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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人啊,你不该这样软弱(下)

(十一)扑不灭,压不倒

    县委书记周章于为官多年,还没见过梁贵乙和边维中这样软、硬不吃,死心眼儿,一条路走到底的人!不过是两个处级干部,比他们大得多的领导,周章于也见识过不少。这些年,很多人都学乖了,对于组织、人事问题,能绕开就绕开,生怕陷进去出不来,上上下下得罪一大片。从没见过这样的楞头儿青,赖在台安县,就不怕吃不了兜着走?

    每当梁贵乙和边维中回到省委汇报,台安县就传开风声:“那两个人不回来了!”“他们犯了错误,回不来了!”强烈的愿望,会使人对自己的幻想信以为真。有的打砸抢分子来找季程明要翻案,这姓季的就说:“别急。等那两个玩艺儿走了再说!”

    他们早就一而再地给省委写信告状了,信的内容有点像某些记者和报告文学作者受到的指控:“你处来人思想偏激,偏听偏信,所作所为不利于我县的安定团结,严重干扰了我县大好形势;反映的情况,也严重失实……”

    可是不知第几回了,那两个软不吃,硬不怕,脸上没什么表情,叫人摸不清底细(他们的后台是谁呢?),又恨又怕的人又回来了!怎么办呢?把最有效的常规武器发射出去!不久,省委就接到一封匿名信:“你处派到台安县工作的梁贵乙,作风不正。他对于申学亮一案为什么兴趣如此之高?因为他已经和申学亮的遗孀董XX发生了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有人看见董XX隔三岔五往招待所跑,溜进梁某人的房间就不出来了。姓梁的也常到申家去……”

    他们相信这一招准灵。整走县委书记张谦合的时候,季程明搞的这一手儿就起了很大作用。那一回是说他老婆跟别人胡搞,一时间满城风雨。你有法儿查清楚吗?你怎么辟谣?哈,姓梁的小子,这回你没跑儿,整不垮,也得把你整臭。收拾行李滚你的吧!

    可是这一回偏偏就不灵了。姓梁的和姓边的不但不走,还干得更欢了。

    边维中倒很可能回不来,那是因为他重病在身──肝大四指,脾也大。起先梁贵乙也不知道,只看见他脸色一天天灰暗下去,半夜整理材料的时候还常常捂着肚子。这才问他:“你咋的了呢?”老边回答说:“肝炎。这是偏方……”说着又吃起大药丸子。省里的领导同志几次说:“这回,老边可无论如何得回来了!”──特别是省委机关一位中年的处长猝然病死以后。但老边还是不肯回去。

    季程明之流成天在那里揣摸这个姓梁的和姓边的后台是谁,根子有多硬。的确,辽宁省委和省纪委领导下定非搞清台安县领导班子情况不可的决心,对于梁、边的行动是起了很大作用的。省委若是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把他俩撤回去,他们不走,行吗?但是季程明那个机灵的脑袋瓜儿就是不能理解,中国共产党里还有很多为了真理不惜牺牲自我的人。

    边维中是蹩着一肚子气下来的。他是揭发和清查同“四人帮”有关的人和事的激进派,倒成了不受欢迎的人物。这回来台安,还有人背后说风凉话:“非显着他能了。他不去,台安县的地球就不转了?”他心里明白,有些人对于组织清理就是抱反感。不然,这台安县何必非由省委派人来不可呢?边维中是个倔脾气,越是不受欢迎,他还越是非干干不可。

    梁贵乙是个机智、敏锐的人。五十年代在《东北日报》作记者,又养成一个爱讲真话和尊重事实的作风。五七年报社打了很多右派,总编辑倒成了左派。他看不过,就发了一个“谬论”:“我就不相信,在一个左派领导下,会出一窝子右派!”差一点给打成“中右”。从那时起,他对于极左的一套就抱反感。有省委作后盾,他对于这次的任务是有信心的,但心里也明白,这个马蜂窝不是那么好捅的。捉不到狐狸反惹一身骚的

可能性也不是没有的。

    他们在台安县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发明显地感觉到某些人对他们的敌意在升级。季程明不光是在造谣,不光是在挑拨离间省委、市委来人之间的关系,还发出带有恫吓性的叫嚣:“省里那两个人,若是把咱们的事情给扩大了,咱们跟他们没完!他们若不向咱们赔礼道歉,就别想囫囵着离开台安!”

