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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刘世福安置在宿舍里，黄佳英就奔报社编辑部大楼走来。
黄佳英作编辑的时候，从来都是起得最早的一个。收发室的老徐知道，每天早晨从他窗前走过的那阵轻轻的脚步声，就是那个“细高挑儿姑娘”的。
一路上，黄佳英又被好奇心给抓住了。这些日子编辑部又发生了甚么新事？这一期墙报上，曹梦飞写了甚么文章？
……每次回来，她都盼望编辑部有点变化。哪怕是甚么人结了婚，哪一个生了孩子，她都觉得新鲜。有时，一点变化也没有，她就有点失望，就像星期天早晨一觉醒来看见天气不好似的。
一口气跑上二楼，推开工业组办公室的门，正要享受“我来得最早”的那股优越感的时候，却看见一个粗蓝布上衣的背影正对着门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这人猛然回过头来，一见黄佳英，就站了起来，推开椅子，走过来跟她握手。
原来是曹梦飞！他正在看昨天的来稿。他说话时看着黄佳英的眼睛：
“怎么样？”
黄佳英对着他点头。她知道，他的意思是说：我告诉你的线索不错罢，贾王矿是不是那么回事？……
曹梦飞是工业组最老的编辑，也是报社里最不爱说话，而一说起话来最惹人注意的一个。在突出的前额下面藏着一双小小的锐利的眼睛。个子很小，头就越发显得大了。黄佳英端详着他，想从他蓬乱的硬头发、解着领扣的粗布上衣和从不擦油的皮鞋上找出一点变化来，一面微笑着问道：
“你怎么样了？”
曹梦飞似明白又像不明白地看看她，把头摇了摇说：
“还是那样。”
完了！大家是多么希望曹梦飞和钱家娴的感情有个结果啊。一个男人二十九岁不结婚，就不能不叫大家操心了。唯有黄佳英，早就想过，这两人未必能结合到一起，所以今天也就不觉得突然。为了把话题转移开，她问道：
“老曹，告诉我，报社有什么新事？……听说有人又提出了改进报纸的事？……”
“是。这不是，”老曹从抽屉里拿出一份铅印的纸：“改进报纸讨论提纲。”
黄佳英匆匆地从头到尾看了一遍，抬起头来看着曹梦飞，想知道他的意见。也怪，在别人面前，她常好先说出自己的意见，一遇到曹梦飞，她就宁愿先听听他的了。
“什么都有点，什么又都没有。”曹梦飞说，他含蓄地把笑藏在眼睛里。是因为他的一口西北话太难懂还是别的原因呢，他说话总是那么简短。他想起了昨天陈立栋找他去跟他进行的一次谈话。事情的发生就是由于他们几个人对这个“改进报纸讨论提纲”不满意，在背后发表了一些议论，所以陈立栋在跟他谈到最后时，就有些感慨又有些生气地说：“咳！
依我看，咱们有些同志说话太多，做事太少，弄得整个报社里知识分子的气味太浓，太浓，浓得简直不像话！无论对什么事情，不去下功夫领会领导意图，总有自己的一套似是而非的见解……”一想起这些来，曹梦飞就好像又听见了陈立栋的声音在他的耳朵里响。但是他不愿意把这些事情告诉黄佳英。
黄佳英又看了一遍这个提纲。确实，提纲分了三十多条，报上每个栏目、每种体裁都列进去了，从“怎样加强中心工作的报道”直到“是否每版都要发照片？”“二、三版放多少消息？”，而决定报纸群众性、战斗性的主要问题却一字未提。
黄佳英本想听曹梦飞接着说下去，可是她还有个更迫切的问题需要说，于是她就把工矿企业中人力积压问题和刘世福的事对曹梦飞说了，请教他怎么办：
“……是你教给我的：越是事情困难，越要勇于实践，碰一回，碰两回，问题就有眉目了；再一使劲，就许解决了。是不是？……这个问题，我们当记者的是不能解决的，可是到底应该怎么办呢？下边的工人们和干部们也有各种各样的议论，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决办法……那么多工业部门，各有一批工人闲着，各部门又都需要一些人。你要的，他正好有，可是互不通气。有的是人明明闲着，不肯放，还有个规定：不许工人自己转移工作地点，一定得由劳动局介绍。工厂不肯放，劳动局怎么能介绍？……有的，行政也伤脑筋：情愿把闲人放走，又不知往哪儿送。看来，得有个统一机构来调剂劳动力，你说是不是？”
曹梦飞搔搔头，在地上走了两个来回，背着敞开的窗子站下了：“我也正在想。需要根本改变一套制度，一套习惯。
……经济建设，几百个部门，几千种行业，都在不断地发展，变动。机构这么复杂，人力需要又不断变化，人力过分固定，就要出毛病了。今天这里缺了，明天那边多了，调配劳动力的机构再多也办不好。所以，我想恐怕只有一个办法：在一定程度上叫人们自己选择工作，除了党团员，不要限制过多。”
“那不会乱么？”黄佳英被他这大胆的方案给吸引住了，却又担心它行不通。
“可能会乱一阵子。可是，除此以外我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现在，有的没事干，有的不安心，有的又累个要命。一小部分人，学化学的干采矿，学采矿的又在干化学。……就说我们报社，有人适于作教育工作，却缺乏新闻工作的才能，干政府工作的又有人最适于作记者。……”
