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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诉你一个秘密 ——(二)不祥的“体系”

    他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精通业务;二是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拍马,不会说假话。

    每一个城市,都应该有人为它修史。未来的双鸭山市的史官将会有一项很有意义的工作,那就是记载和研究那些有代表性人物的功过和兴衰史。

    关心群众,敢说敢干因而人望甚高的葛亚副市长,还有王杰是怎么死的?那些没有死的,又为什么挂个虚职闲着不干事昵?老干部武兴田,双鸭山党的第一个支部书记,长期主持过市委宣传王作,德才兼备,人还不老嘛,怎么就硬是不用呢?朱传斌,原副市长,可以说是双鸭山唯一一个懂工业的领导干部了,怎么非逼他回山东老家不可呢?人们很留恋他呢。

    取代他们的又是什么人呢?第一书记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是他在“三忠于”高潮中曾全身挂满像章──从脖子到脚,身前身后全挂满,足有几公斤重的有色金属。关于那位姓刘的书记,人们的议论多一些了,因为他上得太快,又说不出哪一件值得称颂的政绩。

    老的也不是一概不用,要看你的表现,看你是不是跟人家一条心,会不会碍事。比如,那位“文革”前主持过公安工作,后来带头“砸烂公检法”的钟某人,就是个信得过的人。老公安、侦察专家文更新,就不行了。头一个,他是“文革”受罪最重的,感情就不一样。所以他要求到公安局当个顾问,不行,要求“哪怕就让我破破案呢”,也不行。问题正是在于他过份热衷于那个工作,既能干,又认真,这就不是一家人了。

    都说双鸭山人排外,那可不见得。那个鼎鼎大名的造反派冯天,不就是打伊春市来双鸭山避难的吗?一来就当副市长,还把“市委常委”的身份也跟介绍信一起转来了呢。这位分管财贸的副市长在市民的记忆中留下的唯一政绩,就是澡塘子工程。他发现市民洗澡难是个问题,决定拆掉原来的平房浴池.盖个二层楼。这当然很好。投资四十万元,建呀建的,建完一层,工程进行不下去了,因为建筑材料都拿去建私房了。于是,双鸭山人只能依旧在一个平房浴池里洗澡,只不过新浴池每平方米造价比原先那个平房高出十来倍罢了。

    冥冥之中.有一只无形的巨手摆布着人们的命运,凡是妨碍或威胁这个“体系”的安全和发展的人都被这只巨手无情地推开、按倒甚至扼杀了。

    慕润泽在建国时就是个区委书记,三十五年过去了,现在他倒连个固定工作都没有了。他犯了两个方面的错误:一是精通业务,又坚持正确意见不改,这就威胁了不懂业务的局长;二是不会请客、送礼,不会拍马,不会说假话,这就难以博得上司的好感。这四个“不”  ,带来了另四个“不”:不给安排固定职务,不提拔,不长工资,不分配住房。这乃是势在必然,因为你若是让慕润泽得势,他一旦有了发言权,有朝一日你就得承认现在双鸭山面粉厂十个月损失六百五十吨面粉是由于没有采纳他的意见;你就得承认,当年白花几十万元修建二OO型榨油厂后来又扒掉,也是拒绝了他的主张的结果总之,你就得承认自己无能和有罪,那还得了!

    有趣的是在一项工程上糟蹋了国家几十万元钱的冯天始终比曾经阻止国家损失几百万元的慕润泽处于优势。号称“冯大常委”的副市长冯天找他谈话,说:“老慕,你知道,我们俩都是外地人,怕吃不开。咱们得抱个团儿。你放心,跟着我好好干,我决亏不了你!服务局那个局长和书记都不行,我叫你去,就可以提成个局级了。”慕润泽一窍不通,不肯入伙。“冯大常委”就通知粮食局和人事局:“不能给他安排工作;不能给他长工资!”慕润泽后来调到外贸局,冯天的指示又转到外贸局,这时又增添了一个内容:“不能给他分配房子!”

    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就能有这么大!不是说要“在党的领导之下”吗?就像咱们在日用语言里一样,在生活中,“领导”和“领导人”也是通用的。

    舅舅当局长的时候,可以拉扯外甥,让他从税务所里一个小小科员上升为商业局副局长。等外甥成了市委书记,再回过头帮助舅舅。有来有往──我给你儿子弄个支书,你给我女儿一个科长。群众在气愤中说的话,难免偏激,所以应该打点折扣,然而这些话却往往道出了问题的实质:“市委、市政府领导人家里的狗要是会讲话,也当上科长了!”至于一般人就不那么容易了。“干活不由东(,累死也无功”嘛,你得会看眼色,会巴结,会昧着良心顺着说话,还要有所发现(善于感受领导有何需求)和有所创造(使领导家里增添点什么物质,领导心里增添点什么快乐)。你一旦上去了,又可以回过头来享受你原先奉献上去的那一套物质和精神财富。

    血缘关系对于这个体系的形成,起了很大作用。五十年代咱们不是繁殖了很多后代吗?到七十年代,纷纷成亲了。双鸭山中层以上干部中,有“亲家”关系的不下二百余人。志同道合的政冶关系、共同的利害关系,再加上这个被孙男孙女联结到一起的亲属关系,你想想要有多强烈的政冶激光才能切断这种同盟!