    连周章于也沉不住气了,他亲自出马找市委的郭主任,说省委的两个人不地道,背着县委搞黑材料整他。可是郭主任不予听信。

    边维中有个拗劲,越是有人反对,他越是拚命。梁贵乙起初不知道他的病情,只见他老是一只手捂着肚子,常吃大药丸子。时间长了,大药丸子也没多大效力了,只见他气色越来越坏,黑里透黄,灰暗无光。有时两人把手里工作放一放,谈起各自的经历,再联系到眼前台安县的情况,不禁发出共同的感慨:“坚持真理,实事求是很难哪。连说真话,反映真实情况也难。有人就是不欢迎!看来,虽然‘四人帮’垮台了,今后还得准备作点牺牲。没这点决心,坚持真理就难以做到。”

    老梁明白老边为什么不肯回沈阳治病休养。他们两人都看清了一条:只要他们一走,台安县的问题就算全完,不会有人接下来管下去,前功尽弃。对不起台安县人民哪。

    几个月来,他们已经走访和接待了上上下下六百来人、和县里的很多干部群众有了感情。这些年人们见过多次工作组了,来来去去,台安的问题未见解决,反倒越发严重了。这两个人有些与众不同。他们给老梁、老边送来半导体收音机,让他们休息时候听听解闷儿。天冷了,怕他们冻着,送来几个热水袋。晚上走访归来,主人总要陪他们去,一直送到招待所门口才放心,还叮嘱说:“你们可得注意安全呀!这些家伙手可黑着呢,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特别动人的是他们常常和老梁老边一起研究、分析情况,一起发愁和着急,替他们想办法,出主意,找线索:

    XXX那小子是白脸曹操,跟他谈话得小心点!”

    XXX,别看侯省高拉拢他,给他解决了房子问题,若是讲究点方法,弄好了他还肯揭点那些人的老底。”

    显然,老百姓和许许多多受气受压的好干部都把一线希望寄托在他们身上──把他们俩看做省委的代表。能半路上丢下这场调查,一去了事,让他们失望和难过吗?梁贵乙和边维中抱定一个宗旨:宁可把那一小撮人得罪净了,也不能得罪台安县的三十二万父老兄弟!

    深夜,当台安县城所有灯火都已熄灭,这两个外地人完成了一天的劳作,躺在床上一时不能入睡时,常常议论起一个题目──“胜利以后……”,就是说:“四人帮”是被我们打倒了,这当然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但是从台安县的情况看,胜利仅仅是又一场艰难、复杂和持久的斗争的开始。这场新的斗争,对象是什么人?内容是什么?遇到的阻力是什么?胜利的希望在哪里?

    在边维中的笔记本上,在调查记录的空白或背面上,记下了很多他们二人关于这个题目的思考。

    有很多好人,局以上的干部里也是如此。同来台安工作的市委干部,也是如此。既有立场、态度和感情和梁、边明显地不一致、以致常常争吵得面红耳赤的人,也有为人正直、坚持党的原则的市委领导干部。有什么理由悲观呢?

    姬世原,代表了台安县的很多干部。

    他走过的每一步,都和现在台安县台上那些人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一九六O年他在黄沙坨公社当社长,发大水的时候,他和一位姓洪的生产队干部一起带头跳下水去堵口子,几天几夜不睡觉,直到最后累得昏迷不醒。一九六一年他办拖拉机站,盖了几十间房子,打了四万多斤粮食,在当时绝大多数拖拉机站赔钱的情况下,他们挣了一万多元钱。这和他这个共产党员的模范作用是分不开的。那时正是困难时期,家里大人小孩都吃不饱饭呢,可是姬世原没往家拿过一片菜帮子。

