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八年秋季，北京又一次盛传“右派分子”的命运可能有一个变化，并且可能会平反。一九七二年有过一个传说，后来证实是谣言。这一次呢?几个月间，这成为我们“右派分子”间最热门的话题。

我以为这是可能的，但不相信会给所有的人平反。而只要留下百分之十的人，我便会是其中的一个，因为我是毛泽东决定的，而且属于当年在全国影响最大的少数人之一，给我平反，就几乎等于否定整个反右派运动，而这又会是对于毛泽东的否定。现在为时尚早。

但我也像更有希望平反的人一样关注着事态的发展。听到中共中央有了一个“五五号文件”，写着只对少数当年“结论做错了的”给予“改正”。但又传说文件里写是这样写，实际上“改正”的面会很大。我知道党内反对给右派分子平反的人一定很多，文件那样写完全可能是为了免得引起大的阻力。但我对于自己的事仍不敢乐观，却又暗暗抱着希望。

到一九七九年初，传来可靠消息：我的事也要平反。我想，这一定是当时任组织部部长的胡耀邦为我说了话。

一月廿四日，我到《中国青年报》办了手续，记得那是一个普通的冬日，而北京的冬天多是晴天，故也并不觉得那一天特别晴朗。这一天值得记住，是因为过了整整八年以后，也是在这一天，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电视台，向全国宣布第二次开除我的党籍。

心情自然是有几分兴奋的。本来应该欢欣若狂，因为可以说所有的“右派”都不曾料想过有一天会彻底平反。毛泽东死去的时候，至少是我，仍然没往一九五七年的事可能翻案这上面动过念头。在几个月的期待中，已经把这时应有的欢欣给提前支取和用掉了。

真正感到兴奋，是二月间我去到上海的时候。受《中国青年报》的委托，我去采访一个人。曹天予属于我的下一代，一九五七年不过是个初中生，却也成了一个没戴帽子的“小右派”。上大学时又被打成“反动学生”，送进劳改营。文革时期又成了“现行反革命”，至今仍在“管制”之中。年近四十，既不是干部、学生，又不是工人、农民，靠老母养活着。而他却是个天份极高的人：早年爱文学、后来攻读美学、哲学，都有出色成绩。在劳改营中，他自知以自己的政治身分不宜再从事与社会有关的学科的研究了，便攻读起高能物理来，一直坚持至今。在他帮助下，妹妹曹南薇考上了中国科学院的研究生，因为全靠自学，在报刊上受到广泛表扬。而哥哥如今还在苦难中。

我仔细了解了曹天予的半生苦难。但由于北京大学不肯纠正他“反动学生”那一案，上海一时也不能给他的“现行反革命”平反，便不能公开报导，我只能把他的寃情写在《中国青年报》的内参上。这对于他后来处境的改善，起了一点作用。

我重新获得政治权利后采访的第一个人竟是这样一个受难比我更重更久的人，带有一点象征意义：今后我注定将是这一类人的代言人。同时，曹天予的平反至今还受到重重阻碍，也使我保持警觉：一九七六年十月“四人帮”的覆灭，还远远不是中国问题的解决。

关键在于中国共产党本身一九五七年以来变了很多。在这个党里面，有许许多多我不能称之为“同志”的人。那么我回到这个党里又有什么意义呢?改造它!

在中国，没有一个党员身分很难在政治上有所作为。我还同时恢复了一个较高级别的干部的身分，这也可以使我今后的发言有较大的分量。

三月十六日，我第一次走进一九五九年就已建成的最高殿堂——人民大会堂。一万余人聚集在这里聆听邓小平的一个报告。

这是邓小平第一次讲“四项基本原则”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大家都明白，这是对去冬以来知识分子中的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刹车。年初召开的“理论务虚会”上许多中青年理论家（为首的便是一九八一年以后陆续被罢黜、被开除出党的王若水、郭罗基、阮铭、李洪林、张显扬等人）对于毛泽东个人迷信的批判和对于二十余年来错误理论的清算，也就此中止了。

“四项基本原则”从提出的第一天起就使很多人莫名其妙：这四个中国人最熟悉不过的政治概念，同毛泽东在一九六六年以前推行了十几年、文革期间又以它们为名把中国推入黑暗深渊的那一套，连措词都大同小异的四个“念念不忘”，究竟有什么不同呢?没有一位政治家做过解释，而它们后来居然被写到宪法里去!

