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年来我们的一个疏忽和失误，是把各种社会组织和社会意识部门牢牢拴在各级党委的意志和议事日程、中心工作上，以为大家听一个人的吩咐，发一个声音、办一件事，这才叫加强党的领导。结果呢，得到的不过是单一和整齐，党和群众、和社会实际却离得越来越远。社会组织变成党政的一个部门和工具．报刊和文学变成了领导意图的翻版和文件的附页与插图。人民群众有一个最省事的对付办法：不登你的大门；不看或不听你的宣传。有问题解决不了怎么办呢？扛起行李到北京上访就是了。

    其实，利害得失是很明显的。在现行体制下，坏人如果不以某种方式同某一级权力机关挂上线，要侵犯人民利益而不受惩罚，是困难的。报纸作为社会舆论机关，群众组织作为群众利益的维护者，本来是强有力的监督力量。这种监督不仅不妨碍党中央正确路线方针政策的贯彻，而且是这种贯彻所不可缺少的助手。为什么非要阉割掉它们的特性，使本已庞大不堪的党政部门再增添大量以同样方式从事同样工作(无非是往下“贯”就是了)的脱产人员呢？

    不过，现在情况已经有了变化。在党中央支持下，报纸的战斗作用大大增强了。但这裹也有一个有了权肯不肯用和敢不敢用的问题。就说新闻工作吧，在大体相同的条件下办出的报纸，不就很不一样吗？去年起，我就不断听到人们关于北方某省一个新闻单位的议论。由于这些同志的努力工作，该省的成绩、经验频频见于全国各报的报端，这也是需要的。然而问题呢？那些通过来信和上访反映出来的各种问题，全不在这个单位视野之内。即使每一条喜报都是真确无误的(这还大可研究)，能说他们充份反映了这个省的全貌，向党中央和全国读者提供了这个省的真实图景吗？我们需要受到鼓舞，但我们也需要清醒。当然罗，这种类型的新闻工作是安全，安宁而且安逸的。房子可以住得宽敞些，调资升级也可以顺利些……然而唯一的缺陷是会带来一个不太好听的名声，被命名为某种化妆品。

    另一种新闻工作者，遭遇就全然不同了。在丹东，我认识了《辽宁日报》记者秦友顺同志，听人说起他的一段同化妆品、同“三安”毫无瓜葛的经历。丹东市的一位第一书记长期住在宾馆，房费很高；在离任赴京晋升之前，又办了些使市民大为失望的事：几个单位动员人为书记大造家具，各县社纷纷为书记设宴饯行．临走还带走相当可观的礼物。秦友顺同志仅仅向《人民日报》反映了上述问题的第一点，还并末公诸报端。不想却激怒了当时他的上司S同志，对秦友顺同志又是通报，又是批判，已经决定的家属工作调动、分配房子等等全盘告吹，本人还被取消了提级资格。

    然而我认为秦友顺同志仍然是得多于失。良心的安宁应该是一种幸福。何况世人已非可欺之时。在将来的回忆录裹，一切人和一切事都会回到其应有的位置，得到最公正的评价。那时，有些人(或其子女)也许会懊悔自己(或先人)做了赔钱的买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