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水利电力报》说，第一件“不该发生的事情”，就是《古堡今昔》“不顾历次运动中魏荣章被整的事实而把(一九五七年至一九七三年)这十六年(西方电力设计院)的问题硬加在魏书记头上。”

    这里出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魏荣章真的在“历次政冶运动中”都挨过整吗？我们不知道，《中国水利电力报》说这话时根据是什么？

    假定魏荣章在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派运动中“被批斗”，一九五九年的反右倾运动中又“被波及”，那么一年多以后，魏荣章怎么会荣升为设计院的院长呢？一九六一年还没有对“被整”的人实行甄别。在那年头，能看中一个“老右”，提升为行政一把手吗？

    五十年代起同魏荣章共事的人，没有人记得他一九五七年“被批斗”过。倒是有不少人记得经他发起批斗过别人，还远远不止于批斗。   

    比反右还早两年，西北电力设计院还没从华东电力设计院分出来呢，魏荣章就开始整人了。

    在上海，一九五五年春季，学习反胡风“反革命集团”文件的时候，中专毕业的技术员陈祖澄无意中触怒了院领导干部魏荣章。陈祖澄对学习不大感兴趣，开会的时候拿起掸图纸的刷子刷了刷皮鞋，又翻看了杂志，叫魏荣章看见了。更不幸的是当魏荣章指责他的时候，他问了一句：“你这个同志是哪里来的？”魏荣章是个自尊心很强的人，“你连我都不认得？”这还了得！接着，便小会、大会连续开，一大串帽子飞来了：对抗反胡风斗争，对党不满，政治立场有严重问题一直发展到限制他人身自由：住处派人看管，上街派人随行。然后，就报送材料给上海市公安局黄浦分局，要求逮捕办法。只因公安分局认为不够定罪，陈祖澄才免于一难。关于整人，我们都很熟悉了。只因对政治运动不够积极或对领导人不够尊重而报请逮捕的情况，可以说实在罕见。

    然而魏荣章却开创了这个新局面。在他领导的单位里，随意将人送进公安局，将成为一个行之久远的传统，是一种十分有效的威慑力量。

    一九五七年反右期间，就是魏荣章“挨批斗”时期，一个人就曾被这种威胁吓得神经失常。当时西北电力设计院的团委书记袁坤，兼任反右办公室主任。有人在他办公桌一张名单上魏荣章的名字上划了一个红圈，半玩笑地说“这个人右倾”。此事被魏荣章查知，认定袁坤密谋要把他划为右派，雷霆大震，便向袁坤发动突然袭击，批斗不止。直吓得袁坤抱头痛哭，精神失常。

  此时魏荣章的职务不过是个副院长，怎能有决定一个院级干部政治上生死存亡的权力呢？那袁坤也不是小孩子了，怎么会被一个如《中国水利电力报》所说的，非“政治首脑”人物、只“管生产”的副院长吓成那个样子呢？原因就在于魏荣章的实权超出了他的职位。当时任党委书记的安荣卿，是位文化不高的工农干部，人也老实，设计院的大事多是魏荣章一人说了算。一九五六年他曾是设计院的党总支书记，一把手，这种地位和实权他一直保持了下来。这就难怪人们提到魏书记就谈虎色变了。

  秘书科长刘凤奎的遭遇，又是一个证明。

  这个故事，是袁坤事件的一个延续。袁坤失去信任后，副院长命令秘书科长，制订一个乘小车的制度，意思是什么级别以上的人才能乘院裹的小车。按照这个旨意，袁坤就不能乘车了。乘不乘车，是一种身份的标志。本来是可以用小车的，忽然不能用了，这对于袁坤的声誉和情绪，自然是一个打击。但是科长刘凤奎不理解领导意图，提出了一个意见：“袁坤虽然级别不同，可是职务到了，他还是院级干部呀。这样吧，你和书记用车的时候，他不用。你们不用的时候，再让他用，怎么样？ ”

  从此，刘凤奎又失去了魏副院长的信任。 有一天，魏荣章把刘凤奎找到办公室，谈他的工作调动问题 ，说：“想把你调到市检察院去工作，当检察长，怎么样？” 这是重用，是提升嘛，刘凤奎怎能不欣然从命呢？他高高兴兴去上任了。谁知到那里一看，正检察长、副检察长一概齐备， 分给他的工作是每天骑着自行车去调查案情。也好，刘凤奎心想，反正在军队里我就是搞侦察的，叫干就干吧！但是心里总有点不通：你魏荣章为什么要骗我呢？心情不好，就容易出事。一次骑车办案，不慎碰破了手，伤了神经，加以心情更加沮丧，精神就不大正常了。在医院住了很久，又返回到西北电力设计院。 不久，魏副院长又找刘凤奎了：“未央区缺一个副区长，想调你去，怎么样？”刘凤奎是个苦孩子出身，十三岁上就参加了八路军，是个实心眼，就又去赴任了。谁知到末央区一看，正副区长都齐全着呢。这才明白又上了一次当！在共产党和八 路军里，他还从未遇见过这种事，心里能不窝火？手病还未好 ，心病又加重了。正要再次住院，魏副院长的一道命令下来：下放农村劳动。 刘凤奎忍无可忍，就给魏荣章刷了一张大字报。这可就闯了大祸。魏副院长的龙威可是触犯得的？于是只“管生产”的魏副院长一声令下，刘凤奎便乖乖地带上手铐，押送新城区公安分局了。人进了牢房，设计院里才来凑刘凤奎的罪状。罪恶总共十条，主要一条是“恶毒攻击党的领导”魏荣章。在“半个调查组”和“一桩奇闻”一节里，《中国水利电力报》认为由调查对象魏荣章来宣读调查报告有理，因为“调查报告也应徵求被告一方的意见。不仅党内问题是如此处理，即使是对犯罪分子起诉前，也还是徵求他对起诉书的意见。这个道理是一般公民都知道的。”然而魏荣章这位公民却从来不讲这个“道理”。岂仅是“徵求”“对起诉书的意见”呢，起诉书借以成立的“罪行”，也还要在拘留或逮捕以后才去炮制。

  关于魏荣章五十年代“不是‘政治首脑’”时期的政绩，我们还远远没有讲完。为了证明他对于专政手段的偏爱，只需再举一个事例。一九五八年，医师王继昌在医务室做试验时，容器爆炸，就作为“反革命破坏”逮捕了，后来公安局认为试验爆炸是常事，构不成犯罪，六个月后释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