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省高式的人物，这个县有一堆。侯省高送他工厂里的木头和糖，王尊寿送他酒厂里的酒，陆贯东和好些个公社的党委书记，则是送米送面送油送鱼送肉……

    都是些慷慨之士，糖是成袋成袋地送，酒是成箱成箱地送。手底下没有“进口货”的人怎么办？送水泥和钢材给公社，使嚼不动的物资转化为“进口货”呀。有一座即将施工的桥，就以这种方式消失了。   

    王尊寿是变这种戏法的专家。他先是给领导和同夥人送本厂酿造的酒。然而，一个人充其量一天只能喝半斤酒，胃口有限哪。不用发愁，王尊寿可以把酒转化为县委三位书记家里的大米白面，主食他也全包下来了。后来那酒厂几乎被他搞黄，这也不要紧，因为上边一句话，王尊寿又调到新建的糠醛厂去当党委书记了。糠醛是吃不得，用不得的。但它可以搭桥，把王尊寿同省外贸局的一位张科长牵到一起。不久，张科长家里便增添了免费的双人床、沙发和桌子。王尊寿一方呢，得到的是外贸出口的高级烟酒。这些，又源源运往书记和同夥的家门。制造糠醛的原料苞米棒子，除了可以充作书记厨房里的长年燃料外，还转化成八千斤大米。一辆“一三O”汽车，乘夜深人静之时，将一袋袋上好大米，连往书记和局长们家里。

    他的主要服务对象，自然是顶头上司、工业局党委书记陆贯东。陆贯东的美言和县委书记桌上的高级烟酒、厨房里的大米和燃料，很快就使在酒厂搞臭了的王尊寿又香了起来。他在糠醛厂建厂以来的历史上，创了赔钱的最高纪录，使五十万元银行贷款中，有三十八万元化为乌有了。但王尊寿从糠醛厂党支部书记晋升为交通局副局长那条路，就是靠它们铺成的。

    梁贵乙和边维中逐渐看到，这些“四人帮”时期起家的一群“左派”，并不是生活在虚无飘渺的政治云雾中的“革命”精灵，也并不很“左”。他们一面高喊着崇高、圣洁的口号；一面不停地活动着双手，向自己家里划拉各种很不纯洁的物资。然后又把多余的部份作为贡品奉献给县、市某些领导干部，或互相馈赠、低价转让。他们之间的政治上同观点、共命运的帮夥关系，是以这种扎扎实实、由色香味俱全的物资组成的经济关系为基础的。当他们高喊“誓死捍卫”和“念念不忘”的时候，不会一点儿也没有想到“无产阶级司令部”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在“捍卫”和“不忘”他们嘴里、身上、家中那些与众不同的享受吧。

    但是，他们也绝没有忽略自己来捍卫自己。

    掌握支配物资权力的人，同时也握有对人的采用、奖惩、升降的权力。我给你安排几个亲属就业，你给我儿子、女儿解决入党问题；我给你外甥调整一下工种，你把我小舅子提前转为正式工人；你为我的提拔在县委会上说几句好话，我到市里为你的处分问题说说人情……

    第二层关系就这样编织起来了。

    在一个单位内部，这个过程也在上下级关系之间进行。调资升级、工作岗位的调动，甚至入团入党，都可以是领导人施予恩惠，培植亲信的机会。一个畜牧场的支部书记，竟把全场三分之一的职工都发展入党，大部份没有经过党委讨论这道合法程序。“授”者无须半点支出，“受”的一方却要以各种方式来报答。大小事情要跑腿效劳，危机时刻要通风报信、提供假证，甚至对每一次施恩提供物质酬报。

    但是，仍然堵塞不了正派群众向上级党委揭发控告。这时，县委也不得不派人调查，表示一定要“严肃处理”。“严肃”得很有意思。好人还是很多的，因而，往往派去的就是一个过于认真的人，严肃得有些过份，把案子查得有些“透亮”了。这时，上边的人便赶忙把一个人或一个调查组撤下来，换人上去。这种调查，便成了忠诚考验和筛选干部的一种机会。果然，换上去的人不负信任，三查两查，就能把那案子给查没了。于是，上下皆大欢喜，而被考验和筛选出来的这个干部，便立即提拔重用。久而久之，聪明人便看出，这是一条登龙的捷径。

