两篇未获准发表的文章的校样，和我正在写作中的一篇作品的初稿。这张墙报的标题是：“请看刘宾雁的反党思想”。这是我的姓名第一次和“反党”的字样连在一起。我不免有些惊讶，颇感不快，但不知为什么：心中却并无惊恐，相当镇静。
张贴出来供批判的有两篇已发表的文章和一篇文章的草稿。我批评一些医生缺乏人道主义感情和经济干部挥霍国家资财，文章的题目是《冷》，结尾的一句话是：
“果戈理的一个短篇里写过一个人清早上班时忽然发现他丢了鼻子。我们这里，却确实有人每天早晨上班时只带了工作证，却把心遗忘在家里。”
有一种感觉，在我心里已存在很久，那就是：在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中，原来存在的那种正常感情好像逐渐淡薄了。
我最早感受到的冷酷，是医生对病人的态度上。也许因为这是各种职业中最人道的一种吧，从五十年代初期每听到医生的冷漠和不负责任给病人带来的痛苦，我便很激动。一度想提议在所有医学院中设一些人文课程，主张缺乏人道主义精神的人无资格作医生。现在，我把这个想法写进了《冷》，其实远在这篇文章写成之前，“人道主义”和“人性论”已经被党的宣传机器，多次作为资产阶级的敌对思想攻击过了。每个人都是一个阶级的代表，因而抽象的人性和抽象的、对所有人的爱是不存在的。
此文的罪名，是污蔑了社会主义。我们这里既是社会主义社会，就应温暖如春，人和人的关系必然是亲如兄弟，怎么会有什么“冷”呢?
另一篇短文，更重要，因而问题也严重得多，题目是《新的声音》。
“多少次，我想起这个人的眼光：他抬起泛红的、激动的脸，闪光的眼睛像要吐出什么东西。可是环视一下周围的人，这双眼睛又羞愧地垂下去了。这一刹那，我彷佛听到一个声音：不要抢先，别露锋芒；别人未说，你又何必?就是这声音，熄灭了那双眼睛中的火光。”
这篇文章，是我几年来寻找“敢于提出不同意见者”的过程引出的结果。我的动机写得很清楚—“我们的建设事业顽强地提出它的要求：更大胆些，多说些新鲜的、有用的话!告诉我，是什么东西在阻碍我前进?为什么我听到的声音是那么少和那么微弱?
大胆地走到生活的尖端，去发现新的问题，提出新的办法，最好地实现党提出的任务。宁肯要十个也许不完全正确，但有一定根据的新的意见，也不要一百个没有错误，但是鹦鹉似的学舌。”这就有点不合潮流了。
我还批评了一种人：“一张永远为别人微笑着的脸，眼睛谨慎地追随着会议主席的面部的表情的变化，嘴里随时都准备着‘是啊！’‘对!’......我不了解，这种人将长久地成为党的宠儿，和那些“只愿意说而不愿意听”的人结合在一起，在今后的中国历史中将显示其左右一切的力量。
在张贴这张墙报之前，对我的审查是秘密进行的。编辑部大部份人不知道我出了什么事，故仍然一如既往地说说笑笑。我曾以为，经过一番审查，会查明我没有问题。这张墙报的张贴，表明“他们一对我的怀疑又有所加深。我向“反革命分子”的深渊又靠近了一大步。况且，我知道人们会相信张贴墙报的人而不会相信我，因而我会立即被孤立起来。我站在墙报前分析自己的心理反应，很是惊异：墙报上张贴出这些文章，是一种公开羞辱，是我从来没有经历过的，同时又是一种威胁，但是我的心情为什么这样平静呢?