“对，我就觉得最近中央关于机关干部升学问题的决定非常英明。”黄佳英兴奋得站了起来：“本来嘛，人家要升学，国家又需要大学生，你凭什么死留人家？……这么一来，还有个好处，可以自然而然地缩减机构，你不缩减也不行。”
“好处多着呢。这就逼着官僚主义者非关心群众不可。人事干部也得考虑考虑了：你分配不当，人家就许要求到别处去。……你是不是又怀疑什么了？我是说现在的现实情况跟前几年不一样，让人们在选择工作岗位时，比现在更加方便，有更多的活动余地，这样也许会有好处……”看黄佳英皱起眉头在沉思，曹梦飞问她。
“对你的办法我是有点怀疑。不过，我现在是想刘世福这个事怎么办。咱们发半天议论也解决不了他的问题。”
“我来办，下午去找工业厅。”曹梦飞一口答应下来。黄佳英这才放心，她刚要伸手去拿桌上的来稿看，曹梦飞又把她叫住了：
“佳英，前天收到了两封感谢信，给你的。第一封，是五个孩子的妈妈写来的，她说你提出的办法在他们那儿已经实行了，现在每个星期天都有一、两个女青年去帮她看孩子。可是另一封信就奇怪了。你给一个有病的、孩子太多的母亲寄过钱么？”
黄佳英难为情地挪开了眼光。她也知道自己做错了。
“同情别人的困难是好，”曹梦飞接着说：“可是你这种帮助能解决多少问题？她一家五口，你能够长期寄钱给她吗？对于这样极其个别的人的生活问题，你既是发现了，就应该写信给有关的政府部门，他们自然会想办法给她解决的。你时时刻刻应该记着，你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而是一个报社的记者，不要因为这样的事情给人一个印象：好像我们报社是个政权机关似的。”
黄佳英羞得说不出话来。她想起，她第一次下去采访，遇事就大惊小怪的时候，曹梦飞就说过她：光靠热情是不行的。
要想，要去追索原因，还要研究解决的办法。……是的，这几年，曹梦飞给了她多少帮助啊。他几乎把在编辑工作里得到的每一个新的思想都告诉了她。她从他身上学到的第一个东西，就是考虑问题的时候不应该盲从，应该养成独立思考的习惯。她常常觉得他有些新鲜的大胆的见解。
不过，今天她还想分辩一下：她本想买了药品寄去的；寄钱时信上并没有署名……正在这个当儿，门外忽然响起一串清朗悦耳、好像夹杂着笑的声音：
“向女英雄致敬！向反对会议迷的战将致敬！”
随着话声，走进来一个穿着淡咖啡色西装的满面红光的年轻人。因为这身西装，黄佳英简直认不出这就是李鹤青了。
一见是他，她刚想骂他两句，李鹤青却又奚落起自己来。他指着自己的衣服，又指着窗外说：
“一九五六年的春天！……”
这人就是常常叫人哭笑不得。要是生人，就要生气的。黄佳英可知道他是一个多么善良的人。这人就是玩笑开得太狠，有时叫人误会，其实一点没有恶意。见他又故意瞪圆了眼睛端详自己的新皮鞋，知道他又要挖苦人了，黄佳英赶忙说：
“真该叫你去写小品文……首先叫你写自己。”
“不，”李鹤青摆手说：“该叫我写消息。听我说。第一条，总编辑要下乡了。据说要研究工人福利问题。第二条，北郊休养所开放，给新闻工作者五个位置。第三，第三……”他忽然说不下去了。本来也没有第三条嘛。黄佳英和曹梦飞都好奇地瞅着他，他只好把第三条改成了综合消息：“一九五六年的春天是个什么样的春天！充满好事，洋溢着欢乐的春天！
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大胜利，向科学进军，工资改革，先进生产者运动，高级知识分子工作……这叫什么？……这得怎么概括？……噢，对了，太好了——人们积极性的更大的大发挥对不对？”
这时，黄佳英才发觉，李鹤青进来的时候，钱家娴也悄悄地跟着进来了。现在她站在墙角里微笑呢。她长得小，又那么安静，跟李鹤青一起就越发不惹人注目了。今天她穿了一身紫红色棉绸缝的旗袍，比往常漂亮了。黄佳英跟钱家娴高兴地拥抱了起来。寒暄了几句，黄佳英就又转过身来听李鹤青的谈话。他正在就今天的报纸发表自己的议论。
在曹梦飞面前，黄佳英觉得自己肤浅；和李鹤青在一起，她又觉得自己缺少才华。李鹤青是报社里写通讯、特写的能手。没有谁比他更善于表现劳动的诗意了。编辑部里人们开玩笑说他“独具只眼”，确实，描写风景，描写广阔的劳动背景和劳动中人们的心理，李鹤青是有一套办法的。
曹梦飞和钱家娴都在听李鹤青讲，他们两人都尽力不去看对方。钱家娴瞅着李鹤青，眼里流露着抑制不住的爱慕。李鹤青却一点也不在意，滔滔不绝地说：
“……我就说，同志，这不叫自由主义。自由主义是指当面不说，背后乱说。这些青年工人给你提了多少次建议？七次？就算它七次罢。人家的意见正确，你不接受，人家在背后说上几句，你倒反过来批评人家，又是‘发牢骚’又是‘自由主义’的。……我说，同志，咱们得把自由主义跟平常的正当的议论分开，要不，大家见了面还谈什么呢？孩子，老婆，天气不错，呵呵呵……”说着说着他自己就笑起来了。曹梦飞也忍不住乐了。唯有钱家娴不笑，也不是完全不笑。她稳重惯了。
八点三十分，上班铃响了。黄佳英一把就从曹梦飞桌上抢过来昨天的来稿，找了个空桌子坐下来，掀开第一张稿子的稿笺。她喜欢读新鲜的来稿。就这么一行行、一篇篇看下去。多少动人的新人新事，多少新鲜的思想和感情，尖锐的批评和热情的呼声！就这么看下去，感受着生活的呼吸，生活在这活的历史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