现在回过头从将近十年的实践来看，“四项基本原则”的提出，只能有一个理由：它表明这个领导集团企图把中国的改革严格限制在经济领域，绝不触动旧的政治制度和旧的一套意识形态。至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其效用则是可以在任何时候对于任何危及既得利益集团及其意识形态的思想或行为给以惩罚。一九八一年以来已经在全国范围内以这个名义进行了三次大扫荡。作家、记者、诗人、教育家、哲学家、经济学家、编辑、政治家，一概未能幸免。

他们是在进行一场新的试验，在经济生活领域实行高度自由化的同时，在政治和思想领域坚持四个不改：没有民主与自由的社会主义，大权独揽，不受监督的党的领导，没有人民参与、对人民不承担责任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式的“马列主义”。

效果人人得而见之：一、经济改革障碍重重，许多在改革中走在前面的企业家和政治家被保守派拉下马来：二、贪污、盗窃、受贿、走私、偷税漏税等现象泛滥全国：高级干部及其子女凭借特权，利用经济改革提供的机会大发横财，成为最先“富起来”的那“一部分人”。

一九七九年五月一个灿烂的日子，我来到哈尔滨。像上海一样，我离开这个家乡城市已二十二年了。也像上海一样，市街和建筑几乎没有什么变化，人却明显地增多了。处处是拥挤、嘈杂的人群。

我记忆中那美丽的、带有东正教风格的哈尔滨车站不见了。代替它的是一幢难看的、被煤烟熏得乌黑的方形建筑。这是一九五八“大跃进”的纪念，那时要抛弃一切洋的东西，并且好大喜功，要把车站建得大大的，后来又因财力枯竭，只建成一半。

正对车站的高地上，哈尔滨的重要名胜之一、东正教的全木制的国人俗称为“喇嘛台”的教堂，也不见了。这是文化大革命的纪念，是反“苏修”和反宗教的综合结果。

但很快我就将亲自体验到文革留下的另一种纪念物的滋味。

我是来参加黑龙江省青年创作积极分子会议的。会名很别扭，是沿用一九五六、一九六五年两次全国青年作家会议的叫法。汉语中凡带“家”字的称呼都显得身份很高，有贵族味道，“成名成家”又是最可恨的资产阶级思想，故取此称。

大约是由于哈尔滨的许多人还记得我四十年代和五十年代在这里有过一些影响，所以轮到我发言的那一天，会场上坐得特别满。这是我二十二年来头一次以讲演者而不是以罪人的身分站立在二三百名公众面前，是我恢复政治权利后的第一次演讲，故心情颇为激动。

哈尔滨初夏的阳光洒满这间窗明几净的会议室。人们全神贯注，以友好的和期待的眼光给我鼓励。我不能让大家失望，要用我自己的语言讲出我自己的思想；要给他们一点前所未知的东西。我按事先拟好的提纲讲了起来。

这时，中共中央对于文化大革命还没有表明态度，因而还不能议论它的是非。我似乎没有想到这一点，一上来就说：世界上没有一个民族像我们这样自己动手、并且以革命的名义，为自己造成文化大革命这样一场巨大灾难和这样严重的倒退，我们付出的代价在人类史上是空前的。然而由于有一种社会力量（不止于是什么“思潮”，而是铁一般的物质力量）却并不愿意去正视这段历史和引出教训，因而我们还要继续付出代价。为什么会发生这种灾难呢?我回顾历史，指出几个矛盾，中国共产党是重视人的因素、人的主观能动性的，至少从理论上、口号上是如此，然而在中国，人却又最受忽视，连人的自由和幸福这类词汇都成为禁忌，以致作为一种报复，现在中国人对于公共事宜最冷淡，号称国家和企业主人的工人，劳动中最懒散。中国共产党又最重视意识形态，所谓政治思想战线上的阶级斗争，然而中国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长年停滞，几乎没有什么成果可言；中国人的道德水准降到最低点。正是在毛泽东提出“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之后，一次又一次运动把数以十万、百万计的无辜者打成阶级敌人。越是抓阶级斗争，敌人不是少了，反倒是越打越多。......这一切究竟是为什么呢?