首先，我不相信我的日常言论和文章中的观点是错误的。我有足够的论据和任何人争辩。其次，我觉得怀疑我是反革命分子是荒唐到极点的事。我同朱志焱的关系，他们也可查明。仅仅是时间问题而已。
我并不是一个自信心很强的人，但是这事件荒唐到如此地步——我，一个从我的所有亲属到我本人都未曾受到革命的任何伤害，我本人历史上也没有任何可以怀疑之处的人，我关于自己的历史与现在的政治、思想状况从无任何隐瞒，我为人行事光明正大，怎么会被怀疑为反革命分子呢?这是一个太大的误会，因而不可能持续很久。但是，为了防止妻子为我担惊受怕，我决定把我目前经历的一切向她隐瞒起来，而我的隐瞒居然十分成功，她竟然丝毫没有察觉。
几天以后的一个早上，报社的秘书长找我谈话。他像从来一样和善地微笑着告知我：因工作需要，我的工作需暂时变动一下，到总编室去工作，青工部主任的职务由他人接替。我心里本来作了更坏的准备：他们不是不可能把我像朱志焱那样关起来审讯。因而，工作调动要算是很客气的措施了。青工部经常接触工业建设方面的机密材料，还往往要和政府高级部门打交道，我既已被怀疑为敌人，自然要提防泄密，总编室则是报纸编辑的最后一个程序，只须看各部门已编好的稿件，并且发或不发什么稿件并不由我一人作主，一个阶级敌人从事破坏活动的机会自然要小得多。于是我回以同样和善的微笑，回答说：好。第二天，我就到另一个办公室去上班了。
这时，编委扩大会上对我的围攻已经开始了。几年来我在工作会议上的发言或私下和朋友或同事的谈话：我对社会现象和对文学与新闻的观点，我发表或未发表的文章，都成为罗织我罪状的依据。追查集中在一个问题上：你为什么老是呼吁在报纸上揭露和批评我们的（党的）错误和缺点?你为什么还用这种思想去影响记者和编辑们，总是向他们谈论阴暗面，并鼓动他们去写它?目的何在?是不是仇视党和社会主义?
事情还在朝更坏的方面发展。到八月间的一个晚上，团中央组织部长来参加会议，情况比先前又严峻得多了，不过我还是没有紧张。在会议结尾，组织部长讲了话。他的意见是带有结论性的，他说：“根据几个月来的审查，我们有根据提出一个问题：刘宾雁到底是一个什么人?现在我们要重新考虑这个问题了。”很难说这是虚张声势的威胁。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反复估量他这句话的意思。结论只能是：看来，他们认定我是反革命了。那晚，我入睡比平时迟了十几分钟。
在这之前一些时候，已经有人给我看过几张照片，那是从以我的笔迹写的几封信上拍下来的。我的字很有特点，所以这些照片在编辑部中传阅时，没有一个人不是立即认定那是出自我的笔下。奇怪得很，只有我本人，一下就看出这是别人的伪造。我也看出模仿得很像，但不是我写的。后来得知，有几封信是辱骂周恩来和胡耀邦的，有一封信指责因与胡风有牵连而受审查的总编辑如何不称职，推荐刘宾雁担任这家报纸的总编辑。
其实，这时公安部门已在立案审查另一个人了。也许是公安部门也在向报社的领导保密吧，所以才会有这种事发生：九月的一个晚上，继续开我的会，这回，把许多张“我的”反革命信件复制件摆到桌上，大家传看，也让我看。接着让我表态。我淡然地说：“不是我写的。相信有一天会真相大白。反正不是我写的。”
一位担任秘书长职务的很好的同志半讥讽地劝我坦白招认：“罪证俱在，你怎么会蒙混得过去呢?还是老老实实承认吧!”
这时大约是晚九时，会议已开了两个多小时了。忽然，有人用力推开了门，一个女人被推得跌跌撞撞闯了进来，后面尾随着两位公安人口贝。我定睛一看，大吃一惊，那女人不是别人，竟是我手下的编辑J，总编辑的妻子，原来罪犯竟是负责我们部门肃反工作的积极分子!