    我们很老很老的老祖宗,就总结过这一类教训了。“一物失称(),乱之端也。德不称位,能不称官。赏不当功,刑不当罪,不祥莫大焉。”  (《汉书·刑法志》)

    这个体系的形成时期,也正是“左”派理论家大批“物质刺激”、“利润挂帅”、“唯生产力论”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货色,直到把工厂的功能规定为搞“无产阶级专政”的那段时期。因此,对于双鸭山工业的不景气,理论家的那一份贡献也不应予以抹杀。然而理论家不能就此告退,还得做一次论证:这个既不是资本主义、又不是修正主义、当然更不能叫社会主义的体系,也得有个称呼呀。它是什么主义呢?它倒是不“刺激”、不“挂帅”了,只搞“专政”不务生产了。那么这些人工资以外的收入是从哪里来的呢?这不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现实的而非抽象的理论问题吗?

    双鸭山曾经是闯关东的人心向往之的地方。“一出山海关,就是双鸭山”嘛。一九五八年以前,这里也还比较讲究经济效益;对于干部的要求,也曾有过一段纪律比较严明的时期。那时候粮食部门的人谁若是糟蹋了三五斤粮食,就得好好检讨一番;要是损失了一百斤,就得处分了。后来,政治来冲击经济了,它越来越比经济吃香了,所谓“大折腾”、“大轰隆”,无非就是只图政冶上好听好看;一大二公,彻底、痛快。只是忘记了一件事:穷困会成为邪恶的土壤,对于政冶和精神上的崇高和纯洁是很不利的,那时候,在批判和清除各种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时候,又忽略了为害最重的一种个人主义──政治上的个人主义。它倒是并不在求知和创造上搞个人奋斗,因而不属于“白专”之列。它是“白贪”,“白”是不费苦功,不担风险,只须看风使舵,大吹大擂,弄虚弄假,整人拉帮;“贪”是“一抓权,二抓人,三抓钱和物”。这夥人把国家搞穷了,自己上去了,回过头来就从这个穷中大谋私利。

    麦麸甚至酒糟为什么在双鸭山有那么大魔力呢?无非是由于这些东西匮乏,而人们收入又低,必须在城市里养猪养鸡,贴补家庭开支。手里掌握户口和粮食关系的人又为什么那样神气呢?那还不是由于经济破坏扩大了城乡差别,人口都想进城吗!若不是瞎折腾破坏了经济,就业和升学也就不必求人了。

    同时,只算“政治账”而不计经济得失,又使国家法制和经济工作的各项制度松弛了,这就给以权谋私者提供了很多自由。这些年,  “渎职”这个词几乎从我们的语言中消失了。权力一旦同责任脱了节,就自然会自由奔放起来,党纪国法在后边紧追,也难以使那匹脱缰的野马就范。

    现在担任浸油厂厂长的袁幅,得意洋洋、满面春风地带领我们参观现代化设备。就像这套机器是他发明出来的。他自命为有功之臣,因为工厂是在他的主持下建成的。为了礼貌起见,我没有向他提问:这个工厂非用二百多万元钱建不成吗?投产半年了,怎么决算还拿不出来呢?那四十多万元的建筑材料都到哪儿去了?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总结了历史教训,把工作重点转到经济上来,纠正“左”的错误,想方设法使人民富起来,这将从根本上清除黑暗势力赖以生存的土壤。那些在“文革”时期对“上边”听话、紧跟、雷厉风行“不过夜”的人,现在忽然泄劲了。历年来在各种运动中“立场坚定,旗帜鲜明”、声嘶力竭呐喊和不计后果猛干的英雄们,现在忽然变得三心二意、软弱涣散了。

    三中全会过去五年了,双鸭山市委好几位书记,还没有一位管一管经济的。有了问题去请示,回答是:“我是搞政冶的,别的不懂。” “文革”期间这里有七十多人死于非命,却一个凶手也没抓到,这应该是“搞政冶的”书记的本行了吧?可是你再去问,书记又说:“双鸭山有没有“三种人”?我说不清楚。

 
 

0.前言 | 1.劣胜优败 | 2.不祥的“体系” | 3.“左”派忽然右了 | 4.艰难的搏斗 | 5.最可爱的人 | 6.一旦他们强大起来 | 7.还有几片乌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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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 01/15/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