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7日，《人民日报》记者三人一一我，曾祥平和刘国胜，抵达哈尔滨市，开始对王福绵一案的调查。

    我们向省委常务书记说明来意。三年前我离开这里时，该同志还是佳木斯市的市委书记，我们合作得还算好。他严守惯例：笑容可掬，表示欢迎。我们第一个需要，当然是看王福绵的法院档案。还要见一见王福绵本人。也须清省高法的人介绍一下处理此案的经过。他含笑回答：可以办到，可以办到!

    两天过去了，没有动静。后来有人传来答话，现在有了新的规定，只有上级法院、人大常委和上级党委才能查看司法档案。我向他们指出．《人民日报》就是黑龙江省委的上级党委的机关报，而我们是奉命而来进行与本报责任有关的调查，并非一般的记者采访。而王案已因他是精神病人，无责任能力而撤销，况且此案本来就无国家机密可言，为什么不可以查阅档案呢?对方答曰：容再研究研究。

    至于说和王福绵见面，那是没有问题的，不过现在不知他住在哪家精神病院，还要查问一番----我忍不住笑了：这分明是托辞。这是一个重要的犯人，还要查吗?我们都已经知道了，他就住在几十里外的哈尔滨郊区，黑龙江省公安厅的精神病管制医院里!对方置此不论。却说：和高法的人见面，自然没有问题，不过那几个经管此案的人现在都下乡了，须等一等。

    如此这般，等因奉此。一一我明白了：显然，他们需要准备。设计对策尚在酝酿，严密部署有待进行。

    有人向我透露：哈尔滨和北京之间正长途电话不停，这边请示，那边吩咐。已经有两位前任省委书记迁升到首都任职了。

    八天以后，“下乡”的高法人员终于来了．且一下就来了三位．一位是专门作记录的。谈话中间我特别留意了一下文书，怪了，他竟把记录的重点放在我所提的问题上!

    我们向报社打了电话，请人去最高法院了解，此种案件的司法档案究竟必经何种手续方可查阅。查询的结果是：只要省委同意便可。

    一天晚上，那位常务书记在电话中仍托辞什么必须请示中央方能看卷，我发火了：“问题根本不在这里。你们无非是怕。显然，我们之间对王福绵一案的看法上是有分歧的。如果你们是正确的，那么让我们了解真情不正好可以消除分歧吗?王案并不涉及任何党和国家机密，你们心里若是没有鬼，为什么不敢给我们看卷?!”对方却并不激动，仍然是曼声细语地说：并不是不给看，只是有个手续问题。

    9月21日，即我们到达哈尔滨的13天之后，我们终于被允许去看王福绵。

    我们走进王福绵所在的病房时，病人们刚刚用过午餐，全体起立迎接我们。奇怪，我怎么辨认不出哪一个是王福绵呢?只见人群中有一个人只是向我怪模怪样地笑着，象个顽皮的孩子．仔细一看，原来他就是王福绵。他胖了，而且听说我来，他特地把络腮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难怪我认不出来了。

    我们三个人和王福绵谈了将近两个小时，全部录音。他头脑冷静，思路清晰，用词准确。补充了一些材料，特别是关于精神病鉴定的过程。

    我忆起他在北京时就对我说过，“文革”期间他只要一被捕，便利用一切机会锻炼身体。这一次依然如此，所以健康状况强多了。

    所有给他看过病的大夫和专门管这个病房的护士，都觉察不出王福绵的精神有任何异常的迹象。

    我们参观了这家医院。应该承认，这家医院管理得很好。我甚至想写一篇报道赞扬它。毕竟中国还是有很多很多好人啊，他们忠于职守，又不乏人道主义精神．因而即使在一些阴毒险恶专横者魔掌遮天的某些地方，也仍然有光明．有希望在。

    但，整整半个月，黑龙江省委依然不敢给我们看王福绵的案卷。这是表明他们强大的征象吗?当然不是。这种作法也并未剥夺掉我的时伺：我访问了所有了解伊春情况的人．更重要的是：两位主动前来的同志向我披露了不少那些人的内幕情况，使我眼界大开：哦，原来如此!

    最后几天，又发生了几起十分有趣的事情。

    刚到哈尔滨不久，便和《黑龙江日报》一位副总编，也是老朋友见了面。他主动提出可以出人帮助我们。正好一位在伊春作过记者、又和我相识的年轻同志很愿陪同协助，这就谈妥了。

    事又蹊跷：待到我们要走时，此事告吹。《黑龙江日报》并没有人通知我们，但我们得知那年轻同志已被告知不准去伊春了。

    省报文艺版一位老编辑，是我1979年结识的朋友，曾因写过文章为我在“《人妖之间》事件”上受到的不公正对待鸣过不平而遭到不少委屈。他对伊春的情况比较熟悉，愿动用自己的假期去帮我们实地调查。待到他去向文艺版主任打招呼时，那人说，“你要是两天前来，我一定同意。现在不行了。”然后笑眯眯地说：“你也不必问我为什么，你能猜得出来。”

    黑龙江省电视台一位年轻记者，是我1983年采写《关东奇人传》时结交的青年朋友。他也自告奋勇要同去伊春。他于9月23日傍晚来到哈尔滨站，突然又被人截住，生拉硬拽地把他弄走了．这事就发生在我们一行人眼皮底下．

    一切都如此匪夷所思!

    是谁在幕后指挥的呢?省委的书记、副书记都已换了新人。王斐已调离组织部去当省委书记了。部长级干部中老人儿已屈指可数。肯于出头做这些动作的人，不算已经下台却仍有影响的人士，实已寥寥可数。只要我肯拿出一点时间，就一定能查明是哪一个，即使我不去当面质问，也总有一天会披露出来。他居然不怕承担这个风险!

    去伊春的列车开动了。得道多助：与我们同行的志愿协助人士反而更多了。三家不同报纸和杂志的编辑、记者，一位诗人，一名业余律师，他们无不了解省委的态度，却毅然决定同行。中国毕竟变了。

    在伊春等着我们的，是另外几场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