我仅仅从认识的角度，把原因归结为我们不了解自己的社会，几十年间把认识中国社会这样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委托给了一个人——毛泽东去完成了。而在这中间，中国又出现了一种社会势力，他们不愿意了解真实的中国，正如马克思所说，“理解是多么可怕，当理解者从它得不到好处的时候”。

我还讲到人道主义（这在五年之后仍然是中国的一个禁区），讲到毛泽东在这里违背了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讲的话：他不是扩大，而是不断缩小人的自由......

我知道我讲话的时候有录音，像以后几年一样，我总是把自由的度数估计得较实际上能够享有的更多些，不以为我讲的话会带来什么危险，所以并不在意。听众却比我警觉得多，他们一面不断为我鼓掌，一面又不停地盯着在我一左一右坐着的一男一女，觉得他们卖力地记录我的讲话，可能不怀好意。我也注意到他们在记录，却以为这两人赞赏我的讲话，要从中学习点什么呢。

果然，当天晚上，省文联的负责人就神色紧张地来到我的房间告诉我：白天的会一散，坐在旁边的一男一女两位团省委副书记就跑到楼下（党的省委书记们正在那里开会）把我给告了，说我在讲话中攻击了毛主席，还攻击了大庆。

我愕然。惊讶的是我觉得我今天的讲话已经相当温和，既未贬损毛泽东，更未攻击什么大庆，此话从何说起呢?同时也有些紧张——这是我“右派”问题改正后头一次遇到这种局面，而我的心态中二十二年贱民生活留下的自卑自贬的意识此时一下子又冒了出来，似乎我仍在“五七”干校的牛棚之中，任何人都可以抓住我一句话便召开一次批斗会。

仔细追忆我的讲话，才明白：我对于二十几年来历史、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任何批判，都可以认定为对于毛泽东的批判，至于大庆，原来是一个误会。我在讲话中批判了一个口号“八小时内拚命干，八小时外做贡献!”认为人毕竟是人而不是生产工具，应该有他的个人生活。这口号是我在农村时看到的，故以为是“学大寨”的口号，而大寨这时已经可以批评了，却不知它是大庆提出的口号，而大庆此时却仍然是一个碰不得的圣物。

二十八年前由毛泽东亲自树立起来的全国学习的榜样大庆油田，神圣到什么程度呢?黑龙江省的党、政、工会、共青团和妇联，书记或主席中必有一个副职是大庆来的干部。今天坐在我左边、后来去告密的那个团省委男性副书记张某，就是大庆来的。他最早不过是个油田的临时工，由临时工而变成正式工，又变成干部，后来又成为油田的团委书记，再提擢为一个省的团委副书记，这绝非一般工人所能企及，也不是全靠工作能力就能达到的。在每个提升环节上都需要一套逢迎巴结和政治上的“革命”即“左”的表现。那位女的团省委副书记，也走过同样的路。他们都是文化大革命的受惠者。现在，我在黑龙江省的出现，给他们提供了又一次立功请赏的机会。

说是省委要审查我讲话的录音带，还要把这录音带复制一份送往北京，自然首先请党中央里那位大庆的创始人审听。我讲的话构不成什么罪名，但是知道那里正在进行一场中国究竟要改革还是要走六O年代老路的剧烈斗争，担心保守派会小题大作，向胡耀邦施加压力，因此心情闷闷不乐。明天外地的客人将去游览黑省的名胜镜泊湖，我决定放弃这次旅游。

第二天，我便被与会的青年作家们包围起来。他们听到我被告密的消息，一个个愤愤不平，要去找那两个告密者辩论。女诗人林子甚至说：“他们若要把你重新打成右派，我要把右派帽子抢过来戴!”

帽子是不能由别人代领的，但话题却由此引到“如果有人非要再发动一次反右派运动不可，将出现什么局面?”这个问题上来。    我说：“有三种可能。一是大家仍然必须参加各种批斗右派的会议，但拒不发言，以沉默相抵制：第二种可能是根本不去开会，给他来个冷场：最后一种可能，是会有人跳上台去同搞右派运动的人辩论。历史将一步步接近第三种可能。”

我一面说，心里一面怀疑：我是不是又把事情估计得太乐观了?

