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个很奇妙的东西。杨政委在大会上说“王守信全家红”是表扬，同一词，“全家红”，在老百姓口里则是咒骂。他们把王守信一家人的入党和升官，一个个加以审查，又一个一个都给否定了。 

大儿子刘志民是个一见女人就迈不开步的浪荡子，脸上总带着三分酒意，他凭什么成了中国共产党党员？凭什么当上新立公社副主任？强奸女青年未遂，凭什么受到宽大处理，还安排到县委里“研究政策”？二儿子在干校入的党，可那里只有一个临时支部，并无发展党员的权利呀。一个啥也不是的小少爷，凭什么一下子就提升为照相馆的副经理？王守信的妹子就更奇怪了，刚刚开除团籍不久却入了党！…… 

人民是爱党的呀，眼看着不三不四的人钻进共产党，能不着急吗！打从一九七二年起，只要一有运动，就不断有人到县委贴大宇报，提出王守信的问题，包括她的“全家红”的问题。 

但是，要改变宾县党组织的状况，首先得改变党的领导的状况。一九七O年出现过一次机会。那年年初，杨政委因‘支左”有功，调黑龙江省省委任审查省委书记的专案组组长。继任的是一位老干部张向凌。这个身材茁壮的中年人，生着一双又大又厚的脚板，一九四五年从延安徒步走到黑龙江省拜泉县。现在，他又甩开大脚板，丈量起宾县土地了。他强忍着胃部剧痛，有时竟一天连续步行一百华里。 

但是他很快就发现，在县委大院的平地上，他却寸步难行。杨政委在调令下达之后还赖在宾县几个月不走，对宾县的权力分配又作了进一步部署，科以上的重要岗位，都安置了“造反派’。宾县原先的干部，则绝大部分尚未解放，都在农村插队，或蹲在黑屋子里。 

张向凌要解放哪个干部，“文革组”就来通知他，明天开这个干部的批斗大会，请他出席。“文革组”的权力相当于北京那个同名的小组，副组长也是个女的──王守信的大儿媳。 

这是一个二十几岁的女人，身材不高，瘦俏清秀，一笑还露出一对虎牙，挺招人喜欢。本来是县人委的一个打字员，表现还不错。但是自从来了杨政委，这个文化不高、水平很低的女人突然被任命为县革委的文革组副组长，她就变成另一个人了。 

没有什么东西比权力更易使人产生对自己的幻觉了。这个女人一旦有了这么大权，她便误以为自己有了这个权力所要求的那个水平，道德上、能力上都可以当之无愧了。当她还是一个打字员时，沉睡在她心底的虚荣心、偏狭和嫉妒，忽然间全都觉醒起来。她那双相当惹人喜欢的眼睛，现在，射出来的是猜疑和嫉恨之火，随时追索潜在的敌人。同扬政委告别时她流了多少眼泪，现在就对张向凌有多少敌意。她每去哈尔滨开会，必定要去会晤杨政委，一条遥控宾县的线路就这样搭设起来了。 

张向凌一度只剩下一个权力．你开批斗会，我不出席。简直有点象伪满时期的汉人县长，实权全在日本人手里。不同的是那时只有一个日本副县长，现在则处处都有“日本人。”县里各科担任副职的“造反派”，权力比正科长大。 

为了不使读者发生误解，对於宾县的“造反派”需要作一点说明。宾县学生中的“红卫兵”早被“捍联总”一派给压下去了，罪名是“反军”。掌权的这一派，原先也自称“红卫兵”，也带红袖章，但都是胡子拉茬的干部，好些人已经四十好几岁，是抱孙子的年纪了，本应属於红卫兵爹娘那一代。重要的差别当然不在於年龄。首先一个，他们都拉家带口，经济兴趣比年轻人强烈许多倍。其次，都已混迹官场多年，其中相当多人是由於在入党、升级上长年不得志，才“造反”的。强烈的物质贪欲和权势欲搅和到一起，便不顾一切了。

使张向凌深深忧虑的，是不仅领导机构、而且整个党的组织状况也日益不纯。一对在一九六九年和王守信脚前脚后入党的夫妇，吵架时就这样对骂： 

“你神气什么?不就是靠几瓶大曲弄来的党票吗！” 

“你他妈还不如我，要不仗着你脸子漂亮，你能入党？”

张向凌冒着一度几乎被赶走的危险，作出最大的努力，  终於把几个为首的、民愤最大的“造反派”拉下马来。一九七O年还作出一个决议：重新审查六九年混入党内的一批坏人。但是，当一九七二年他离开宾县时，不能不承认，他终於无力改变宾县政治力量的对比。不久以后，那几个下马的又重新上去了，清理党内坏人的决议则至今还未实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