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得罪了一大群人，还大多是官职比他高的。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体系”经营了不止十几年，应该说是够牢固的了，可是他们并不放心，老是怕来之不易的权力易手，所以眼睛老是盯着那些德才都比他们高出多少倍的老干部。老干部们担任的已经都是虚职了，他们还不放心。市委常扩大会讨论党的十二大决议的时候，不敢安排一次大会发言。选举市人大常委，直到投票的时候，才敢让大家知道候选人是谁，还如临大敌似的郑重警告：投票前不许串连！

    他们犯了一个大错误，没有想到，当我们党已经有了一条正确路线的时候，对他们形成威胁的不仅仅是正派的老干部。他们把普通群众的力量估计过低了。结果，竟让两个小人物把“体系”的大幕给揭开了。

    杨玉辰，十几岁上就在粮食部门被打成右派，还不老老实实脱胎换骨，一九六二年见岭东区粮管所有人销毁了全部粮食供应册籍，又跳出来捣乱了。人家粮食局长不急，他却认真起来了，这册籍是“一切合法凭证的核心”  ，册籍一毁，粮食供应非乱不可。还真被他给说准了：出现了一家人轮流排队买粮的局面。于是只好一次只卖一、二斤，买粮队伍一排好几里长，造成缺粮九十多万斤的后果。他主张追查，他反对写假报告他碍人家事，他得罪了一大群人，还大都是官职比他高的。长达二十年的苦难历程就从这里开始了。

    先是说他是右派，不宜担任粮食计划调配这样事关重大的工作。那就调动吧。嘿．忽然又变了，取消了他的干部资格，让他到农场劳动了。他想不通，人家却不等他想通，又变了：停发工资。接下来更乾脆：给他几十元钱，叫他退职了。这个决定是我们在前面已经认识了的那位段连喜宣布的。杨玉辰质问：他：“我有什么罪？就是有错误，不也得给个活路吗？”段连喜的回答很简练：“看你这态度──你等着吧！”    ：

    杨玉辰想：好人挨整。这还有是非吗？共产党解放了他全家，不至于这么对待他吧？想必是中央不了解情况。他便逐级上访，直到中央。粮食局派段连喜等人两次追捕，家里等着他的是一个全粮食系统科长以上干部的大会。一进会场，就听见一片“打倒现行反革命！”的口号声，整齐而响亮。你以为这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事吗？不，还早着呢。时为一九六四年九月十八日。接着就是带上手铐，一根草绳子把双臂一捆，送去“劳教”了。一去就是二年，连家属都没有通知。一家六口人，还全靠他养活呢。

    有十年时间，杨玉辰没有一分钱工资收入。那正是只许讲阶级斗争、不准讲人道主义的时代。也许目的是为了使杨玉辰的妻子张凤兰也跟他一起经受一番锻炼吧？效果很好。杨玉辰不肯认错，这位非凡的妇女也不肯去劝丈夫认错，咬紧牙把养活一家人的担子挑了起来，承受着莫大的政治压力、人格侮辱和当个临时工都受到的刁难，还要为丈夫的安全提心吊胆──杨玉辰“劳教”归来以后，仍然没有工作，或者虽有工作，报酬和口粮仍被无理克扣。走到街上，什么人都可以打他和骂他，长期的折磨和刺激使他有时神志不清，出了门就找不到家，所以妻子必须常常跟随着他。

    比饥寒更难忍耐的，是一家人遭到的凌辱。幸而就是在“阶级斗争为纲”喊得最响、实行得最彻底的年代，中国的老百姓和许多干部也没有丧失对于不幸的好人的同情。正是这种同情和帮助，抵住了残酷的打击报复，使杨玉辰一家得到安慰和鼓励，勉强活了下来。他乘火车去京上访，列车长允许他不买车票，甚至还供应他饮食。他饥肠辘辘，有人送给他食品。他付不起住宿费，省粮食局和报社的招待所还让他长期居住。全家人断炊时，热心的邻人送来的几斤面粉或一盆玉米面，三九寒天一家人没有棉鞋时，早晨开门看到的那五双不同号码的棉胶鞋，尤其是邻居魏殿斌一家人像亲人一般的关怀和资助，都不仅缓和了一家老小的生存危机。而且给那间在漫长的严冬里墙上总是结着白霜的屋子里多少增添了一点温暖。他们深知，人们每送来一点粮食或燃料，每递过一个笑脸或几声慰藉，都担着政冶风险。

    然而杨玉辰上访十余年，直到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为止，他能够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他的实际政冶身份始终是“右派”兼“反革命”。粮食局日益严重的腐朽，仍然无人过问。“体系”的那个法宝──打击报复，丝毫也没有减轻它可以致人于死命的威力。

    如果这仅仅是杨玉辰一人或一家人的遭遇，也就没有一写的价值了。打击报复．是我们政冶生活中有了几十年历史的一个现象．杨玉辰还并未体验到它的全部内容。若按轻重不同的层次排列起来，大致可以归纳为：带有贬职意义的调动或降职；停止工作，或曰剥夺工作权利；停发工资；人身攻击──造谣污蔑；对人身自由的侵犯；政冶陷害；肉体摧残。与此相伴随的，是在调资提级、家属户口和工作安排、住宅分配等等方面，歧视和刁难。．

    应该说，正是在中国解放以来最黑暗的年代──“文化大革命”时期中，一些有利于杨玉辰的历史性变化悄悄开始了。其中重要的一个是双鸭山一大批老干部成了法西斯迫害的对象。

    杨玉辰与前公安局长、副市长、市委统战部部长刘坚坐到一起、相对痛哭的那个场面，是有历史意义的。作为一个“右派”分子，  “文革”前杨玉辰曾是统战部的管理对象。杨玉辰开始上访时，找过刘坚，刘坚把他支到粮食局。一九六四年九月粮食局开大会，批斗杨玉辰上访，并当场剥夺他的自由，刘坚是在场的，他支持了这一行动。

    “文革”开始，刘坚才体验到并且理解了自己过去也执行过的那些“左”的错误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四人帮”垮台后，他名义上虽然是市委委员，实际上受到排斥和冷遇，最后连自身的起码权利都遭到侵犯：他的住宅被人强占，下水道被人堵死，电源被人掐断。双鸭山市委对此不闻不问。这位抗日战争时期的老干部．常常为自己的处境如此凄惨和双鸭山市党风的败坏痛心疾首。这时，他重新认识了杨玉辰，对杨表示自己的悔愧之情。杨玉辰进京上访，他捐助五十元钱给他作路费。

    “文革”中遭到残害的工程师庞秉权，是一位有头脑和富于正义感的知识分子。他这时对杨玉辰多年来的斗争也有了与过去不同的看法。他想助杨玉辰一臂之力。他真的做到了。使杨玉辰的战斗力翻了一番。经庞秉权介绍，杨玉辰获得了一位忠实的战友──福利粮库的会计刘金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