我的估计并不很准确。但两年以后、四年和八年以后发生的类似反右派的运动中，确是出现了大体相似的局面。

发生在距哈尔滨五十公里的宾县的那起建国以来全国最大的集团贪污案，此时早已不是新闻。它于一九七八年八月被破获，报纸、电台和电视台已不止一次地向全国和世界报导过。但我总觉得隐藏在这起事件背后的许多有价值的东西尚未披露出来。同时，对于我与之隔离了二十余年的这个社会，我怀有很强的好奇心：它究竟发生了一些什么变化?我觉得文化大革命给中国造成的创伤还远远没有充分揭示出来：对于已经知晓的那个部分，我们的认识也远远不够深刻。

两件事使我最终决定去采访这个案件：以主犯王守信为首的十一名在押人犯，全都是中共党员!王守信虽已被捕，名声还不臭，宾县有些人还怀念她，仍亲昵地称她为“老王太太”，而在揭发她和破获此案中有功的人，也不香，甚至有人还不敢承认自己写过检举信。我想：其中必有许多奥妙，揭开它们对于人们认识文化大革命后的中国社会与中国共产党会是有用的。

接待我们的第一个人，是宾县县委书记梁维玲，一位四十岁上下的女人。她谈了一个晚上，一是解释她和王守信虽是隔壁邻居，却从未同她有经济上的瓜葛；二是县委在破获此案上起了主要作用，对于松花江地区专员公署（宾县政府的上一级政府）的人抢功，表示极为不满。

我很失望，因为这都不是我所需要知道的东西。要到半年以后，当梁维玲成为我的政治对手时，我才明白：即使一级共产党党委犯了严重失职的错误时，也不宜公开批评；倘若批评，也必须同时对于它的功绩给以足够的赞扬。

然而当时我的兴趣却在另一个地方：一起创纪录的大贪污案件，何以会发生在共产党执政的三十三年之后?也就是说：为什么在毛泽东倡导下进行了长期阶级斗争和多次政治运动之后，坏人反而比三十三年前有了更大的自由?我要追寻的是造成这种现象的历史的和社会的原因。

这就不能把目光局限在这起贪污案件上。幸运得很，从第二天早上起，第一个到招待所找我的人，就把我的注意力引向宾县广阔的社会生活。

刘忠厚，这个年近五十，模样很像农民的人，绝不会令人猜到会是一个“桃色事件”的主人公。他是宾县酒厂的厂长。一九七七年春季的一次打击经济犯罪的运动中，他被当作一个重点罪犯监禁起来（照例不必经过司法程序）。而县政府派出的工作组追查的重点却是他的“男女关系”问题，认定他和由他介绍到酒厂工作的他的侄女之间发生了两性关系。私设公堂审讯他，同时派出警车，到邻县去拘捕已经调到那里工作的那位姑娘。分别进行逼供，还动用了肉刑。刘忠厚矢口否认，便把他的房间密密封死，盛夏天气不透风，还在室内喷洒““杀虫粉，企图毒死他。同时，又费尽心机找一个人出假证，说曾见到刘与他侄女在郊外野合：找另一人证明那女人曾把私生子托他寄养。   

其实刘忠厚之所以遭此横祸，恰好是因为他有一次偶然碰到另一个人在郊外与女人野合。也是该他倒霉，那个人另一次与一个女人在室内发生婚外性关系，也被他撞见了。刘忠厚与那人并无私怨，也并未去张扬此人这些隐私，但那人却担心他会把自己的丑事泄露出去，或告发到上级。这人偏偏又不是个普通人物，而是一个权限远远超出其职位的县政府工业科长。“先下手为强”，他便动用权力，对刘忠厚下了毒手。

刘忠厚来找我时，当年给他捏造的几条罪状都已查明是虚。他已重享自由，但迟迟不给他恢复名誉。阻挠者仍然是那个科长。

找我的人很多。早晨一起床，饭前就要接待一起人。上午再见一人或二人。下午、晚上也排得满满的。宾县成了我了解中国社会的一本书，每一位来客都是书的一页。无论是倾诉寃情，或揭露政治生活中的腐败，提供与王守信案直接有关的材料，都引起我的兴趣，因为对于长期被封闭的我，一切都是新鲜的。