J是解放前夕在上海入党的一个大学生，大资本家的女儿。她给人的印象是粗粗拉拉，大大咧咧，没有什么心计。她沙嗄的嗓音和简朴的装束又增强了这种印象。你不会提防她，也不会想到她会说谎，然而她却最善于说谎。几年间我一直相信她是中法混血儿，还猜想过她的眼睛似乎有点像欧洲人。其实全是受她编造的家庭情况的影响。在肃反运动中，她总共陷害了青年报的十几个人，把肃反人员捉弄得好苦。她很会模仿别人的字迹。她用我和朱志焱的笔迹写匿名陷害信，都学得很像：而且为提防暴露，她还是用左手书写的。
那时公安部门有苏联专家，很快就辨明那些信不是我本人的笔迹。至于怎么怀疑到J的身上，不得而知。J常常打发保姆到远离青年报社的闹市去发信。可能是为了取得更确切的罪证，派J到上海去出差。她在上海又继续发出这种信，被当场捕获了。
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很多人说是出于阶级仇恨，为她的家庭向共产党复仇，我始终不大相信，她丈夫被停止了总编辑的工作受审查，疑是“胡风分子”这可能是激起她的仇恨的一个比较可信的原因。但是也并未定案呀。况且，她供认她是从三年前，即一九五二年就开始写匿名信的。未必会是出于一种爱好吧?她的作案动机，于我始终是一个谜。
朱志焱也是无辜的，枉受了半年的罪，被解除了隔离。其余受害者也一一解脱了。J被送上法庭，以反革命活动罪被判处了几年徒刑。
一场声势浩大的肃反运动，在中国青年报竟未揪出一个暗藏的真正反革命分子，却制造出一个新的反革命，而她还是这场肃反运动中备受信赖的积极分子，不然是没有条件陷害许多好人的。多么辛辣的讽刺!
然而有谁从这里引出什么教训吗?没有。承认在全国存在“肃反运动的扩大化”，那么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灾害在共产党内和它领导的地区为什么从三十年代起不断重复地发生?要不要从法制上采取措施来杜绝这种灾害?似乎并没有人认真思考过这些问题。
就连受害者本人，也未必认真想过。
我只觉得党委既然公开批判我，四五个月时间的错误审查给我自尊造成的损失，他们就应该公开向我道歉。我等了又等，却连向我个人私下道歉都没有，使我很失望。
一九五四年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部宪法时，曾大张旗鼓地宣传过，人们印象不谓不深。那年出生的许多孩子，就命名为“小宪”嘛。然而当这部宪法并未真正贯彻，又遭到违背时，竟听不到什么反对的呼声。当时党内并没有布置，说这个宪法是假的，不必认真对待。但是我这个二十九岁的共产党员却自发地认定宪法是装装样子，给外国人和资产阶级看的。我们根本不需要宪法。我们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够了。况且，倘使真正实行起宪法来，未暴露的阶级敌人就会也受到保护，那还怎么进行阶级斗争呢?
第二年发动反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斗争，毛泽东亲自对那些“反革命分子”的私人信件做许多批注，公开大量刊载、出版，作为这个“反革命集团”的罪证，使很多原以为胡风等人仅仅是文艺思想问题的人确信他们是反革命了。我想，很多人大约都像我一样，根本没有想到毛泽东这样做是犯了违宪——他侵犯了人家的通信自由，一个简单的逻辑是：公民的权利和自由对于阶级敌人是不适用的。
但是另一个简单的逻辑，虽然在生活中多次表现自己，却一直不被人接受：宪法确能使少数坏人也受到保护，但没有它，却会有很多很多好人的权利受到侵犯甚至连生命都难以保住，这样一个十分明确的真理，为什么竞长年被忽视呢?只能有一个解释：只有普通人才会受到这种威胁，而执掌决策权力的人，是绝对安全的。
