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小人物们，手里的权要是再多一点儿，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多啦。

    刘金海说：“坏人还是怕好人。”为什么呢？油米厂帐面上那二万四千元，是粮库几个领导人心上的一块病，老来找他。现在是求他了：把食堂的帐核销了吧！刘金海说：“不行，还没查清呢。”袁幅说：“那么多年了，谁能查得清！”“怎么查不清呢！我就能查清。三座大山都推翻了，这么点小土堆弄不平它！你去告诉张局长，给我配个人，我准能查个水落石出，还保管不怕得罪人！”过几天，袁福又来了：“不核销不行了，不能老在我帐上挂着。”他有点动火了。刘金海说：“急什么，慢慢说嘛。这事儿还是我告发的呢，我都不急，你急什么！先搁着呗。”袁福给点了根烟，叫他抽，抽就抽。这回是恳求了：“老刘啊，帮帮忙，把那玩意给核销掉得了！”“你老找我干啥？我得听局里的。你叫局长开个条子，命令我核销，他签了字，我一定照办。”哪个局长敢签这个字？就这么着，翻来覆去多少回，刘金海运用他手里那么一丁点儿权，那些人硬是没有办法！

    中国的小人物们，手里的权要是再多一点儿，中国的事情就好办得多啦，杨玉辰和刘金海现在正在做的事，也许就在起一点儿这种作用。可是眼下他们还是不能不听到官职高几级的人说这种话：“你们上访顶个啥！谁听你的？你上北京跑一千遍，看谁能给你解决问题！到哪儿去告，也得我粮食局党委给你办才算数。你还能上联合国？”这种话，多噎人！也有点儿令人寒心哪。你还不能不承认它里面有一定的道理。杨玉辰这二十年跑碎了多少双鞋，他的命运不还是攥在人家一级党委的手心儿里吗？国内各地有多少申诉信转来转去最后落在被告人的手里！说句公道话，双鸭山还有了很大进步呢，至少刘金海不会被抓去“劳教”了。你不要以为我是在开玩笑。走出几百里，因上访而遭到逮捕和监禁，就仍然是一个严峻的现实！要说违反宪法的事，双鸭山还有一丁点儿：杨玉辰从北京写给刘金海的信，教人家给偷拆了。那是人家自己暴露的，可见偷拆个信什么的算不了什么。那天，宗经理对刘金海说：“老刘，你又和老杨往‘人民日报’写材料告我啦？告倒我们，能有你们啥好处呢？能当个局长？再说，你也告不倒嘛。”问他怎么知道的，说是看了杨玉辰从北京发来的向刘金海要补充材料的信。怎么看到的呢？“在厕所里拣到的。”

    有时候两种人不能相互理解，就像两种不同的动物一样。宗XX认为刘金海是想弄个局长当当。还有人说：“给杨玉辰一个科长，他就老实了，不会告状了。”还有人说，这些人染上了上访的瘾，吃到甜头了，成上访油子了。

    其实他们是逼出来的。那上访的日子是好过的？有人一听“这人是上访的”，恨不得地遁了才好呢，就像碰上染了鼠疫的耗子似的。形像的确不很雅观，往往是蓬首垢面，满面晦气。夜卧站前广场，空气倒很流通，可是不是太冷就是太饿，还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收容”起来。

    宗XX同志，你们若是收敛一点，比方说，偷偷盖几间房自己住住，而不要再拿八万斤酒糟去换地皮，用公家的砖和廉价木料盖房子，又一转手高价卖给公家(说“这是我爹盖的”)；你们若是把坏事干得隐蔽一点，别那么刺激人；你们若是逐渐缩小而不是不断扩大对国家财富的掠夺和糟蹋，杨玉辰和刘金海式的人物就会少起来，他们得到的同情就会冷淡下来，他们本人的“上访瘾”也就会慢慢戒掉了。中国老百姓是很宽容的呀。

    可是你们不，失职、渎职和公然毁灭国家财物的行为还在逐步升级，这教人怎么消得了这口气。一九八三年春天，一家伙就坏掉了几千吨上好的包米碴子！这可是历史最高纪录呀。你们不承认，统一口径，把数字缩少为三百三十二吨；你们不检查，工人跑去粮食局告急，你们的人还在办公室打扑克玩儿呢。

    你们这就是双重的犯罪了。经济破坏和往共产党脸上抹黑。你们去听听双鸭山的群众和干部在说些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