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南一些人高喊着动人的口号，掩盖自己的真实意图时，他们之中有的人却不断戳破美丽的政治纱幕，把他们同人民的真实关系展示出来。

    沂南县农机厂党总支书记王长玉，他的经历不同于常人，是“文化大革命”期间造反起家的一个标本。

    他本是界湖北村的人，由于是县一中造反派头头，一九七O年作为城镇居民被招入沂南农机厂当学徒工。他入党，本村的支部没有通过，是县里的一位大人物出面干预才加入的。他当书记也特殊，入党不满一个月就当上领导，还是县委组织部越过局党委直接任命的。连结婚都特殊──学徒工不准结婚，他却得到特许。婚礼也不寻常，大家都得送礼。供销社的人感到奇怪，风趣地问农机厂的人，你们厂这是几个人结婚，把俺门市部的东西都买光了。

    也许就由于这个特殊地位，他就有了一个优点：比起一般造反起家的人更坦率，毫不掩饰他对于群众的真实感情。他绝不虚情假意地说他是“小小老百姓”或“工人阶级的勤务员”，而是打开他的心窗，旗帜鲜明地亮明自己的地位和态度：他是“一元化”的头目和首领，工人都是他手下的喽罗。

    罚钱，是王书记管理工厂和制服工人的基本办法。他才不相信甚么突出政治那一套呢。一位姓陈的工人住院未经书记批准，被扣发工资两个月。偏巧大年初三那天大雪封门，被扣发工资的不下几十人。看到被扣工资或罚款以后工人的那种表情，王长玉才感到心里解气。

    老工人谢立贞喝了酒，在厂子正开会时发作了，想呕还没呕出来，王长玉以破坏会场为由，打发几个人把他拖了出去。他躺在路上，见一人过来狠狠踢他几脚，他浑身疼痛难忍，勉强爬起来对着脸一看，荷，原来是王书记！他说“我趴下，你乾脆把我打死吧！”他躺到地上，王长玉还真不含糊，过来就是一顿打。事后他找书记说理，王长玉把眼一瞪：“你好大的胆子！你这是“四人帮”的流毒，非肃清不可。你等着，我发动群众斗你！”

    因为一说话就挨刺，全厂许多工人不敢跟书记说话。他一到哪儿，工人一轰隆就散了。可是迎面碰上，你又不敢不和书记寒喧两句。一位姓越的工人，有一回吃午饭的时候就不幸陷入绝境：碰上书记了，说话吧！“王书记，你上哪儿去呀？”“我上天！你管的倒真宽！我爱上哪儿就上哪儿，你管得着吗？”一位姓罗的工人要求调回沂水，不找王书记不行了。说了说理由：“家中困难。”书记说话了。“是我叫你困难的吗？”这罗某人又说：“我的眼不好……”“是我叫你看不着的吗？你瞎了，还得我给你冶？岂有此理！”

    一个社会集团享有的特殊地位，也是很难掩饰的。比如王长玉盖了七间瓦房，他能藏起来不叫人看见吗？许多当权的干部，家属大都从农村进了城市，儿女纷纷离开工厂和农村，都当了干部。这，掩盖得了吗？

    特殊地位造成的特殊需要，是难以遏止的。一般居民，放个床的地方还犯愁呢。可是祖洪先、王长玉们不打家俱，怎么填满那些空间呢？再说，送上门来的一方又一方木头，可以免费役使的能工巧匠摆在那里，不用岂不是浪费吗？于是，空荡荡的大房间变得拥挤了，各种式样，往往是复杂的大立柜，写字台发出的清新的木香便和鱼肉香混合到一起，雄辩地证明着一户人家的特殊身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