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文元是一个小职员的儿子。他从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全部财产，就是一个知识分子书生气的正直。他参加革命不算太早。他走的是一条笔直的路。一九四九年欢庆全国解放的时候，他觉得自己跟九年前入党宣誓那天一样年轻。
　　解放给马文元带来的变化之一，就是他脱离了具体的地下工作，在党市委宣传部作了几年科长。起初，他在办公室里坐不下去，下了班却又不想放下工作——他不习惯于按时上下班地办公。可是，毕竟再也没有敌人的威胁迫害了，再也不必为吃穿奔忙了。
　　在党委机关工作，对于别的人是一个最好的锻炼的机会，可是对于马文元却是另外一种情况。科里的五名科员不能闲着，要他去使用。层层汇报要他去听。部长要求他的是报告，下面要求他的是指示。完成这种任务的办法本是各种各样的。
　　要达到完美的境地是够一个人用毕生的精力从事的。而马文元，由于过去一直作白区地下党的工作，跟上级从来只是发生单线的关系，没有过过严格的集体的组织生活，对党的各种政策学习得也很不够，也没有作过多少领导工作；当然，以马文元的文化程度，如果他从现在起好好地去学习，去多接触一些群众斗争，他还是会很快地赶上去的。但是，他却不知不觉地选择了最简单的一种工作办法：承上启下，把部长的指示变成自己的指示，又把科员的报告变成自己的报告。
　　本来，这种工作岗位，要求他经常保持紧张的战斗的姿态，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强烈的生活兴趣。马文元呢，却慢慢失去了这些东西。他学会了使用自己手下的五名科员，在办公室里越坐越稳了。他也常常因此受到来自上面和下面的批评。这些批评对于别的人是一种鞭策，是一种最具体的帮助。
　　马文元也对自己的这些缺点感到惭愧，但又总是找一些客观原因来原谅自己，例如工作忙呀，任务重呀，甚至还因为自己作了不少工作而觉得别人不体谅自己，因此有些委屈情绪。
　　对于一个共产党员最可怕的情况之一，我们通常名之为“疲塌”的东西，在马文元的生活里开始了。
　　不是没有扭转这种状况的机会。伟大的抗美援朝斗争，大张旗鼓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和继之而来的轰轰烈烈的“三反”、“五反”运动……一个政治工作者可以从广大群众的慷慨激昂的革命激情和翻天覆地的斗争里，汲取多少生动的思想与力量啊！有多少人在这些运动里突飞猛进啊！但马文元在这里又选择了一条最轻便的道路。在尖锐复杂、变幻多端的斗争里，他所得到的是最一般、最抽象的东西。他已经掌握了他自己称之为“规律”的一些概念和公式，把任何复杂的现象归纳到这里面，或者把它们套在任何事件上，自以为都能应付自如。这种作法不是那么容易识破的，因为每个条文下面都有几个具体例子，肯思想的上级会亲自去分析与玩味这些事实，帮助他进行修改，而遇着另一种上级，看见条文也就满足了。
　　于是，生活里五光十色的事件，不过是马文元自以为早已洞悉的生活规律的插图，人们的喜怒哀乐都离不开“阶级立场”、“人生观”与“思想作风”这三条法则。假如前两年，马文元还要从“情况”里寻找或猜测一些什么，现在，只要他看上一眼，生动的图景上就立即出现了字幕。马文元能够这样处理的东西越多，也就对更广阔的生活领域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时候，马文元从党委机关跨进了报社的大门。说实在话，他自己确实曾经希望趁着这次工作的变换，来变换一下自己的老一套作风。他也并不是完全满意自己那老一套的呀！一九五三年的夏天，他负起报社工业组组长的责任。上班的第一天早晨，一位女编辑就送来一抱来稿，说三个小时以内就要决定发什么，不发什么。从此就天天如此。
