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干啥啥不行，官儿还得让他当，那官儿还不能太小，还得不断往上升。
双鸭山的地理位置确是有点特别。它位于我国东北三省的东北角，是那个方向上的最末一个城市。从北京去，要换乘两次火车。它看到“人民日报”也要晚上两三天。
“这里太闭塞了,”一位年轻的同志告诉我。
“这里的人，你看吧，有点木各章的。”木者．
“木然”之意也。
所以，我在这里所写的事，也都带有一定的特殊性，在我国很多地区是见不到的。
日本出现了一家“无人工厂”
，零件的制造、装配和产品质量的检验，一概靠机械和仪器进行。双鸭山呢，它的有些情况，有时会使你产生一个感觉：这儿是不是一个无人管理的城市呢？
三江平原上每年生产的粮食，双鸭山是一个集散地。当黑龙江的粮食养不活它的两千多万人口时。一部份外来粮食也在这里储存。这样，粮囤就很多了。但是，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些粮食保管的技术和制度，这里的粮食却常常霉烂变质。几百吨上千吨的玉米碴子，说发霉就发霉了。小麦呢，说发芽就发芽了。没发霉、发芽的粮食呢，又常常在加工车间的水坑里泡着。工程师庞炳权设计的全风动现代化面粉加工厂，被拆来改去弄得乱七八糟，以致出粉率年年亏损，质量也低劣不堪。双鸭山人爱吃玉米喳子，一个人每月却只能分配到二斤，你以为是缺货吧？其实大批的碴子正在粮囤里发烧呢。进来的是上好的小麦，拿到市民餐桌上的，却是又黑又牙碜或者“芽麦”制成的胶黏胶黏的馒头。双鸭山人吃带霉味和带致癌物质黄曲霉素的粮食，盖有年矣。
这个城市，发展工业的条件本来很好。头一个，不存在能源问题，煤矿就在旁边．工厂不必因停电而“开三停四”。再一个，它是新兴城市，旧工业改造的负担不重。可是地方工业如何呢？一轻局的厂子大部份是半死不活、摇摇晃晃的，有的已经黄了，有的眼看没治了。电子工业不行，机械工业也就靠个平口钳子和手动葫芦。年年亏损。一九八三年上半年工业增长速度是百分之二，还靠的是社队企业。一位物资局的同志说：“照这样下去，翻两番得等到哪一年呀？”
“无人管理的城市”？当然不是。主事的人自然有的是。不过你会觉得这里的主人好像心不在焉，又像是随心所欲，办事没个章法，甚至像一个乖僻成性的人，故意把事情搞乱、搞糟、搞垮……
是不是人手不够，顾不过来呢？这几年光是局处极干部就提拔了五六百人，吃“皇粮”的人不可谓不多了。也许，问题出在人的素质上。
这里的语言中有一个词汇，叫“大白给”
，专指那些干什么都砸锅，废物，白给，免费赠送也没人肯要的人。人家说，粮食局有个名叫李俊川的，就是个“大白给”。他在油米厂干过，不行；调到尖山区粮管所，还是啥也干不了；后来叫他去领导面粉加工厂，又搞的稀里哗啦。没法儿，又弄到工会去担负领导职务去了。干啥啥不行，官儿还得让他当，那官儿还不能太小，还得不断往上升。现在李俊川是副局级干部了。
可是你也不要以为“大白给”就没有一技之长。想当年“文化大革命”
，把人关起来动肉刑的时候，李俊川可绝对不是个“大白给”。把人捆起来了，脑袋套上麻袋了，几时动手呢？得看李俊川的信号。他若是倒背着手走出去，那就是说：夥计们，可以“进行”了。这时，猫在窗外的指挥者就能听到室内奏出最动人心弦的音乐了。人打完了，不招供，还得来点软的，这时李俊川又进来了。那人头上的麻袋也摘下来了，这回李俊川的表情全然不同了，他赶忙上去慰问，陪着笑脸说：“这是怎么搞的！只怪大哥我来晚了一步，叫老弟遭罪了！”
“大白给”在另一方面也不“白给”。有个马XX，大字不识一斗，在粮食局财务科当科员还不过瘾，提拔到北山粮管所当所长去了。这个粮管所下头有八家粮店，年年都得维修。