还要经过十一个春秋，在百万名知识分子横遭摧残后几年，历史才来证明：执掌最高权力的人也是需要宪法保护的。刘少奇、彭德怀等开国元勋之死，应该是最有力的证明。在那场灾难中，数以万计的党政领导人受到摧残，许多人死于非命。当他们受到非人的侮辱与折磨时，也许会想到宪法和人权的可贵。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活下来了。事过境迁，记忆是有选择的，不会把当年所有的体验都保留下来。很可惜，在那些衰老的头脑里，被有选择地保留下来的记忆，竟然是这样一些东西：当年红卫兵的凶狠批斗，和自己当时关于他日一定要复仇雪耻并绝不许百姓造反的决心：关于五十年代以来享受过荣华富贵可能永远丧失的恐惧，和将来一旦恢复权位必定要如何牢牢保住得而复失的一切的盘算：关于自己子女文革中吃的亏，和将来自己如何加倍补偿他们以特权的决心。
我本人也似乎认定一九五五年所发生的一切不幸，都完全成为过去了。当一九五五年秋我重获自由，奔赴三门峡采访时，心情反比过去更好。好像刚刚发生过的那种事以后永远不会重复了。为什么?有何根据?我竟未曾去想。似乎这场冤案之终于被推翻，倒证明了党是更加可以信赖的了。
我也就没有从这场虚惊中吸取任何教训。既然我未被打成反革命，那么对于我的“反党”思想的批判也就不能成立了。我没有看到这二者并不是一回事，有一天这张墙报还会再挂出来。
总之，我一点也没有改变自己那些被批判的观点。这年秋季，高高兴兴到河南和甘肃去采访去了。在兰州第一座黄河铁路大桥工地上，我听到一个事件，就像是按我的“脚本”排演出来的，最适宜于表达我蓄积已久的一个思想。
从十八岁参加地下抗日斗争起，我曾一次次推迟文学创作的打算。此时，一种前所未有的创作冲动在我心头冲击。我觉得我能说出前人和别人没有说出的话：我觉得中国社会好像在期待我的这一篇作品，我必须用自己的笔刺破和扫荡长期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某种烟雾——它压抑着人们的创造精神，并使人们的视野变得蒙眬起来，把似是而非的东西看作真理。
我来到兰州郊外的黄河岸边，已是冬天，刚刚下过一场大雪。作为《中国青年报》的记者，在黄河上建造第一座钢拱桥这件事本身，就值得一写。我的目的至多是再写一写建桥青工，想不到此行竟是我几年新闻生涯中收获最大的一次采访。
桥梁工程队副团委书记姓阚，好像一见如故，极为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天晚间，我们在既是他办公室又是他的住室的简陋土屋中谈到深夜。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观察力很敏锐，一个夜晚的谈话，涉及到桥梁队的几个人物和黄河大桥工程史上的一个戏剧性曲折，我一面细心地听，鼓励他继续说下去：心中一面不断欢呼：太好了：这些人，这个故事，为我几年来郁积在心而无机会表达的思想提供了绝妙的载体!
桥梁队长姓罗，是一个资历较老，经验丰富的造桥干部。他居功守成，不思进取，工作中牢牢固守的原则是凡事要向上级请示，“多多领会领导意图”，少拿主意，不求有功，但求无过，由此造成的损失，他统统归之于“缺乏经验”。他的哲学是：无论犯了多少错误，付出多少不必付出的代价，“成绩还是主要的”，“有了党中央的正确领导，就只须不犯错误便可”，“不犯错误，就是胜利!”因为无论如何“桥还是造起来了！”青年工程师，三分队队长曾刚则是一个全然相反的人物。这是一个新型的工程师，关心、热衷并善于组织工人和启发他们的创造精神，力求以最高效率、最低成本造桥，有时不免要冒一点风险，这就和罗队长必然发生了冲突。当曾刚不得不把争端提到上级面前，写信批评罗队长时，冲突就更剧烈了。一九五四年秋季，洪水提前到来，罗队长既无准备，又不采取应急措施，而是一味请示领导，以致贻误时机，使钢拱大桥上一个施工中的桥墩被洪水冲垮。曾刚主持的另一座桥梁（墩）？，则因积极想办法，采取万全的防险措施，同时科学地组织工人抢修，和洪水抢时间，终于把桥墩修出水面。结果，受到惩罚的却是曾刚，他的罪名是“缺乏组织性纪律性”，他被调离桥梁队，去水泥厂工作了。罗队长保住了官职，继续一步步“紧跟领导意图”，追求“不犯错误”的“胜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