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守信作为煤建公司(后改称燃料公司)经理兼党支部书记上任的头一天，工人们正在挖坑，下油管子。县里派来的工作队队员，在屋里下棋。王守信一看就火儿了，高声大骂：“他妈的，别人干活儿，你们下棋，是什么工作队！”

周禄(现在是副经理了)暗暗吃惊：她过去没这么骂过人哪。他没理会，旁边也有人观察着他，也在为他的变化吃惊呢。煤建公司的老支书白坤在一边纳闷，周禄这小子过去业务上不咋的──开汽车把车轱辘掉了还不知道，这我了解，可是当时觉着他品质还不错呀，我还培养他当接班人嘛。这才几天，怎么说变就变了呢？对王守信又溜又拍，那娘们儿讲话，他在一边溜缝儿。莫非说他早先也溜我拍我，只因为觉着舒服，就当成优点啦？一年两年看不透，这么多年咋都没看透呢？ 

看不透的事情多着呢。瞧瞧王守信，不是换了一个人吗：从前那个王守信，哪天不是懒洋洋的？如今呢，她上班来的最早，下班走的最晚。连穿着打扮都变了──一身布褂子，一双胶皮鞋，成天价屋里屋外张张罗罗，忙忙喝喝，还跟工人一块儿泼泼辣辣地卸煤．清扫…… 

这个小小燃料公司，多少年来她是熟悉透了也厌恶透了。可是自从她当了一把手，这里的一切都变了，处处好像都现出了奇异的光彩。乌黑的煤堆，闪光的煤块，多么诱人！忙碌着卸煤，过秤，收款的人，也不再同她漠不相关了。这一切都是属於她的，都要听凭她王守信调遣。 

王守信当然也认为她是为人民服务的。可人民是不一样的呀──成色不同，高低不等。她实行的头一条改革，就是看人售煤。把上等煤的煤块挑出来，装进防汛用的草包，用汽车拉着，挨门挨户地给县委书记和常委们送上门。这种煤见火就着，火力还冲，正好过年煮饺子用啊……钱？那忙什么！以后再说…… 

至於人民武装部，那还用说？在王守信心里那杆秤上，黄棉袄是最沉的，军人在阶梯的最上一层，其次是组织部。这些人，煤是上等，专车送上，还管饭吃呢。再下边，就是管人事、财政、劳动的人了。 

王守信是个感情丰富，爱憎鲜明的女人。她手里这几万吨煤和九辆汽车，就是她的笔和墨，每天书写着她的抒情诗篇。 

酒厂，食品厂放散着大曲酒，点心和糖的诱人香味，这并不是王守信贪吃，而是她在这阵阵香味中看到了省、地、县各级“关系”的笑脸。於是这类工厂便得到源源不断的好煤供应，收费也不高。轴承厂，陶瓷广有什么意思？都是冷冰冰、硬梆梆的玩意儿，有谁要这种礼物？於是就只给劣等煤，还要按小窑煤加价销售。工厂亏损？要倒闭？沙河煤烧不出大缸来？那和我王守信有什么相干！ 

那年一月，县卫生院没有煤烧了，派人来找王经理。王守信看完介绍信，把眉毛一扬，问来人说。 

“你们领导咋没来呢？” 

“忙点，没抽出功夫……” 

“你们卫生院的高殿有把我儿子告了。没有你们的煤！” 

那人再三恳求，王守信无动于中。她继续着她的思路： 

“你们的高殿有告我儿子搞女人，县委这不是都调查两个月了，可我儿子不还是当着新立公社的副主任吗？……当我老王太太不知道。揭发我儿子那材料，是新立公社方永久的语言，公社卫生部荣主任装的药，高殿有的枪打出去的！”

话传到高殿有那儿，他立即给县委领导写信：“……显然，这里有鬼。不然，我写给县委揭发刘志民的材料，王守信怎么那么清楚呢？……请县委严肃处理，并请保证检举人的安全。” 

