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说“十年浩劫”时，往往会以为除林彪、“四人帮”以外的所有中国人都同样痛恨这场浩劫。其实，劫人者同被劫者，感情是很不一样的。祖洪先就不喜欢看揭露“四人帮”罪恶的电影。他们靠文革起家，也想靠文革的作法巩固自己的统治。所以巴不得那场灾难无限期地继续下去

    其实，在沂南县的某些地方，很难说“文化大革命”已经完全结束了。

    砖卜公社的尤家埠子庄里，一九六六年偷鸡摸狗的王现廷夺了大队长尹尚明的权。一九七五年，县委书记支玉斌和当时到沂南活动的中共中央候补委员厉日耐需要一个阶级斗争靶子、“翻案复辟”的典型，就选中了尹尚明。

    五年以后，年近六十的尹尚明坐在我们面前，诉说他家破人亡的凄惨遭遇。他瘦小乾枯，脸色蜡黄，从单调而微弱的声音里可以听到，经过十几年折磨，特别是五年来的奇冤，他身上残留的生命力已经不多了。讲到二女儿被迫卖身东北、二儿子遭毒打后逃亡，至今下落不明时，他才露出真情实感，失声痛哭，他老伴和两个侄儿也一起哭了起来。

     几个月以后，我又听到一个人向我诉说相似得惊人的遭遇。二等甲级残废军人马付春和尹尚明住一个庄。一九六六年冬，他见造反派残酷批斗尹尚明，揭了他的锅，封了他的门，实在气不过，说了两句公道话──“这么个搞法，不是共产党的政策”，就遭了殃。王现廷为了镇住村里人的不满，决定在这个受人敬重的残废军人身上开刀。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每次运动都要迫使这个只有一条腿的残废军人“站台”，九十几度大哈腰，还不许他拄拐。马付春在辽沈战役中被手榴弹炸残的右腿，平津战役中被子弹打穿的右臂和四平之战中被刺刀刺穿的脖颈，现在又年复一年地遭到毒打和冰冻。他家的猪、兔、狗被赶走，上了王现廷的餐桌。住宅遭到一次又一次洗劫。当他、妻子和二女儿同时被监禁时，只好由一个十一岁的女儿每天到三处送饭。二女儿被逼跳了井。儿子被逼得腊月天穿一身单衣光脚逃出牢房，翻过几道山，冰天雪地中跑了四十里，逃出虎口，至今不敢回家。

    罪过是零，灾难却无穷无尽。尹尚明和马付春的冤案，至今仍然不得平反。党支部书记王现廷还隔三差五要到他们家去，训斥几句：“翻案不得人心。你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判了四年不够，还闹腾，想归案是不是？”

    他二人到公社和县里上访，得到的回答是：“翻案不得人心。休想翻案！”

    是谁需要这两家人的苦难呢？总是有人需要的。尹尚明一案是县委第一书记支玉斌亲自定的。书记要维持他的“一贯正确”。且此案一翻，会提拉一串人出来。例如当年私立公堂、动用酷刑的公安局副教导员，最近被提升为司法局局长那个人，就是重要一员。而首当其冲的则是王现廷。尹、马两案一翻，他的党支部书记还作得成吗？

    这些人对抓阶级斗争有特殊的感情。一九七七年底到一九七八年初的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运动，他们又运用“清队”、“一打三反”的作法，私设公堂，刑讯逼供，草菅人命，给人们带来灾难。中央要求为地富分子摘帽，而县里有人却公开主张每个大队留下一个地主或富农不给摘帽子，当作活靶子使。他们总想保持一种整人害人的阶级斗争气氛。就拿尤家埠子说，从“文革”开始，王现廷带领同夥抢了公社武装部的枪支子弹开枪镇压群众起，他的打砸抢活动始终没有停止过。他在这个大队私设公堂六处，全村八百多人中被他关押、刑讯和受牵连的达一百四十多人，占全村人口的17%。还有九人被逼逃亡。不把阶级斗争的弦拉紧，镇住平民百姓，那还得了？简而言之，尹尚明和马付春的不幸哪一天结束，王现廷的不幸就要从哪一天开始。

    王现廷自从当了书记，就不再需要偷牛偷车，更不必下地劳动了。他只须抓阶级斗争，便可以吃到大酒大肉，单是每天吸掉的香烟，就相当于社员两个劳动日的工值。

    当然，王现廷的利益是同县里，公社里一些人的利益连在一起的，只要看看他送往公社和县里的猪肉、大米、白菜和粉皮就行了。

    这些人有一张很大的嘴。那张嘴喊出震耳欲聋的政治口号，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同一张嘴能够吞进珍馐美味。

    政治就是这样为经济服务并集中地表现经济的。这时，你才会真正理解“纲”和“线”的重大作用，以及英雄豪杰们为什么要说：“一天不抓纲和线，私字围着脑子转；两天不抓纲和线，阶级斗争看不见；三天不抓纲和线，资本主义要翻天；长期不抓纲和线，无产阶级丢政权！”只须对其中的政治术语赋以真实的内容，就能够知道他们所说的“尝到了抓纲和线的甜头”的那个“甜头”是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