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科长、局长、厂长什么的，都是属猪的，给他们一点麸子就能喂住。

    咱们先得交代一下：前文中所写的所有现象，二十余年来都是秘而不宣的。近几年有案可查的，是一位作者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过一篇短文“‘对口赛’还是‘对口吃’”，批评商业系统大吃大喝的。此外，市、省和中央报纸上对双鸭山的报导，大都是令人欢欣鼓舞的大好形势。“对口吃”一次，算得了什么，可怜那位作者先是被市民们当作英雄般敬佩，可是没有几天，他一倒霉，在人们心目中就成了可笑的唐吉诃德了。从此，六年来所有报纸对于我们前面所写的所有问题，基本上保持缄默。所以，我们敢担保，如果双鸭山市人民中间在一九八四年一月(“人民日报”一月六日发表第一篇揭露双鸭山问题的文章)以前对于本市党政领导有什么不满，责任就不在报纸。

    看来，至少在双鸭山，至少在以下问题上，人们精神上消极的东西不是来源于可怕的文字，而是从一些比文字更生动、更坚硬、更有说服力的东西源源流入人们的头脑的。

    一位长年在粮食系统工作的党员干部说：  “眼看着这些人把党糟蹋成这个样子，心里发疼呀。好好儿一个党，斗争了几十年，能自己把自己打倒？……我有了厌世情绪……”

    多年从事党的组织工作的一位女同志说：  “工人党员绝大部份都是好的，就是这些干部把党的形像给破坏了！整党，不搞运动可以，可是不能便宜了那些坏人。非开除一批不可！”

    再听听工人的。六十年代，杨玉辰在砖厂当过几天临时工，身上缺衣，肚中无食，累得直卡跟斗。一位名叫赵锡奎的四级老窑工，一只手残废了，用另一只手扶他到自己家里，从此成了至交。后来，当妻子一看他弄揭发材料就心烦的时候，杨玉辰就把刘金海领到老赵头家里，在那儿一宿一宿地写。老赵头后来得了不治之症，临终前，把老杨和老刘找来，说下了他这辈子最后的几句话：“……那些科长、局长、厂长什么的，都是属猪的。给他们一点麸子就能喂住，什么原则不原则、政策不政策的，都不在话下了。你们揭发人家，碍了人家的事，人家还不千方百计干掉你们！现在科级干部肥了，局级干部更不用说了，他们连搂(钱)带搞(女人)  ，就没有人能制服他们，一个国家，这样下去怎么得了！那些要德没德、要才没才的人，多年来混在党内，不干好事，只会败家，这是党和人民的祸害呀！‘人多架不住死，家大架不住败’，现在那么多败家子儿钻在党和国家机关里，自己干坏事还不算，还作假案，害人灭口，不想个万全之计清掉他们能行吗？……杨老弟，你和金海俩要好好干，把力量合起来，千万别泄气。你们不成功，我死不瞑目呀……”。

    那些人不怕给个“党内警告”、“建议行政撤职”之类的处份，却害怕大名在报纸上和人民见面。一九八O年以后，杨玉辰和刘金海偏偏把工作重点放到党报上。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三年，“人民日报”记者两次到双鸭山市采访。一九八四年年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两篇报导揭露双鸭山市粮食系统和党内生活的严重问题。黑龙江省领导机关已经派出调查组到双鸭山来，目前．调查仍在继续进行。

    双鸭山市的干部和群众正以极大的期待注视着调查组的工作。这些年，省里、市里的调查组、工作组什么的也没少来，但愿这一次不要再把问题给查没了；也不要像有的省那样，把文章里写的一条条全给推翻了，说“批评全部失实”，三年以后再翻过来，承认“全部属实”。

    群众的忧虑不是没有根据的。他们听到有人大骂记者，市里又风传“杨玉辰、刘金海和夏重义都给抓起来了”；一些声名很坏的人还在荣升；新任副市长宣布对有严重问题的企业“不追究个人责任”。于是，就不免怀疑：“用自己的刀割得了自己的尾巴吗？”

    但是，形势还是使人乐观的。人们看了报纸上的批评，不是灰心丧气，而是精神更加振奋。粮食局的问题还未结案。揭发供销联社、外贸局和公安局的问题以及双鸭山市“三种人”和帮派势力、组织路线问题的信，又源源不断地飞向报社。

    事实毕竟是最顽强的东西。那是赖不掉的。

    有时候你想保，怎奈那被保的人也太不争气。本来想否掉“上千吨”玉米发霉变质，已经打道回府了，那边来了长途电话：“不是上千吨了，根据计算．发霉变质的粮食上万吨了！”想否掉玉米，又来了电话：小麦也出了问题──五千斤小麦生了虫子，有人还把每公斤小麦生虫“一七”至“二二七”都给计算出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