检举王守信的信落到王守信手里，这不是头一回了，也不是最后一回。王守信用她手中的煤作为复仇的武器并且毫不隐讳，也不是第一回或最后一回了。 

汽车也是“王守信恩仇记”里的重要武器。宾县人年年都得上山里拉木柴，下农村拉秋菜。三万多人口一个县城，汽车可很有限。这是家家每年必过的一道关。

县纪委的纪检员杨清，那年请一位汽车司机进山拉柴。家里备好了一桌酒莱──四十几元的工资，不容易啊。天快黑了，听到汽车的声音，全家人跑出来一看：空车回来了。汽车司机满脸不高兴，说是“路没法儿走”，就把车开回去了。一冬可怎么过？夫妻俩直楞楞地望着一桌凉下去的饭菜，难过得几乎哭出来。 

在这绝望的时刻，是谁伸出了援助之手？老王太太。一家人能不感恩吗？ 

王守信对於宾县人的困难，经常放在心里。县干部工资不变，十几年哪家负担不加重了？很多人欠下几百上千元的公款。一九七五年，县委按上级指示，要求限期偿还公款。王守信是个财神爷。她身上经常揣着一个不记名的存折，办公桌抽屉里随时都可以拿出现款。凡是用得着的人，往往不等对方开口，玉守信就主动问了：有困难吗？缺钱用不？“造反派’大头头闻峰等哥儿们，有实权的科级干部，都“借”了王守信占为已有的公款，去还清过去欠下的公款。同是属於无产阶级国家的人民币，经过这么一番转移，就创造出一种新的关系来：第一，债权人从国家变成了王守信；第二，王守信的钱，是可还可不还的，她盼望着你不还，那时欠下的就是人情加债务；还了，也还欠着人情。偿还这种债务的最好方式，是债务人利用他手中的权力给王守信以方便。这于债务人本人，物质上毫无损失，对於王守信呢，又千金难买。两全其美，何乐而不为呢！ 

这实际上是通过权力功能的交换而实现的物的交换。一种情况是直接表现为提供物资。王守信养了那么多猪(这是为了另一轮交换──以猪肉偿付对方支出的权力功能)，哪来的饲料昵？找粮食局副局长！一万多斤玉米、麸子、大豆和谷糠攫过来了。王守信请客、送礼，搞以物易物，需要细粮和豆油。还是找副局长！於是，短短一年多时间里，又有一万多斤大米、面粉和豆油到手了，反过来，副局长可以向王守信“借”钱，“借”砖和以赊欠方式“买”成卡车的煤。这都无须偿还，事实上也真就没有偿还。 

这个县的‘无产阶级专政”机关为王守信的“社会主义”企业服务，是相当周到的。王守信要把成卡车的肉、鱼、粮，油、菜运往哈尔滨，但法令规定不准出境。这时便有工商科科长、“造反派”二号头头亲自签字批准，一九七三年以来通行无阻。而此人则得到六百元“借款”和各种馈赠。王守信需要把本应上缴国库的现金截留下来，供各种私购滥建之需，又不能存入银行，便有财政科副科长，也是“造反派”战友给她提供83001户头，於是十几万元现款就逃避了上缴，永不冻结，又保住了合法地位。作为补偿，王守信可以把那人的女婿从临时工转为正式工，把他的儿子接纳到她办的“知识青年点”，然后又涂改鉴定，送入大学。

这种权力交换，多年来不断发生在王守信和县委、县革委以及地区和省级的几十、上百名干部之间。甚至某些人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成为交换的资本。王守信为了搞“副食基地’，要占用鸟河公社松江大队良田二百多亩，惹起社员和基层干部不满。县“农业办”主任本无批准之权，但他陪着王守信跟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见见面，吃吃饭，就可以表示县革委支持谈判，默许了这笔非法交易，大片耕地就这样易手了。 

这种“社会主义”交换，比起资本主义交换确实有相当大的“优越性”。交换双方个人不须拥有资本，不须支出任何私有财物，不冒任何亏损或破产的危险，又各有所得。

 事情非常明显，每一次这种交换，都不能不突破政策界限，都不能不或者直接给社会主义公有财产造成损害，或者使党纪国法失灵，往往又是二者兼而有之，而这最终就必定要伤害社会主义制度，使党的领导徒具虚名，而在这种反复不已的交换中，党政干部本身也就逐渐蜕化为吞噬人民脂膏和蚕食社会主义制度的蛀虫，党和群众的关系也随着恶化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