　　七月里可以说“业务不熟”，把事情轻轻地推给编辑；十二月，这话就不好出口了。事情都那么具体，那么多又要求那么快！
　　从此，马文元就开始对自己的能力缺乏信心。这本可以是他的生活的一个转机：想一想罢，同志，想想问题在哪里，赶紧努力吧，赶上时代的脚步吧！按你各方面的条件说，你是可以赶上去的。
　　但这时总编辑陈立栋出来替他作了另外的安排。因为在他看来，马文元文字能力强，作事细心，作风老实，经他提议，把马文元调到了总编室当了主任，在总编辑直接领导下工作。
　　陈立栋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马文元到总编室的第一个星期就体会到了这一点。
　　总编辑叫他写三篇社论，口授了社论的中心内容。马文元写了，但是三篇社论都没有见报。星期六，在全体编辑人员大会上回顾这一周报纸的时候，总编辑在表示了一些不满以后说：“报纸的质量大大降低了，接连三天没有社论！”说着时，他的胖脸每块肉都颤动起来，而且颜色比平时更红了。
　　“要不是不负责任，就是我们无能。报纸工作，这样干是不行的……”
　　两天以后，整个编辑部都知道了谁是这三篇失败的社论的作者，他们各人有各人的看法，很多人都感到奇怪：为什么马文元不和总编辑争论，不提出自己的意见来？
　　第二个星期，马文元开始编报了。又接连三次，总编辑推翻了他编的四个版里的两个。报纸出版时间因而拖迟了，责任又在马文元身上……
　　陈立栋这人的特点就是，他促使人怀疑的不是自己的缺点，而是自己这个人本身存在的价值的大小。要摧毁一个人对自己的信心是不难的。从此马文元变得更沉默了。
　　不久以后，马文元就感觉到了，凡事多请示总编辑，就顺利得多。而总编辑也确实有办法，从报道内容到文章标题，都有他的思想，都有他的见解。
　　马文元就不知不觉地服从了这样的情况，不知不觉地暗中松了一口气：这是一条路啊！
　　又开始了风平浪静的日子。没有什么争论，没有什么吵闹，没有什么大事要马文元决定。他又学会了一些“规律”，还学会了按总编辑陈立栋的思想来思考。
　　三十三岁那年，马文元想起他需要结婚。爱人不是他十分喜欢的，可是第二年他就把保留下来的全部感情转移到孩子身上了。每天上午上班以前，他差不多都是抱着孩子晒太阳度过的。每个人都可以在一个角落里找到自己的幸福啊！
　　有的幸福使人年轻，有的幸福却使人衰老。
　　两年里，七百多张报纸上没有他写的一个字。不是怕什么，不是任何别的原因，只是由于没有这种强烈的欲望。不抽烟，不喝酒，不跳舞也不看戏，到最近，连打扑克也失去了兴趣。他望着镜子里自己那副黄黄的，总像是没有洗过的脸，用手摸摸一天比一天松弛的肌肉，轻轻地说了声：老了。
　　看来，马文元的后半生就要这样过去了。这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九五四年秋天，马文元又升了一级，是十三级的干部了。就算两年一级，过上十年不就是第八级了么？
　　马文元并不是不满意也不是完全满意这种生活。他的妻子不明白，为什么丈夫时常无缘无故地叹气——几分钟以前他还在教孩子翻觔斗，给孩子作怪脸呢。编辑部的同志们也奇怪，这个一向在会议上不表示意见的人，为什么有时候又那么激动地冒出几句还有点分量的话来。是啊，这就是马文元。他并不认为总编辑陈立栋万事都正确，可是每逢应该怀疑别人的时候，他却往往先怀疑起自己来：也许这个感觉不正确罢？是不是把别人看得太坏了呢？……遇到个什么运动，别人揭发出一些东西，马文元就暗自懊悔：我早就想过，怎么就没说呢！可是运动一过去，他的生活就又恢复了平常的脉搏。……在报纸工作里，一个人要安宁是不容易的。一条短短的电讯稿，有时也在马文元心的深处激起一点波澜；看见新生活奔腾叫啸着从窗外流过时，他有时也产生一股要纵身投入生活洪流中去的欲望。可是这力量还不足以使他走上另一条生活道路……
