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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本来要写的一篇报告文学，自然也便“人工流产”。
有趣的是；1987年秋季，当王斐同志以“十三大”代表的身份光荣步入人民大会堂时，王福绵也恢复了自由。
王福绵的“自由”是有条件的。据黑龙江省传来的可靠消息，省精神病管治医院虽然邀请本省精神病学两位权威和全院医师对王福绵进行了会诊，确认他不是偏执狂，因而有责任能力，却并未恢复1985年伊春市中级法院对他的判决．但出院之前，王福绵的父亲必须具保，儿子由他监护，不得上访告状，不得杀人放火，不得与“狐朋狗友”来往，不得对人诉说过去抓错了。否则，隨时可以重新关入精神病院。
既然抓也抓得对，判也没判错，精神病也没正式推翻(现在放也放得对)，王福绵自然也不会得到什么经济补偿。他有几千元债务在身，买不起一辆自行车，因而必须每天背着残疾女儿从家里走到学校，再从学校走回家里。1984年3月以来，他在伊春市就被派定充任为“反面教员”，但已有四年多时间人们未能亲睹他的真实面目。现在，伊春人可以见到这个活生生的“反面教员”在街头自由地“巡回展览”了；他形容憔悴，头上冒着虚汗，身穿一件破旧大衣，步履艰难地走在伊春街上，现身说法地告诫众人：这就是逞强不屈、上访告状的好下场!
但人们也会想起一些别的什么东西。二十年前，他们也见到王福绵走在这条街上，那是他被军管下的造反派押着游街示众的时候。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他光头赤足跋涉在冰天雪地之中，竟毫无畏色。
他在“文革”中最早被打倒，受害最深。“文革”开始后，他坚决反对打倒刘少奇、邓小平、林业部部长罗玉川以及伊春特委书记曲常川。为此，他被明令全国通缉，先后四次被捕，多次受刑，被判处二十年徒刑(后改为“戴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交群众监督”“文革”结束后，王福绵一度被安置到伊春市“清查”办公室。他主张认真追查“三种人”和有严重打砸抢罪行者，由于建议不能被采纳，他自动退出“清查”工作以示抗议。但他并没停止斗争，继续调查，向市委提出建议和揭发党政领导机构中有严重问题，应予追查的人，并张贴当时尚属合法的大小字报。市委组织部管干部的副部长，就是由于王福绵当众揭发后被调离工作的。
此外，“文革”中造反并有打砸抢等严重问题的不少人都已转千和升任要职，而王福绵等“文革”中长期遭受迫害者的“以工代干”或多年代课教师的转正问题，却始终得不到解决，他们要求市委进一步落实政策。为此，市委书记．副书记和组织部长也曾约王福绵及“文革”中一起受害的张道荣、王福仁、梁玉明等人到市委谈话，征询他们的要求。还曾委托王福绵了解这些人的能力和愿望给市委“荐贤”，以便做适当安排(这些事后来却变成了王福绵阴谋成立“第二市委”的罪状)。1984年初，伊春市委领导曾企图通过两位老干部向王福绵传话，“只要不到北京揭发伊春市的问题，可以给王福绵一个科长当，让张道荣当厂长。”然而事隔一年，1985年3月15日，王福绵在北京上访中被伊春市派人逮捕的前一天，即3月14日，伊春全市突然层层传达市委关于王福绵问题的决定，罪名是王福绵一伙“政治集团”(后称“帮派小集团”)反对市委，阴谋成立“第二市委”，．是“新的三种人”，必须惩办。随后，许多单位中与王福绵有过联系或仅有一面之识的数十人，都作为王福绵“集团”的成员，被勒令“反省”，停止工作，隔离或半隔离审查。
这一幕幕怪诞的故事，在伊春市区八十万人民的心目中留下了深深的印迹。伊春市“文革”明间两派组织并未发生武斗，却有六百多人非正常死亡，三千七百余人伤残，然而十年来在当地并未查出一个属于“三种人”者，没有查出一个凶手或严重打砸抢分子。活生生的现实给伊春市八十万人民留下了一个个涂抹不掉的大问号：为什么“文革”中为保护老干部而身陷囹圄、“文革”结束后又勇于揭发坏人的人却成了“三种人”?为什么被错判为“偏执狂”的人，
如今仍然没有完全自由?
王福绵不告状已经四年半了。他将默默地目睹他曾极力企图干预的生活，如何按其固有逻辑发展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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