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把自己人提上去，出了漏子的时候，想方设法保下来。

    这位书记还是主管政法和纪检的。我们仔细拜读了赵书记一九八三年春季关于清理“三种人”的报告。按照这个报告，双鸭山应该是全国的模范，因为自从“四人帮”一倒台，市委就抓清查工作了，始终没有中断过，这个办公室、那个工作组，不知成立了多少！……这份报告写得相当漂亮，天衣无缝。拿到一九九O年仍可一用。问赵书记，听说现在市委主持清查工作的那个人“文革”期间就是一个车站的群众专政队队长，那个专政队成绩还不赖，打瘫过好几个人，你知道吗？赵书记表示惊奇，说他不知道。向他指出，你们市立医院的外科主任、最近提为市卫生局局长的杨玉乔就在手术台上故意多施麻醉药，害死了粮食局的优秀工作人员赵杰。这人，该算得上“三种人”了吧？赵书记迟疑片刻，回说：那人是有毛病，但他的问题大家认识总是不一致……我们向赵书记列举了杨玉乔蓄谋杀人的许多人证，他未予否认。

    粮食局的纪检科副科长夏重义是个“老根本”，一九七八年让他去搞“揭批查”，后来整顿班子、考核干部，他都按老规矩办事，像过去搞运动时一样认真。经过半年多的调查核实，依据大量材料断定：一九六七年率领工宣队进驻福利粮库的吴XX曾“残酷镇压群众、迫害干部和技术人员，私设公堂，对三四十人刑讯逼供，致使二人死亡，四人伤残。”可是，当时市委正要让这个吴XX去主持全市“揭批查”运动呢！夏重义跑到市委多次提出抗议，管事的张XX硬是不同意。要查吴XX的问题，张XX又说：“这人可有心脏病，弄不好说死就死。还是先找个没病的查吧！”坚持要查，他又说：“是不是先把材料送来？”夏重义说不行，非和吴XX本人谈谈不可。张说：“那就谈吧。可是得好好谈，不能逼他，别施加压力。”说定第二天谈。到那时候一去，你说巧不巧，人家吴XX住院了！说是突然生了一场怪病，老是冒汗。一住就是十几天。出院，也叫冤家路窄，竟在街上叫夏重义碰上了。一见老夏，那姓吴的就心惊肉跳，又冒汗了。这回不能再住院了。把市揭批查办的一位负责人找来，一起坐下来和姓吴的谈，一条一条问，小的都供认了，一问到要害──那粮库革委会主任、焦裕禄式的好干部赵发是怎么死的？用火怎么烤的？明知他患严重的胃病和十二指肠溃疡，饮食上怎么折磨的？他支支吾吾，不说实话了。后来银海江也出来保吴XX了，说：“赵发那案子，早点结了吧。人家家属困难，平个反，给几个钱就算了。过去的事，有的也想不清楚了，何况还涉及到市里，咱也不好办……”不久，吴XX就提拔为市城建局局长，走马上任了。

    这就难怪“三种人”敢于在没有被他打死的人面前这样亮相了：“怎么，我就是斗你、打你了，还打轻了呢，再来次文化大革命，你要没死，我还要斗你！”

    历来的政冶运动大多是偏“左”的，唯独这一次清查“三种人”，忽然右起来了，还右得有点儿邪门儿。中央三令五申，若是在过去，各级党委和政工干部还能不紧跟哪？就说银海江吧，一九五七年夏季是粮食局反右领导小组办公室主任，那时他斗志多么旺盛，气概曾何等轩昂！青年化验员张喜春不过由于缺乏经验，把一年小麦的等级定得略微低了一点，你不就定了他一个“反革命破坏罪”吗？办公室主任佟有祥替他说了几句公道话，你就取消了他预备党员资格，还降了他两级工资呢。你，还有你那亲密助手段连喜，就是靠搞这一套起家的呀。怎么时到今日，你们全变了呢？吴XX和薛才(打人、折磨人有功，当上刑警队长了)这类人物，今天即使真犯下“反革命破坏罪”，你们也会给他来个“缺乏经验，致使把小麦等级定得偏低”的结论。总之，你们当年“左”得那么邪乎，如今就右得多么邪乎──不过这话得说明白，这种右，仅限于对待自己人。至于对别人，比如有真才实学的知识分子，你们的态度就一如既往了。

    那个“体系”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把“自己人”提上去，出了漏子的时候想方设法保下来。非查不可的时候，派去的人能把大事查小、把问题查没；这边还在审查呢，那边已经在补发工资，“落实政策”甚至提级升官了。

    乔文海不过是很多人中间的一个。他在刑警队工作的时候，有一回就丢了一个内装二千元公款的提包，无人证明属实，也没有查究。当粮食局招待所所长不到三年，赔了一万三千多元，有贪污。纪检委书记高云吾去查。银海江找他说：“乔文海的问题都是过去的事了，别再查啦，让他走算了！于泉生(商业局长，就是市委刘书记那位舅舅)是他舅舅呢。”高云吾说不行，还得外调呢。那位书记说：“现在有个单位要他，是不是就算了？调走，把情况告诉那边。”高云吾照办了。他若不办，会怎么样呢？“黑宋”那案子就是个例子。贪污了两万多斤粮票，查了办了，整党的会议上就批评了办案的人搞“极左”，“逼供信”。

    这也是个反常现象。原来办案的人都是吃香的。你看“文革”那些年夹个公文包四处颠儿颠儿地搞外调的人多神气，大都是受信任、要提拔的呀。真是怪着呢，这几年讲实事求是了，查的基本上都是真正有问题的人了，可是办案的人倒低人一等了。市物资局那超大贪污案，中央都派了工作组嘛。可是，同坏人斗争最坚决并卓有成效的姜百峰倒叫人给揍了。打他的不是别人，还是分管物资局的市计委副主任杨作金。那打人的场景也怪奇特的。副主任接连打了姜百峰七个耳光，一边打一边说：  “我就打你了！我就是为打你才来的！你再去告呀！我打的就是你！看你能把我杨作金怎么样！”

    主持调查这超大案的物资局党委书记于万有倒是还没挨这种耳光。他挨的却是另一种，可以称之为政冶耳光。工作组进驻物资局那天，把贪污分子、局长于喜堂调到党校学习，同时把反对这个贪污最坚决、掌握材料最丰富的于万有也弄到党校去了。

    后来，于喜堂还是判了刑．但是实际上没有去劳改场。他在看守所里当上了食堂管理员，几乎天天可以到双鸭山来自由活动，乘机还可以到一个情妇家幽会呢。

    于万有呢？他的家几次被盗被砸，孩子和妻子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不得不迁回湖南。他本人呢：不许他回物资局，说是出于爱护，因为于喜堂在那里的势力太强大了。湖南又回不成，还不如于喜堂呢，人家不管怎么说还有份工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