马XX把这些工程统统包给一个名叫戴宝山的黑包工队队长去干。那姓戴的也大方，一上来就甩给马所长五百元人民币作见面礼。接着，就大干起来。这个包工队是轻装型的，自己啥设备也没有，全用“大白给”的。把盛挂面的箱子拿来当灰槽，连铁锹都得由粮管所“大白给”。一项工程需要多少料、多少工也不列个表，由戴宝山随便要．马随便给。花两万元就能完成的工程，他要了四万七千多元。八个粮店，也就是把屋顶的瓦串一串，一百元都用不了，那戴宝山他敢要八百五十元！
照这么说，双鸭山就没有能人了吗？怎么老叫“大白给”当家呢？
怎么没有能人！每天看着马“白给”戴宝山乾着急的那个李世宏，就是个能人。他眼睛看着，见国家白花花的银子从姓马的手里往姓戴的口袋裹流，心里是急如火燎呀，可是他毫无办法，因为人家马是粮管所的一把手，而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股长，凡事得听人家的。
李世宏若能总结人生的教训，他也就不去看那令他激动和忧虑的白花花的银子的流向了。那教训是够惨痛的了。可以说，人世间的不幸和痛苦，除了死于非命这一条，他都尝过了。
他是我到双鸭山后最早访问的几位同志之一，看眼睛，他很年轻。然而从他的眼光和表情里可以看到，他在谈话的同时，还克制着某种肉体疼痛的袭击。从尖削的双肩和憔悴的神色看，他似乎未老先衰了。过一会儿我就明白了，原来这一切都是一场灾难和肉体受到的非人残害留下的痕迹。
“文革”起，李世宏属于粮食局的“楼下派”
，即各业务科人员的一派；“楼上派”则是政工人员，当时的局、科长大都站在他们一边，组织科科长银海江是幕后操纵者。李世宏不仅精于计划统计业务，还能言善辩，对方驳不倒他；又能书善画．一张讽刺画激怒了对立派，被抓进福利屯粮库整夜地非刑拷打，遍体鳞伤，又不许医治。有的伤口刚刚结痂，便有一个名叫薛才的坏人专门来揭去疮痂，以此取乐。结果，他身上的肌肉和移位的筋黏合到一起，神经断裂，造成终生不冶的病痛。他的腿萎缩了，步履艰难，上楼梯和上公共汽车都得爬。成天腰疼。由于神经和血管被破坏，失去正常感觉；炕头热得烫手，他坐上去觉得冰凉。坐骨神经疼痛直到耻骨，性机能已全部丧失。他犯了什么罪呢？什么坏事也没干过。他还有功呢。天下大乱那几年，双鸭山市民口粮的供应一点也没耽误，他李世宏就有一功；而那些年煤矿生产没有停顿，又和粮食始终维持着正常供应是分不开的。他的唯一过错就是性子强，不屈服于压力，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了，他还是口口声声喊：“毛主席，我是跟着您革命的呀！”不肯说假话，不肯出卖自己的同志。
李世宏的身世简直可以说是“文革”劫后幸存者的一个标本，对于那场灾害及其制造者的一个活的控诉。这一点，“四人帮”垮台以后坐在局党委书记办公室里的银海江也看得一清二楚，便打定主意“决不能叫这小子翻身！”不仅不能给他平反、向他认错，连“公伤”也不能给他算！
那银海江，则是另一种人的标本。这两种人的分化，得从二十几年前说起。佟有祥，论年纪此李世宏大不了几岁。论政冶经历，却称得上是李世宏的长辈了。因为他遭到第一次打击时，是一九五七年。
那时候，佟有祥是粮食局办公室主任，刚刚入党，正是春风得意之时。反右派斗争中，刚出校门不久的化验员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原因是他把一批稻米的等级搞错了。佟有祥想不到秉公直言会成为一种罪行。便起来为张喜春辩护说：
“我看是重了。他年轻，缺乏经验，技术也不够熟练。其实，按化验员手册来要求，也没错到哪儿去，只不过是早籼与晚籼之别而已。我看不能说是有意破坏。”几句话，把一个预备党员给丢了。他不服，在支部会上行政会上为自己辩护，有什么用？
也可以说是历史的一个嘲弄吧，张喜春被打成反革命，后来又补定一个右派，还因为他有一些“反党言论”。他看不起业务上没能耐的人，给一些干部起了些绰号：“大白薯”，“大黑瞎子”（狗熊)，“大白给”。而正是自从他关进监狱那时起，“大白给”却一天比一天吃香了。
