应该公道，不能说每一个不幸事件都是掌权的人有意制造的。往往只是由于一种冷漠，加上现存关系自动地发生作用，就把新的不幸酿造出来。

    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三十日夜半，界湖公社东明生大队社员李安法，手执利斧砍死了同村社员李安富及其妻、女共三人，然后提着斧头连夜到县公安局投案。一九八O年八月八日，李被处决。

    事情是这样的：

    一九七五年二月，二十五岁的李安法与本公社马家管大队女社员于佃英结婚。婚后夫妻感情很好。不久，于佃英忽然患病，发病时全身发抖、握拳瞪眼。医生询问病历时，于说受到一个男人惊吓。李安法追问是谁，于执意不讲，夫妻经常为此吵架。直到一九七九年夏天，李安法提出，如不讲出实情，就要同于佃英离婚。于佃英便详细讲了一九七五年六月被李安富(本村社员，年近五十)强奸的过程。

    李安法一次次到公社和县里控告，却无人认真受理。县公安局申局长对李安法说，由于时间隔得太长，李安富本人不承认，这事不能处理了。李安法说：“你不给办，我非拾掇了李安富，提着他的头来见你不行。”申局长回答说：“你杀了人，我就逮捕你。”又一次，李安法来到县公安局，被认为是“无理取闹”，遭一顿毒打之后赶了出来。李回到家中，接连两天不吃不喝不睡，痛哭终日。此后，他多次公开声言要杀李安富报仇，并在斧柄上刻下“为民除恨”四个字。李安法的父亲李长成忧惧交加，一次次到县里哭诉，要求采取措施，甚至请求公安局先把李安法关起来，免生意外。申局长回答说：“这事没法处理。出了事再说。”十一月二十九日和三十日，李安法又接连到县公安局申诉，还是无人受理。于是，就发生了这起震动全县的凶杀案。李安法终于从原告变成了被告，走上了犯罪道路。

    在东明生大队，由于李安富的女儿嫁给了大队党支部书记的弟弟，他的胞兄在县城里当商业局副局长，李安富便有恃无恐，李安法父子四处告状的时候，李安富得意洋洋地说：“他们爷儿俩怎么不找我，告到哪儿我也不怕。”同村好几个妇女受过他侮辱，尽管证据确凿，却始终不敢告发。

    在公安局的审讯记录中，有如下记载：

    问：“你杀人的想法什么时候产生的？”

    李安法：“从上级说不给处理的时候，我就产生了杀人的念头。早先我寻思，多找几回给处理的。但是一直没给处理(哭)。要是有处理的希望的话，我还去杀人吗？”

    问：“你向这些机关要求怎么处理李安富？”

    李安法：“那时候我什么要求也没提出。光是要求按党的政策处理他。”

    问：“你要求过逮捕李安富吗？”

    李安法：“我也没有要求非捕李安富不行。”

    在向李安法宣读县检查院起诉书后询问本人意见时，李安法说：“起诉书上说(多次调解无效)，这不符合事实，(事实是)没怎么给我调解。”(从案卷中确实看不出做了多少(调解)工作)

    记者同申局长谈话时，问：“李安法对你说，你们不处理，他就要杀李安富，你们采取了什们措施。”

    申答：“没有采取什么措施。”

    记者问：“李安法的父亲向你报告李安法要杀人，请求你们把他关起来，你们采取了什么措施？”

    申答：“没有采取什们措施。”

    李安法的妻子于佃英揭发李安富强奸她的问题，虽因时隔太久，验证困难，但省高级人民法院、县法院和县公安局都一致认为，从调查中获得的有关材料来分析，此事大体上可以认定，只因缺少直接证据，难以做出正式结论。但是，查明李安富在村里的其他恶行并据此作出适当处理，是不困难的。如果这样做，李安法的怒气就会稍为平息，也就不会走上犯罪道路，这起凶杀案是有可能避免的。记者同申局长讨论这个问题时，他表示赞成这种分析。

    那么，为什么没有这样做呢？

    申局长认为，大队党支部没有认真处理李安法的控告，这同李安富的女儿是大队支书的弟媳可能有点关系。至于一些群众反映，李安富在县里当副局长的胞兄同县委某些负责人(包括申局长本人)关系不坏，县里自然不会处理他，对这种议论，申局长表示了慎重的沈默。

    这正是要害所在。

    本来是件一个人都无须死的案子，结果却死掉了四口人。

    此外，在那条古老的逃荒路上，又多了一群新的旅人。李安法的老父为了逃避李安富仅余的儿子对他的报复，一度被迫带领全家向东北逃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