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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于北伐战争开始的1925年。像大多数东北人一样,属于山东逃荒者的后裔。最早学到的汉语词组,是天灾人祸和天下太平。六岁上,日本人入侵东北。十二岁,卢沟桥战事爆发。十三岁,纳粹占领捷克。从此,对中国和世界命运的关注,就和家境贫困一起排挤走童年的幻想,铸造我的另一种未来了。

就象在五十年后的北京你看不见六四屠城一样,满目繁华的哈尔滨似乎并未被外族占领。滚滚人流每天不远千里从自由中国(关内)逃难而来,宁愿当亡国奴。看不见以和平渐进方式解决民族危机和社会不平的可能。十四岁加入中共外围组织读书会。十八岁在天津开始地下抗日斗争,翌年入党。不喜欢党对人的过于严酷和不必要的干预与压抑;不喜欢毛泽东的著作;1949年十月一日,对于全国解放也并不兴高采烈。五十年后才弄明白潜意识里的那块东西,原来是因为在党内和在解放区已经意识到:这个党能够使人温饱,却不会给人以欢乐和自由。

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兴趣,随着据说是它的伟大胜利(中国的解放)而同时淡化和消失,因为对中国和苏联的教条主义厌恶透了。同时,总觉得生活里缺少点什么东西。1951年起在《中国青年报》工作。四处寻找富于主观战斗精神(五十年后才悟到这时不谋而合地和胡风先生走到一起去了)的青年,加以报道,求遍碧落黄泉而不得。1956年打破《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以来十四年的禁忌,发表《在桥梁工地上》(纪实作品。隐去真实人名地名),批评党内问题。1957年因批评柯庆施的上海市委而遭毛泽东批点,想把中国搞乱,极右派的命运便钦定了。二十二年与世隔绝,得天之助,一是体验了农民的苦难,养成点平民意识;同时不受官场沾染,保持了感觉的童真。因而,1979年初一旦改正,仍用三十岁时的眼睛看现实,遂觉不可容忍,写出《人妖之间》,而那本来是应该由熟知腐败的他人来写的。于是,重演一遍二十三年前的故事:一夜成名。

并无超人胆识,不过是:起初不觉有何危险;而当身陷重围时,背后推动我前进的人们已宣示他们是更加强大的力量,因而我便有扻无恐了。1987年第二次被开除出党后社会和党内的反响,证实无恐是对了,因为我有得无失,输家反倒是那个党。这才会在禁阻多年后准许我接受哈佛的邀请出国,用以改善党的形象。

由于我未采取和中共正面对抗的立场,又认为中国仍有希望,中共内部健康力量不可忽视,1989年一位旅美著名激进评论家便散布刘宾雁随时准备接受招安,正待价而沽的流言,并决定在纽约举办刘宾雁现象讨论会。后因天安门事发而未果。六四后流亡者中的内斗令我深感不安,未能明哲保身,先后卷入三个团体的是非问题,唯一的效果是树敌不少。不时感到在没有自由时未曾体味过的孤独和悲哀。在这块自由土地上,流亡者中,正当的论争无法展开,是非颠倒,真伪混淆,正不压邪,形形色色的小人和野心家如鱼得水,正直者只能沉默和退出场地,竟一如在专制之下!这能怪谁呢?

被禁止回国已近十四年。先后在四家大学讲学,三个研究团体工作。演讲一百余场。198990年出过三本书。自是以后便把主要精力用于编辑刊物,《中国焦点》(英文月刊,出刊七年),《大路》(中文月刊,面向国内。出刊两年)。现在为自由亚洲广播电台经常作评论。

始终密切追踪国内和世界的演变,重点放在社会和人。回顾既往,深觉把中国、社会和人都看得过于简单和肤浅了。企图从西方近百年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的成就的高度上重新认识中国。这自然也仅是意愿和努力的目标而已。一生最大的满足,是事业和乐趣相一致。最大的苦恼,始终是时间不足,而现在又离人生的终点越来越近了。中共反动派剥夺了我一生的中段,三十二岁至五十四岁的二十二年,又把我与家国割断(至少)十四年。总共三十六年,即人生的将近一半,我被从中国社会隔离开来。但一次是置我于社会底层,另一次是使我得到了天空、即远离污浊又享有自由,从而以另一种方式深化了对中国的理解,不亦乐乎!

现居美国新泽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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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d 01/0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