    结果，便出现了这样一种奇异的局面：这处关系网中某一个“目”暴露了自己，也就是说，某一人物出了问题，经过一番“严肃处理”不仅可以修补复原，那块地方还编织得更密更厚了，因为又有新的忠诚分子补充进来。被调查者感恩图报，必定要为调查者的提拔重用出力；反过来，调查者也不能不讲交情义气，这条新形成的有来有往的线又要和别的线相沟通。“网”的生命，便输进了新的血液。

    单是一个陆贯东──工业局党委书记、县里的重要人物，就凭藉他本人所犯的错误，为这张纲的增强做出了多少贡献！为了他隐瞒成份和生活作风的问题，就派过几次人到傅家公社去调查。凡把事情查“没”了的，都提拔重用了。那公社的四个副书记，几乎都由于掩护过陆贯东，后来当上了其他公社的一把手。其中一个，陆贯东还另有酬谢：叫人事局副局长季程明把此人的档案拿到陆贯东家中，偷偷抽出有关他土改时期所犯严重错误的材料，为他以后的进一步提升扫除了障碍。

    反过来，上层建筑中的这种和社会主义毫不相干的关系，又来进一步瓦解社会主义经济。这夥人把持下的企业，公有财产在一定程度上，实际上变成了他们可以自由支配的私产，这些财产却又得不到资本家对自己产业的那种精心爱护和经营。那些企业的实际上的主人，关心的根本不是企业的发展，而是在自己的任期内尽快地捞一把。这就是各种形式的贪污盗窃、挥霍浪费横行一个基本原因。

    全县八个国营企业，有六家长期亏损。造纸厂人称是“水里捞金”的买卖。王利国一九五九年在造纸厂当书记时，每年给国家上缴三十多万元利润。现在呢──简直没法儿说了，半年下来只赚了两千多元。

    赔钱尽管赔，却丝毫不妨碍那些掌权的人贪占和挥霍。比如标准件厂，过去是模范单位，一九七八年赔了二十多万元。一个二百多人的小厂，党支部书记大吃大喝大请客两年就花了两万多元。一九七八年“双打”，搞出一个贪污三、四干元的案子，一年之后还没处理。

    侯省高办糖厂，赔了几十万元，他倒升官了，当上了公安局长。这人是个官迷。为了升官，都休克两次了。为了把糖厂的党总支升格为党委会，以便他本人升一格，他费了多少糖！单从他为庆祝党委会成立而张灯结彩大办“国宴”那个劲头儿，他的全部人生目的同发展经济毫无关系就一目了然了。

    这些人贪婪、性急到不择手段的程度。后起人物李义文的发迹，可以做为一个小小典型。此人担任洪家畜牧场的党委书记期间，首先是掌握了随意支配这份国家资产的权力。一部份产品，他自己直接享用；资材也是如此──他先后在建造私房、造家具等方面侵吞的国家物资，就达三十六种。人权，也是一种财源。他儿子长期冒领畜牧场工资和取暖费，又在一家工厂挂名，另领一份儿。鞍山来插队的知识青年以铁床、高压煤气炉、暖气设备等实物向他行贿。甚至，发展党员也成了一种有利可图的活动。李义文把相当于全场职工总数三分之一的人──七十一人吸收入党，其中只有二十一人是经过党委会讨论通过的。又从中获利不少。这样，当他在这家畜牧场工作三年之后调转工作时，全家资产竟增加了六倍──从来场时的一卡车变为七卡车！

    然而，这还只讲了故事的一半。如果没有故事的另一半，事情的实质就会歪曲，李义文的存在就得不到说明。

    李义文在拚命搜刮时，还把畜牧场的相当一部份产品赠送给县委领导人，有肉、蛋、花生、鹿茸、鸡鸭等等。单是花生一次赠送额有帐可查的就达到了三百斤！

    靠这些贡物，李义文换来了自己的安全。经群众揭发检举后，县委派人来查，总是大事化小，不了了之。罪证俱在，县委也曾列入日程专门讨论，但讨论五次，终归还是逢凶化吉。县委的保护是精心策划的：当工作组进驻台安县，旧事重提之后，发现李义文的案卷中少了很多重要材料。查问原办案人员，答曰：是县委三位书记指令撤除的。

    然而李义文缴纳贡物换得的还不仅仅是一个安全。这家畜牧场在他经营下亏损七十八万元，违反财经纪律的支出达二十余万元，而它竟然“荣获”“大寨式先进企业”称号。李义文本人呢，尽管调查中间开列的罪状达六条之多，竟然晋升为县政府教育局局长！

    这就不仅仅是论功行赏了。这是因为李义文已经成了把持全县大权的那个利害与共的集团的一个成员。

    这就是他们敢于如此肆无忌惮的一个组织上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