　　从一九五五年秋天开始，时代又掀起了更大的波浪，生活又来向马文元招手了。
　　生活的速度加快了，旧的因袭与迷信筑成的一道道堤防在更大的程度上被突破了。许许多多进步很慢的人开始从僵化了的思想中解放出来了。
　　新的形势终于振动了马文元的心，解放六年来，他第一次要求下去、到群众中间去，到生活的深处去。陈立栋感到出奇，仔细瞅了他两眼，还是答应了。黄佳英陪他一起出发了。
　　现在，生活不是窗子外面无色无声的电影画面了，而是以它的全部色彩、速度与广阔的画面在马文元面前展开了。
　　他跟着黄佳英跑了一个隧道工程、一个钻探队和一个机械制造厂。回来的路上，他们还顺便了解了一个国营商店和一个手工业合作社的情况。这两个月里，他尽力不使自己止于是一个旁观者。他和黄佳英一起写了三篇反映群众劳动英雄气概的稿子，组织了两封读者来信，还进行了几次座谈，了解了群众对报纸的意见和对工作、生活的要求。
　　现在回想起来，他是多么感激这个好姑娘黄佳英！一路上，她起的作用绝不只是个优秀的说明员和秘书。那个秋雨绵绵的晚上，因为害怕泥泞和一天工作的劳累，马文元一点也不想再走路了。可是黄佳英说服了他。十七里泥路怎么走下来的？黄佳英披着一件沉重的黄色橡皮雨衣走在前面，雨衣太长，衣角时常绊她的脚，可她走惯了路的那双细细的腿仍然那么灵巧，一会儿跳过一个泥坑，一会儿又爬上一个滑溜溜的高坡。她本可以走得更快，可是她一分钟也不忘记拖在后面的马文元。在淅淅沥沥的雨声里，黄佳英的声音一路不断地响在马文元的前面。那话声使马文元在三四个小时里忘记了疲劳。这天夜里，要不是她，马文元怎么能结识那群平均年龄二十一岁的出色的青年突击队员们呢！
　　是的，报社里像黄佳英这样的一些同志，他们无时不在急于向前，渴望早一些更快地走到生活的最前面去。是的，他们也许还幼稚，有时过于偏激，有时也许还不能从观察到的印象里提炼出成熟的思想。但是使马文元惊异的是他们那种不停地寻求与探索的欲望。这不正是马文元所缺少的东西吗？
　　……晒得黑黑的马文元回到编辑部的时候，没有一个人不用惊异的眼光看他。他说话更多，声音更响了。有些下垂的眼皮底下的那双眼睛，也更亮了。
　　从此，马文元另一个矛盾的时期也就开始了。
　　从前看一篇稿子，马文元的评价标准是非常简单的：今天晚上总编辑会不会把它抽下来？明天早晨总编辑那个电话又会说些什么？省委书记，常委会的各个委员，反应会是怎样的？……而现在，在这些要求之外，他时时把自己设想成一个工人、技术员，试着用他们的眼睛来看一篇稿子。当然，常常两方面的意见是一致的。但是有时也多少有些矛盾，常常前一个意见放不下，后一个意见不肯走。马文元的工作效率减低了。
　　不过，这还算是比较简单的。
　　现在几乎对每个报社里的具体问题，他心里都有两种意见。一种意见是陈立栋的，也是从前他自己的；另一种，是黄佳英们的，现在还不完全是他自己的。考虑或讨论一个问题的时候，他的脑筋就不停地徘徊在这两种意见之间。前一种是比较权威的，但有许多是过时了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甚至是错误的；后一种比较新颖，却又不那么坚实可靠。
　　“一个人有自己的意见，是多么快乐的事！……”
　　这就是隐隐地藏在马文元心里的苦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