我走访了县委、县政府的主要官员。我还到县档案馆，看了十几年来党委常委会议的全部记录。

我终于弄清了王守信这个一字不识的女人何以会成为宾县政坛上的显要人物和何以能贪污四十余万元巨款的来龙去脉。

这里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最早的基地，以陈云为首的中共中央东北局一九四五年就在宾县办公。土改最早，因而贫雇农掌权也最早。封建关系仅在土地所有制上被废除了，却又在权力过于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和由党的官员一手把持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制度中借尸还魂。频繁的政治运动中人与人的倾轧毒化了人们之间的正常关系。为了在权力阶梯中上升或为保护自己，出现了各种派系，文化大革命中又出现了新的派系。主导人们行为的不再是道德规范或“革命理想”，而是一己或本集团的政治利益与经济利益。“计划经济”仅仅使国家的资金与物资归少数当权者所掌握，而他们在用之于建设时却只谋求本地就业问题的解决和字面上财政收入的增加，而根本不计经济效益，以致宾县的十三家国营工厂有十二家长年亏损，并且使全县燃料的短缺日益严重。王守信就是以从省主管部门为本县争得较多的煤炭而赢得显要地位的。王守信利用经济破坏造成的消费品特别是食品的匮乏，以馈赠和行贿手段收买上级和本县的官员，形成一种这个国家所特有的物资与权力之间的交换：她把名义上属于“全民所有”而实际上由她随意支配的煤炭和各种紧缺的食品无偿地送给一些官员，官员则以手中名义上属于“无产阶级专政”的权力保护她的违法行为，提供贪污的条件。共产党忙于掌管政府和社会的所有事务，却听任党组织本身日甚一日地腐败下去......

我在《人妖之间》中揭开了这个由权力、宗派关系和权力与财富的交换组成的“关系网”，描述了宾县县委一届又一届书记（一县的最高权威）可能做出的两种选择：两任书记曾和这个“网”较量，最后都失败了：另一些则同它相妥协，保住了官职，却要违背良心。

我在这篇文章的最后告诉读者在这种社会势力面前，什么社会主义、党的领导等等，即“四项基本原则”，早已无影无踪了。

在我很小的时候，不止一个大人看过我的手掌，都为我掌纹之多而吃惊，并且都预言说：“这个孩子将来操心的事会比常人多得多。”

许是天命所定，但更重要的大约还是一九五七-一九七九年我长期与社会隔绝，因而命运骤变的我像是从冷藏箱里走了出来，好像突然来到一个陌生的世界，对一切都觉得新鲜。这二十二年间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内发生的恶变，长期生活其中的人会习以为常，甚至觉得无法改变，我却对许多事感到惊异，不可理解，不能忍受。一九七九年夏季我在哈尔滨和宾县的所见所闻，在我心中留下深深的痕迹：中国社会和中国共产党已染上严重的病患！毛泽东的错误路线已经把这个社会和这个党推向与毛的旗帜上所书写所许诺的那个目标全然相反的境地。

在黑龙江这个地多人稀、土地的肥沃冠于全国的省分，农民竟穷困得买不起一张炕席，买不起做一缸酱用的盐，有些村庄甚至穷到穿不上御寒的衣服!

这种“社会主义”非但没消灭阶级，反而滋生了许多新的寄生虫；“公有制”名存实亡。一首在东北流传很广的“顺口溜”对农村的阶级关系有这样的描绘： 

一等人是书记，祖祖辈辈有出息；二等人是队长，吃了上场有下场；三等人是队委，亲戚朋友跟着美；四等人是会计，  ．营私舞弊很容易；五等人是保管员；五谷杂粮吃不完；六等人是出纳员，手中常有零用钱；七等人是外交，游游逛逛还报销；八等人是驾驶员，一年四季不下田；九等人是“屯不错儿”（注）大事小情炕头坐；十等人是社员，俞狗的活儿干不完!

