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容不仅是一个城市的面孔和表情，而且在某种程度上是主人性格的延伸。决定一个国家或一个城市命运的人，总要在这块土地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因而塑像和记念碑其实是可有可无的。

    沂南县城有一条大街，宽阔的马路，不高的房子，显得有些空荡。但是，这个空旷的地方，也有过热闹的场面。文革中刺耳的喇叭声、武斗中的爆炸声和大批判的怒吼声，人们记忆犹新。

    一九七六年，批邓的场景更令人难忘：马路两旁的“大批判专栏”一个接着一个，一首首诗歌，一幅幅漫画，看得人眼花缭乱。机关、厂矿、商店、学校，处处批判会、誓师会、声讨会、赛诗会，接连不断；学习班、读书会、理论讨论会层层举办。这一切，虽然有上头的布置，但县委却很有一套独创的本领。你看，背诵张春桥“全面专政”文章的此赛会开始了，县委书记屈尊拨冗和小青年一起表忠心、赛干劲。倒背如流的冠军则立即被提拔为领导干部。你看，县委下令调动沂南金矿二十二辆汽车满载着千余工人，拖上四门大炮，到处游行示威，显示了和“死不改悔的走资派”决一死战的气魄。

    走在宁静而寂寥的沂南街头，会觉得这一切都已是遥远的往事。有人也但愿人们不再记起。县委书记在粉碎“四人帮”以后回顾这段历史时就说：“对林彪、‘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干扰破坏进行了积极的抵制和艰苦的斗争。”

    市街上也有令人鼓舞的东西。几幢新建办公楼，阔绰而式样讲究，引人注目。我们走进县委的办公楼。天然大理石的墙裙，水磨石地面，是用从青岛运来的彩色石子铺制的……

     “哪儿来的钱呢？”我们不约而同地想道。

    这个县，至今还有六分之一的生产队一年劳动下来，没有现金分配。一九七九年的全县财政收入，比前一年减少了一百五十多万元，而这一年的财政超支，却此前一年增加了好多倍。难怪到了一九八O年夏季，出现了历史上少见的情况：给县里工作人员发工资成了问题，不得不四处挪借。

    县人民银行新建的办公楼，轻巧精致，富于现代气息。站在这座楼前，我想到：从这里流出的人民币，有多少是真正按照人民的需要和意愿安排用场的呢？

    “什么人在沂南当家作主？”──县城的“表情”，使人自然地想到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