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少年时代起，就幻想过我的故乡是个什么样子。我注意观察着流落到黑龙江、操不同口音的山东人，逐渐明白了：凡是和我的祖父、伯父操同一种乡音的，到此以后干的都是“扛大个儿”(码头装卸工)或拉洋车的行当；而来自胶东的文质彬彬的山东人，则大都经商，文明而阔气。不过我还是更爱听我们家乡的口音，透过那刚直而粗朴的乡音，我好像回到灾难深重的沂蒙山区……

    现在──一九八O年七月，我才第一次来到我的祖辈用汗和泪浇灌过的土地──临沂。七十年前，祖父母就是从这里出发，带着子女和只需一只筐就可装完的家当，踏着土路奔向东北寻找生路的。现在，已经建成了条条公路。会不会还有人穿过新的路去寻找古老的希望呢？

    没想到临沂县城这么大。离开汽车站，我提着沉重的旅行袋在烈日之下足足走了一个多小时，打听许多次，才找到中共临沂地委所在地。

    这里位于山东省南部，因而是雨量、气温等自然条件较好的一个地区；但同时又是一个比较贫困的地区。从农作物上看，解放后的变化是大面积种植起水稻，南茶北移从“文化大革命”前就开始了，现在年产量已达到八百万斤。现在又开始了南竹北移。党的三中全会以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有了提高。今年麦收，一人准备三把镰刀，老人孩子齐出动，白天黑夜抢割抢运。这种劲头是二十几年来所未有的。

    “今年最大的变化，是要饭的少了。”地委一位领导人告诉我。

    说起我们要去的沂南县，他笑了：“那个县，左倾的东西搞得最彻底。一九五八年，全县实行了供给制！一九七九年，它的粮食产量在全区倒数第一，社员现金分配倒数第二。“以粮为纲”也搞得彻底，粮食里又以地瓜为纲。多种经营的收入在全区也是最低的。其实，这个县的自然条件并不坏，在全区还算是个中上等。”

    我请这位领导介绍一下沂南县领导干部的情况。

    “一把手支玉斌，我们的印象是老老实实。他熟悉情况，就是气魄不太够……”在──介绍了几个书记之后，他又概括地说：“县委这个班子本事不大，但是比较团结。只是县直机关中层干部中间，相当一部份人和县委领导不和。县委发号施令不灵。”

    这是为什么呢？我们没来得及深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