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梁贵乙和边维中对组织问题的复杂性心里早有了解，但当他俩第一次走进台安县招待所时，没有想到这竟会是一次漫长而艰难的远征的开始。

    经过和被害者、家属和办案人、知情人多次谈话以后，发现与县委的汇报出入甚大。受害者一般都没有真正、彻底平反，走走过场而已，还留了不少尾巴。一起谋杀案，硬说是死者自杀。打击陷害者，被包庇下来。凶手之一是县委书记周章于的弟弟，证据甚多，但至今逍遥法外。周章于对于党的三中全会、关于平反冤假错案这一重大决策的态度和感情，一句话就集中表达出来了──每当有人找他申诉冤情时，他照例是老大不耐烦地回说：“你还要平反？你人一没死，二没残，有什么反可平！”对待有严重打砸抢行为或陷害、残杀罪行的人，他可就体贴入微了。

    梁和边在清查四起冤案的同时，就注意了解县里的一般情况。县委和市里来的几个人，不断向外扬言：“省市来人，就是处理四个案子的，完了就走！”梁和边却自有主意。三个月过去了。他们不走。五个月了，还是不走。这中间，几次回省委汇报，领导同志支持他们彻底查清县委的问题，固然是一个原因。他们本人在污泥里摸鱼，越摸越觉得大有搞头；难度越大，他们的活动中政治侦察和科学研究的气味越浓，责任感．追求真理的热情和好奇心浑为一体，推动着他们冲破人为的和自然形成的假相，向现象的深处走去……

    市里来的人发觉，省委的两个人，常常一到晚上就不见了。有人纳闷儿，有人猜疑：这两人干什么去了呢？原来是这样：梁和边经过三个月的了解，知道台安县的情况确很复杂。而由于人们对于上边来的工作组失去信任，真正了解情况的人，又不肯自动登门来访。他俩也发现，人们还可能有些别的顾虑。他们早就发觉，有一个胖子，拿着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成天价在招待所门口踱来踱去。看着似乎是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一双眼睛却滴溜溜地朝他们这间房转个不停。不是监视才叫怪呢！这样，他们就决定亲自到一些同志家中访问。他们在三个月工作中间，已经有意识地打听到一些了解内情、又不满现状的好党员、好干部的线案，也问明了他们的地址。

    听说有个姬世原，供电局的副局长，对县里的问题看得清，人也正直，人称是顶不正之风的模范。可是，三个月了，这人始终没露面。一天晚上，边维中就去找他了。

    那老姬，果然有戒心，不愿开口。老边先说：“这台安县，确实有一股相当强大的势力。但是别看人们当众不敢说，暗地里还是议论著，交流着大量情况。不少同志还是党性很强的，他们看不惯那些人为非作歹，心里是愤慨、焦急的。我看，这就是解决台安问题的希望所在。你说是不是？”接着，他又拣这些天印象最深、最惹他注意的人和事说了起来。没想到，一说就说到要害上了──那个人事局副局长季程明，鬼头鬼脑，一天到晚东窜西窜，不干正经事，倒是红得很。也怪，他了解情况怎么那么多，本事又那么大呢？

    姬世原这时动了心。这些年，他没停止过观察，看得越多，心越凉。但是失望总是扑不灭他心里的焦急之火。于是，在一个希望的灰烬下面，又有另一个希望燃起。但他的信心确是逐渐衰弱下来，可又想不通，不肯死心：上级党委真就相信了一次又一次报上去的假情况吗？他说：“看你这几个月还真没白来呀……”他的声音有些哽咽。忽然，抑制不住埋藏多年的悲愤和委屈，他竟痛哭起来。五十几岁的人了，轻易不动感情呀！他把憋了多少年的心里话，都倾泻出来了：

    “老边，不瞒你说，这些年我越看越灰心，我是觉着这个县的问题没法解决呀。听说你们来了，我想，恐怕来也白搭。多少个工作组，来了走，走了来，这台安县还是依然故我呀。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还真有了解情况，又想改变这情况的人。……”

    他流水般的倾诉，印证了老边这一百来天摸到的情况，并把他的认识提到一个新的高度。

    “季程明，他是有势人的走狗．，没势人的祸害！台安县就叫这么几个人给毁了。一个是西霸天侯省高，还有一个东霸天王尊寿，中间一个狗头军师季程明，他伸着鼻子到处嗅……这些人后边，还有一个陆贯东。”

    “侯省高这个人，早先管木器厂，他就拿木头送礼。后来管糖厂，送的更欢了，成天拿着大兜子四处转。就靠这个大兜子，他又当了公安局长，这回又拿户口做买卖了。让他当垃圾局局长最合适，不然，什么东西他都能给送走。他能把整个国库都送光。只有管垃圾，他没法送。”

    “难就难在这些人拉帮结夥成了一团。上面来人摸不着真实情况。这些人不拿掉，台安县就没个好！首先得把左右形势的人解决了，不然，拿下一个侯省高，还会再出一个王省高，季省高。”。

  姬世原越说越激动，把他心里埋得最深的感情也倾吐出来了：“这些年是整难捱，气难受，罪难遭呀。我当初要是知道……唉！……”

    临别时，他紧握住边维中的手连连说道：“看来，我这辈子还没白相信马列，没白相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