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伊春车站欢迎我们的，是市委宣传部副部长。他把我们一行人安排到市委招待所二楼住下。副部长每日三餐陪同，有说有笑。市委书记来到招待所和我们长谈。我们委托市委代约的人，大部也都来谈了话。看来似乎一切都很正常。

    然而长期过问王福绵政策落实问题的市委副书记曹福田同志却不能和我们见面，他因病住院了。巧得很，也是长期和王福绵等人打交道、后来又直接领导王福绵专案组以及负责通缉、逮捕、法办、精神病鉴定等问题的市委组织部长赵显荣，也同时生了病，住了院，不能面谈。

    为王福绵案，市委先后给省委打过多次报告．这些文件总应该给我们看看吧?不行。拿不出什么理由，但是不给看。区法院有关王福绵的案卷也一概封存。这既是省里的指示，也是市委在记者到来前举行的紧急会议决定的既定方针．

    那次会议整整开了五天。先在“小招”，即我们此时居住的市委招待所开，后又移到物资局招待所继续开。我们来到后，市委竟没有一个人出来介绍案情。这就很不正常了。因为从伊春市市委1983年成立王福绵专案组算起，大批人马内查外调，四十几人因与王福绵有牵连而被“反省”，三名“同案犯”先是追捕归案，二人判刑，后又改为三人劳教。对一个曾经如此惊师动众的大案，如今为何对上级党报专访记者亦三缄其口?

    气氛很不对劲。很多人曾长时期盼着北京来人，现在来了人，他们又不敢来找了。找上门的人也有，但总好象有个第三者在场，说起话来吞吞吐吐。

    一位当地作家来找我谈他的一篇作品。我随便问起他家住哪里，顺手写在一个录音带纸盒上。又问起他办公室的电话，也记上去了。这一来，谈话就疙疙瘩瘩很不顺畅了。他的一双眼睛专盯着那个纸盒。“刘老师，还是把那个电话号涂掉吧。”我涂掉了．他仍然盯着那个盒子。“把那几个字也涂掉吧。”我又涂掉了，其实只有三个字，是一个区的名称，居民不下数万人。为何竟“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对王福绵案情有所了解并有些同情的一位法院的干部，在我的客厅沙发上坐了下来。我斟上一杯茶，递过一支烟。他闷闷不语，大口喝茶，大口吸烟。我等着他开口，自然着急，但见他那痛苦的样子，也不忍逼他。就这样，他接连吸了三支烟，喝了五杯茶，竟一句话也没说，走了。

    与我们同行的那位女诗人的朋友来找她，被招待所服务台前的一个什么人拦住了，说：“楼上的记者们说过，不见来客。”有人向我们透露：招待所楼下门前经常有两个人专门监督来找我们的人。晚餐桌上，我们说起此事，市委的副部长赶忙否认：绝无监视和阻拦的事!论据之一是：“这两天31个人来找你们，不都见着了吗!”

    31个?我们都未计算过。数字如此毫不含糊。可见不仅一一记录在案，而且早有通报在心了。

    副部长“智者千虑”，未料刚好露了马脚。

    不过，尽管如此，每天仍然有不少人来和我们谈话。晚间，我和国胜则常常出去夜访那些只有夭黑之后才敢和我们会面的人。很像当年在日本占领区和国民党统治区做地下工作时的样子。

    本来我们是应该有机会采访王福绵一案的“同案犯”的。梁玉明、王福仁和张道荣在王福绵被捕后也纷纷落网。伊春市中级法院对梁玉明和王福仁已分别判刑，但省高法认为证据不足，推翻了原判决。这就该释放了吧?放是放了，但后来又觉不妥，于是又抓起来了。这回是“劳动教养”，把张道荣也送进去了。三个人还被分别送到三个不同的劳教所。和王福绵被送往精神病院未曾通知家属一样，这三位的家属也长时间不知丈夫去向。执法者当然知道，此属严重违法行为。

    尽管障碍重重，三名记者和五位志愿协助者在哈尔滨、北安、伊春市区及下属几个林区的广泛调查仍然达到了目的。查明王福绵一案前前后后的真相，证实了王福绵所揭发的问题基本属实，但还远远未穷尽伊春地区的严重问题．每一个参加调查的人都大大开阔了眼界。    ．

    《人民日报》记者向省委书记孙维本详细介绍了王福绵案真相和伊春市前市委书记王斐等人的种种恶行所造成的严重后果。继之，又以书面形式向中共中央做了报告，建议派出更有权威的调查组去伊春进行调查。

    三名记者准备在《人民日报》发出三篇报道。但11月15刚刚刚发出第一篇，立即遭到黑龙江省纪委指控为“严重失实”，而省纪委书记王斐便是这篇报道批评的对象。后两篇文章便发不出去了。

    不久，发生一月风波，本文作者的记者生涯再度中断。同时，所有我们原计划中的这一类报道已不合时宜，于是王福绵一案便沉入海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