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家乡的人，世世代代生活在天灾不断、人祸频仍的这块土地上，本来是非常务实的。为填饱肚皮和遮身蔽体而操劳，而逃荒，就很少有闲情逸致在想像的高空翱翔了。还在童年时代，我就想过：家乡的乾粮为什么比别处的乾粮更乾更硬呢？煎饼、锅饼、杠子头都是硬得几乎可以用来打人的。后来明白了：这是为了便于携带和保存──远走他乡长期逃荒时，不必担心它会发霉变质，在这像土地一样坚硬的食品上，不是也留下了我的乡亲务实性格的印记吗？

    那么为什么，大轰大嗡、华而不实，只求好看不计实效这一套虚夸亡国之风，也在这块土地上蔓延起来，而且祸国殃民二十几年还不见终止，并且被某些人当作传家宝不忍释手呢？不论如何荒谬绝伦的东西，只要有人需要，就会存在。

    一九七六年疯狂的“批邓”，带来全县粮食减产。占粮田约半数的四、五十万亩地瓜──全县农民的主食，减产最重。怎么办？若按中央规定，五斤地瓜折合一斤口粮，亩产就只有四百斤了。但是县委需要粮食增产，报纸上早已吹嘘出去：“临沂地区县县粮食上纲要”，这是“批邓”的成绩呀。有办法：把五比一改为三比一，亩产量立即跃增为502斤。这一年，全县虚报粮食产量达八干九百万斤，县、地、省面子都增了光，至于农民的肚子，已经为了同一种需要而委屈多年了，再将就一年又有何妨？

    妙还妙在这个“502斤”在一年之后又派了另一种用场。粉碎“四人帮”以后，县委书记支玉斌在县机关大会、五级干部大会和有线广播大会上，说一九七六年这个“增产”，既是顶“四人帮””顶出来的，又是“大批大学促大干”的结果！直到一九八O年，还用这个“502斤”证明自己的“一贯正确。”

    有些人从来不按农民的肚子里装进多少粮食，而是按从农民手里拿走多少粮食来衡量成绩的。这一句简单的话，却可以说明很多问题，首先是说明沂南县一部份干部的政治性格的来历。   

    当然，我们不应着重个人责任。那是一条路线在起作用。然而路线要求它所需要的人，路线塑造它所需要的性格。那些人又反过来维护那条路线。沂南县委的总结和山东省委的调查报告总爱列举三中全会以后这里召开了多少次什么什么会议，用以证明他们对于贯彻三中全会的路线还是认真的。这只能哄弄不了解山东省情况的人。会议的名目和内容可以很不一样，甚至完全相反。请看一九七九年沂南县委召开的一次公社书记会议上的点滴情况。

    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喊道：“上边光吆喝‘自主权！自主权！’现在工作都没法儿干了，还搞什么‘自主权’呢！”

    另一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发了一通牢骚之后说：“有了一个‘十一大’路线，现在又出了个三中全会路线，味道就是不一样！我们还是按照前一个办就是。”

    一位县委常委、造反派脾气特强的青年妇女慷慨激昂地说：“我们谁的也不听，只听一个人的！”

    会上，七嘴八舌，都埋怨把形势搞乱了。中央关于今后不搞政治运动、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实行生产责任制、错划右派改正、地富摘帽，使一部份人先富起来以及关于“一月风暴”的批示等等的方针，没有一条不呛这些造反起家的人的肺管子，这和他们的政治发家史、实际利益以及在这上面形成的一整套陈腐观念与习惯都格格不入。于是有些人暴跳如雷，破口大骂了。

    县委是讲民主的，在会议结束时，它集中了会上对开放农村集市和《人民日报》关于杀猪“两把刀”的不满(“资本主 泛滥”)，作了一个布置：“各公社要打主动仗，把市场管死 ，不准个人杀猪上市！”

    这些政治家，在四害横行、国民经济走向崩溃、冤狱遍于全国时，倒心安理得。那时候，对来自“上边”的一切，他们都是闻风而动，在全区领先，只顾“革命”，不计农民死活的。现在，却忽然成了忧国忧民之士。县委宣传部长王维农是忧心最重的一个。一九七九年十月九日，在他县直机关党员大会上讲：“前面有两个坑，一个是左，一个是右。跳进左坑还是跳进右坑呢？还是跳进左坑好，跳进右坑就完了”为什么左右都是坑，无路可走？左坑又为什么那么样可爱呢？