佟有祥看不清形势，偏往狭路上走，受处分以后发奋工作，把更多的力量使到钻研业务和技术上去了。“大白给”越排挤他，他干得越起劲，一九五九──一九六O年期间，他创造出一台自动无人售粮机，在全国展览会上得到很高评价。尽管他离右派和反革命还有好长一段距离呢(谁知道他档案中是不是写了一条“中右，控制使用”呢)
，可是已经失去了受表彰和奖励的资格，于是“技术能手”的称号就只能叫粮食局一位副同长给“代理”了。佟有祥偏偏不计较这些，心里还乐滋滋的。别人提级，不给他提，他也不在乎，还不肯改邪归“政”，仍使劲儿攻业务。其后二十多年他命运不济，只怪他执迷不悟，另一条路明明白白摆在那里，谁让你不走呢！
粮食局的两颗明星，就是从一九五七年那个值得纪念的夏天冉冉升起来的。几年前还是个搬运工人的银海江，那时是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后来成为他亲密战友的段连喜，那时候就是他的助手。就在段连喜天天晚上哼着小调儿给一个又一个“右派分子”写定性材料的时候，实践中的政冶学和人学发展起来了。银海江就是这一学派的专家。
他的眼睛同时看着你的左边和右边，你会以为他没有看你，其实他始终注视着你呢，就是你不在场的时候，他也在琢磨着你呢。十几年来粮食局换了几任局长和党委书记？唯有他银海江牢牢地留在这裹，并且稳步上升。这就因为他是个思维型人物，少言寡语，走路低个头，老是在思索、研究和总结着人以及人和人的关系，心里的道道儿就这么层出不穷。
银海江是颇有“才气”的。他从不自己出面整人。明明整了你，还能让你感激他。表面看去，他确像个古朴厚道，又很有修养的老干部。随着他在政冶学和人学方面逐步走向成熟，他能够使一任又一任粮食局长不得不离开那个岗位；能够使科长们逐渐都成为或换上自己的心腹；能够使党员们在会上讲的话和私下说的话全然两样；能够使几个月的整党试点根本触动不着，甚至不了解他经营多年的那个体系。
那佟有祥呢，一九五七年以后政冶上却老不成熟。不看风朝哪边吹，不想舵该怎么使。除了“白专”以外，当四周一片喜歌时，还常唱反调，说粮食工作有这个缺点、那个问题的，看不见领导人不悦的脸色，不懂得不当“驯服工具”的可怕下场……
一九六六年，第二次浪潮到来了。
这时候，银海江已经是掌管人事大权的粮食局组织科科长，段连喜是保卫科干事。九年来，他们积累了不少政冶斗争经验，现在，大显身手的历史良机到来了。
“文化大革命”一开始，以银海江为代表的那股力量同以佟有祥和李世宏为代表的力量之间，优劣高低就看得很明显了。“楼上派”把夺权步骤都研究妥当了，佟有祥和李世宏还在琢磨：到底什么人才算走资派呢？粮食局该不该夺权呢？“楼上派”已经把干部和粮库工人组织成一支杀伤力极强的队伍，准备好囚室和刑具，训练好一批打手了；“楼下派”还在忙于粮食的调配、加工和运输、供应，用一点业余时间写几张摆事实讲道理的大字报，准备辩论会的发言稿呢……
十七年以后，我望着坐在我对面的佟有祥，听他叙述自己的生平时，心中不禁感慨万千！他生就一副魁梧的身材，仪表堂堂，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仍然显得有几分天真。当他说“李世宏为人正派，精通业务，又勤奋刻苦，一个人能顶他们十个”的时候，我心想：你佟有祥何尝不也是以一当十呢！然而你们却天然地斗不过银海江们和段连喜们。这是为什么呢？
银海江式的人物同佟有祥式人物之间的竞技，从一开始就是不平等的。即使把一方掌权而另一方无权这一点抛开不论，也仍然是不平等的竞技，因为对方完全不遵守竞赛规则。踢足球他动手，打篮球他使脚；你同他个人决斗，他的同夥从一旁放冷枪，这怎么取胜得了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