（注）“屯不错儿”．黑龙江方言，指村中年长而又因与政权、宗族中首脑人物关系密切，因而在调解村民纠纷上有一定权威的人。

这幅图画，带有象征意义，它在一定程度上概括了整个社会：每个人在“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和“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经济中，都从他掌管的权力中捞到一些好处，而在权力阶梯最底层的普通羣众，则只能得到社会财富经过层层剥削后的可怜的余额。

我发现一种可以称之为“社会返祖现象”的东西。极端的贫困竟然使奴隶社会中的某些东西复苏了。由于分配救济粮（或“返销粮”注）的权限握在一个村的党支部书记手里，而粮食的有无、多少是一家人生死攸关的问题，于是在一些地方，这些支部书记就可以任意指定任何青年妇女陪他睡觉。这是封建社会中也不能容许的。 

（注）无论农业收成如何，农民必须缴公粮，到口粮吃完时，再经政府批准去买回一部分粮食，称为“返销粮”。 

毛泽东的倒行逆施，已经把他高举的旗帜上所书写的“四项基本原则”变成了与其字面意义相反的东西。“党的领导”听任少数人把“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变成谋求私利和镇压异己的手段，文化大革命无非使这种剥削和压迫达到登峯造极和毫不掩饰的程度，四人帮的覆灭并未使这一切终止。

甚至像共产党省委这样的仅次于中央的高级权力机构，也往往无力解决一个小小工厂中干部公然掠夺国家资财或一个警察覇占民女这样的小小事件。人民又完全被排除在外，无力进行任何干预。

在党和政府中，多数人自然还是清廉的，但他们对于制止以权谋私和侵犯人权的坏人根本无能为力，因为后一种人都受到上一级某些人的庇护。贪赃枉法现象因而愈益严重，不可收拾。一批又一批善于整人害人、玩弄权术、阿谀奉承和虚夸成绩的人上升了。    ．

各级官员中也不乏正直而有胆识的人，但他们往往没有好下场。哈尔滨一位知识分子、在市政府一个局中担任科长的人告诉我：“总结二十余年的教训，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若想生活得顺当而不遭打击，一是千万不能说与上司不同的意见，二是尤其不能说出比上司高明的意见。”

这段话令我不寒而栗。他确是道出了一个要害。然而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除了倒退，还能有别的出路吗?

《人妖之间》就是这次宾县之行的结果，它在全国引起的震撼之大，是空前的。《人民文学》是中国最大的文学刊物，那时发行量是一四O余万份。一九七九年九月号刊载我这篇作品的一期，由于人人要看，所以无论图书馆的或个人订阅的，都被人们借走，每次以几小时计，连续传阅，直至被磨搓得不象样子为止。在有些工厂和学校，由于大家都急于先睹为快，而杂志只有一份，于是便在下班、放学之后不回家，集聚起来，由一人朗读。

多家报纸转载了它。一些地方电台广播了它。

一九七九年中国的文学作品第一次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成为很多人生活里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大部分小说或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或揭示现实中影响千百万人命运的矛盾，因而受到从知识分子到普通青年劳动者的欢迎。但是直接描述、分析共产党组织的腐败和社会的严重病患，并且写的就是仍然发生在眼前的现象，又是纪实性的，《人妖之间》是第一篇。它回答了千百万人心中为之焦虑并急于理解的问题。很多读者在来信中说：“你写的虽是宾县，但就像写的就是我们这里发生的事一样。”

宾县县委和黑龙江省省委的反应也很强烈，只是性质完全相反罢了。

宾县书记梁维玲在各种会议上暴跳如雷，咬牙切齿地咒骂我，写信给省委攻击我，又亲自向省委书记哭诉她的委屈。省委则站到县委的一边，向党中央控告我。

理由是什么呢?“粉碎’四人帮”以来，宾县形势大好，《人妖之间》在干部群众中引起强烈反响，造成思想混乱，破坏安定团结，使县委无法工作下去了。”再一个，就是说我写的东西“严重失实”!

既然是一篇充满错误的文章，宾县人就不难识破，那就该和县委站到一起共同声讨其作者，怎么倒使一贯正确、并且连续执政三十四年的共产党县委“无法工作下去”了呢?

但是中共中央没有表示态度。我那次被告发的讲话，也没有受到中央的指摘。我把这看作默许。

这年夏季到冬季，我在黑龙江省、辽宁省和北京市作了十几次演讲，平均每场听众在千人以上。我继续揭露和分析毛泽东的错误给中国造成的危害，呼吁清除左倾机会主义的流毒，指出政治灾害不同于自然灾害（比如地震），它并不随同其结束而停止其存在（消失）。它留下的不仅是废墟，还有一种因这场灾害而获益的社会、政治势力。绝不可低估这种力量今天在发生、和今后仍然会继续发生的破坏中国社会进步的作用。  绝不可低估现在正在破坏，今后仍将继续破坏中国社会进步的这股力量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