    一九八O年十一月，山东省委在给中央领导同志关于沂南问题的报告中写道：“县委贯彻农村两个文件有力，开常委会，扩大会、公社书记会、领导骨干会议，推广‘五定一奖”’，‘三定一奖’、‘联产计酬’、‘作业组’、‘包产到户’”。实际上，县委有人对中央的政策是不通的。查看一下支玉斌书记的许多谈话，他把这一切都概括为“小生产”。从去年到今年他多次疾呼：“绝不能向小生产倒退！”“不准搞作业组，要停止！”“我县一律不准包产到户。”

    所谓“小生产”究竟效果如何，在沂南县已有证明。依汶公社垫子大队以前年年吃返销粮，好年成口粮也不过三百斤。这个大队的党支部坚决抵制了县委和公社书记的高压，将山边薄岭家前屋后的土地按每人七分地包给了社员，深受群众欢迎。今年全大队平均亩产粮食六百斤，口粮达到六百斤以上。

     但是县委有的领导却宁愿要吃不饱肚子的“大生产”。一九七九年三月间，支玉斌亲自主持在苏村公社召开全县公社书记会议，全面否定分组作业，联系产量计酬的责任制，勒令各公社坚决纠正过来。县委第二书记听说孙祖公社有一百五十多个生产队实行了这种办法，吓坏了，说这是倒退，是破坏，两次跑到孙祖公社压制、批判和阻拦。但还是有七十个生产队没听那一套，坚持下来了。

    他们要的真是货真价实的大生产吗？不是。是“大生产”架子下头的贫困、落后和愚昧状态。看看沂南县那四百多个劳民伤财的半截子水利工程吧。尽管毫无效益或效益很低，然而它们却是县委领导人当年的光辉政绩。一旦真正实现了大生产，农民群众有了文化，有了民主权利，他们还能够再像过去那样年复一年地自带乾粮、十冬腊月顶风冒雪去从事无效劳动，以致有时吃光本生产队的贮备粮和积累吗？

    主人只能有一个。贯彻三中全会以来的农业政策，就将使农民真正成为土地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那一来，“我叫你穷你就穷！”“我叫你死你就死！”就行不通了。王现廷将发现，他开往公社和县的车子里没有了猪肉、大米和白菜；祖洪先低价收购农副产品也将遇到困难了。这一切，都是那个“大生产”带来的生活秩序。各种形式的责任制，必将冲破这种秩序，实现“不劳动者不得食”，王现廷们将不得不和社员一样成为作业组的一员，重新学习种植自己的口粮，并充份体验一下“三斤地瓜顶一斤口粮”的滋味。

    一个有趣的现象是：沂南这么一个交通不便、消息闭塞的地方，近两年对于政治谣言却十分敏感。若没有一个效率很高，影响很大的力量起传导作用，这是难以设想的。稍加分析就能看出，几乎每一个谣言都有利于巩固当年“批邓”的成果，符合“没有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我们的今天”那些人的愿望。

    这样，当沂南县第四届党代会正在开会时发生的一个政治事件，也就毫不足怪了。一九八O年九月的一天，有个人在县城中心贴起一份新的“批邓”大字报。他张贴完毕，并不走开，还站在一旁，面对许多围观群众，不无自豪地朗读和讲解了他的作品，然后才扬长而去。早在今年六月，他就在中共孙祖公社委员会眼皮底下张贴过污辱邓小平同志的大字报，号召人们搞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党委没管。九月间，此人到县城里张贴第二张大字报时，县人民医院一位医师同志认为这不符合宪法和刑法规定，便立即跑到县政府报告。县府里位官员听完，带着埋怨口气说：“你管这些事情作什么？管不着！”外边已经闹得满城风雨，公、检、法却充耳不闻。于是，那社员的胆子就逐步升级，扬言要到省会济南去贴第三张大字报。当对他讲解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时，他感到是“怪事”，因为当年“批邓”的喧声仍然占据着他的头脑，粉碎“四人帮”以后这四年是空白。

    相此之下，当年因为说了邓小平同志一句好话而被整得死去活来的社员吴安祥就想不通了。一九七六年毛主席逝世后，吴安祥在大队和兄弟爷们聊天时说：“王洪文是造反上来的，没有资格当国家主席。这个权还得叫老邓掌。结果招来了苏村派出所所长和公社武装部长，当场宣布他是“现行反革命”，一脚踢倒，用绳子捆绑起来。押在派出所，吊到窗户上，又毒打一顿，当时就尿血，脑震荡了。关了一段时候，身体摧残坏了，失去劳动能力。他到县城上访一百多次，没人管。

    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本来应该是山东省委调查组工作的一个起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