    后来在县机械厂当三把手,建造拖拉机修理厂,已经是“文革”大乱的时候了。别的厂停工的停工,不停工的也常常得靠向国家借款发工资。可是他们厂年年盈利。这是因为当陆贯东那一类共产党员正在拉帮结夥、钻营私利时,姬世原仍然把心血都洒到这个工厂上面。他连续六年住在工厂职工宿舍里。他没有大吃大喝,不招待市、县官员,却把心力用在如何使全厂职工度过全国第二个经济困难时期。种了水稻,开了菜园子,养了猪。一车间的工人劳动条件差,需要皮鞋护脚,但没有这笔劳保费,怎么办?好办,姬世原拿出他的工资给大家买皮鞋。他走后,留下的不是一部亏空帐和职工的咒骂声,而是他亲手栽植的一行行林木。

    大女儿在酒厂当临时工,快转正了。酒厂当时的支部书记王尊寿对姬世原说:“你给我一个皮带床子,我就给你女儿转正。”还有不少人给他女儿出主意:叫你爹出个十元.二十元的,你不就转正了吗!女儿回来跟爹叨咕,谁谁送了礼,转正了。姬世原说:“你投胎投错了。投到张春桥、姚文元家就好了。”

    儿子结婚,他是交通局的领导,大车小车一概不许出动。谁想到那个狗头军师季程明弄了一辆小车来,把老姬整得好苦。那天他家没买一点肉,举行了一个素婚礼!

    从他现在的情绪,就可以猜想,他这是向那些贪官污吏和不良风气示威呢。

    “我当了十五年浑蛋,”姬世原是一位口头文学家,搞的还是讽刺文学,“我不会看路。有一本书我没买着,叫《溜须传》。我若是买着了这本书,在台安县我就可以东西南北到处通行无阻了。”

    “从‘文革’到现在,我没和领导握过手。我五十多岁了,到末了儿落个溜须,我不干。有人把鼻子租给人家了,让人家牵着走。我不干。”

    “人平不语,水平不流。我有话。十五年,能没有话吗?我还要骂呢。也有不骂的时候──一个是坏人洗手不干了,我不骂了。一个是我死了,不骂了。”

    “这台安县,不是三十二万人民的台安县,是少数人的台安县。少数人随心所欲,多数人遭罪受气!”

    “我本来打算明年到北大荒去,远远躲开这群人,自己到地里扒拉点土豆、黄豆生活得了。”姬世原对老梁、老边说,“这回看你们来了,有点门道,我不走了。”

    像姬世原这样的好党员、好干部,台安县有一大批。领导酒厂时一次也不给县官送酒,因而被季程明评为“不会办事”的宋德荣;同样“不会办事”、因而老少三辈只能住一间房子的县委宣传部张副部长;自己管工业,但老婆当了八年临时工还不能转正的黄树新……

    然而好人却形不成一个强大力量。他们一肚子气,但正不压邪,没有办法。有人斗上一阵,败下阵来。于是有人便失望了,消极了,“退出政界”去搞技术了。

    姬世原内心里也有些消极情绪,但在他的感情中占主导地位的,却是对于坏人坏事的强烈愤懑。在各种健康感情中,这是我们的文艺作品宣传得最少的一种。好像愤怒只能指向帝国主义和反革命分子,对于挂着共产党招牌败坏共产党的事业的人,这种感情就不适用了。有时甚至被目为不正常,所谓“有情绪”。但从姬世原的情况看,这种“情绪”恰恰是使他没有对邪恶妥协、退让或同流合污,没有丧失精神支柱的一个重要力量。

我们来听一听他的自白吧:

    “我现在才明白什么叫压迫。工业局一个会计为了请刘永涛帮他解决点困难,送去两包本地点心,伤了那位大人的自尊心,给扔出来了。一家工厂的老会计,想解决老伴的户口问题,找侯省高帮忙,可是礼送晚了,后来得了一场病。”

    “这些家伙实行的,是一条‘不杀穷人不富’的路线!”

    “包文正的钢铡不响不行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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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ast update 01/18/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