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说姜保安是一个带有悲剧色彩的人物，那么，祖洪先则是跳着舞步走上六十年代政治舞台的。

    祖洪先放下武斗的枪支，就拿起了国库的钥匙，成了县人民银行行长。他掌握和运用全县财权的方式，和他指挥武斗的气派很相似：随心所欲，无所顾忌。

    他要盖一座办公楼，就敢动用国库基金，甩开建设银行的监督，造起远远超出上级批准面积的楼来。

    县里早就有好几家印刷厂了。但祖洪先一定要再造一所，于是便动用人民币二十余万元，造起一家专门印刷单据的印刷厂。亲朋、“关系”的子弟安排了工作，可是大笔投资却基本上得不到盈利。

    明明是一家产品积压、长年亏损的工厂，银行管业务的人拒绝贷款。祖行长大笔一挥，九十余万元人民币便有去无还……

    在我们国家的财政赤字中，祖洪先造成的份额当然是微乎其微的。不过，他由此得到的报偿，却足够他全家享用。发放贷款，安排就业，都是有利可图的交易。他们俩口子名酒，鱼肉不断，吸的好香烟，睡的钢丝床，木器家具摆满三间宽大住房。祖洪先挥金如土，得到的却是比土金贵得多的东西。

    这还仅仅是祖洪先非工资收入的一个部份。他一年请客送礼、大吃大喝的开支超过千元，滥用公家汽车所费去的汽油，又是千元上下。

    这真是一位“高价”的行长啊。他还有一个极大的优势：无论他怎样胡来，怎样挥霍，他本人永远不会破产，不会失业。他管理的银行也绝不会倒闭。国库的钥匙就捏在他手里，不愁没有人民币。

    人说祖行长一跳脚，县银行的大楼都颤悠，虽然有些夸大，但不是没有道理的。他把自己的知己及其亲眷，安排进银行，有的还委以重任。事无巨细，全得他一人点头作主。他可以任意推翻党支部的决定，赶走不合意的支部委员。他不喜欢业务水平在他之上的人。

    祖洪先按照自己心中的名单，把一些人从准备提级、“纳新”、表扬奖励的人中剔除出去，把另一些人补充进来。这几年，有连升三级的，有踩在脚底下不能动弹的。犹嫌不稳，祖洪先就以县委、银行的民兵武装和自己屁股上那支匣子枪为后盾，向职工发表恫吓演说和抒情独白：

    “谁在下边写黑信，告黑状，我都一清二楚。我警告那些搞阴谋诡计的人，决没有你们的好下场！还有人说，银行里不是共产党掌权了。我不是共产党，难道是国民党不成？有这样的国民党吗？还说我手下没有人了。哼！沂南县的头头脑脑，都是我造反时候的战友。全县三万多名党员，十个里头就有八个是我们上台以后“纳新”的。哼！”

    不过祖行长和大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他不知从哪里学来的习惯：在家办公。行里有事，须到他家请示。他在家的时间又不多。会客、吃喝、搞派性活动占去了他睡眠以外的大部份时间。   

    县城里不宜扬鞭跃马，祖洪先有时便骑上摩托车在院子里猛转，鸣枪取乐。这种张狂的举动，把他引入一个甜蜜的回忆世界。他的美好岁月是和“文化大革命”一起开始的。他多次指挥武斗。最过瘾的一次，是一九七四年他率领一夥造反派围攻县委第一招待所、并用炸药炸了招待所的后穑。只听祖洪先高喊：

    “炸下他们半截来！炸掉他们的腿！死了人由我祖洪先负责！”

    事后，他得意忘形。打砸抢，为祖洪先地位的高升和巩固奠定了基础。

    这样一个人，竟是中共沂南县委委员、县革委会委员，还当过政工组组长。当我们开始徵求县委书记对这人的评价时，支玉斌同志的回答是：“挺好。工作挺积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