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点钟，总编室上班的时间，一分钟也不差，马文元走进了办公室。推开关闭了一冬的窗子，落下来一大片尘土。他掏出手绢来，使劲擦了擦又瘦又小的手。
　　又是一个春天！桃花枝儿都要闯进窗子里面来了。为什么春天每年来一次，却不使人觉得厌烦呢？
　　十点一刻了。在十点到十一点中间，电话铃应该响一次。
　　往常，每一次总是还不等把听筒放在耳边，里面就哇啦哇啦响起震耳的声音。总编辑陈立栋无论在什么场合说话都是一样大的嗓门儿。可是也好，免得听不清楚要请他重说一遍。陈立栋是个性子急躁的人，别人“不好好听”他说话他就要急躁起来。这位总编辑每天早晨的这次电话总是一面吃着早饭一面打来的。有时不过是指出哪个版上一个什么标题不恰当。
　　有时是紧急传达党省委的一个意见。有时碰上总编辑心情愉快了，还在电话里和自己的助手分享一下对今天报纸的满意，诸如此类，比如：“文元，怎么样，你看今天这张报纸……？”
　　一听这声音和口气，马文元总能够大体上猜到总编辑最满意的是什么。果然，没等他回答，那边声音又响了：“头版高厅长这篇专文有分量，有分量。收集些反应。……三版这篇经验也还可以，组织部这回该没有意见了。……收集收集反应……”这当然是少有的最好的情形。总编辑是不满意报纸现状的时候多，电话里通常都是指出当天报纸的缺点，提出对下一期报纸的具体要求：从社论到图片，甚至连版面的安排，都作些指示。在这些指示里，常常不无指责的意思：看，你这个总编室主任，工作得这么作才行啊。
　　马文元每天的工作，就是从这个电话开始的。其实不光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是这样开始，整个编辑部一天的行动也是由这个电话决定的。比如，从省委会议上得到的启示，常常使总编辑发现必须组织一版文章集中谈一个问题——比如说准备种籽或是积肥。于是，十一点以后，编辑部的各个部门就都行动起来了：农业组自然是最忙的，党的生活组也闲不了——需要党组织这方面活动的经验啊，文艺组如果不去写快板，也得采访一个什么先进人物……
　　……看来今天是个最平常的日子。马文元一面翻着今天的报纸，一面揣测着总编辑今天可能提出的问题。一版登的党市委决定七天之内消灭全市的麻雀这条消息，可能标题字号小了一些。陈立栋可能又要半开玩笑半指责地说：“怎么，信心不足么？”说实话，马文元对于七天之内结束每只麻雀的生命确是半信半疑的。可是不管怎样，头条总是头条。关于本省先进生产者吴长海的报道，他还会嫌少的，昨天说要半个版的，可今天连三分之一版也不到。
　　习惯真是个怪东西。每次电话铃一响，马文元心里就一跳。现在电话铃不响呢，他又着急：十点三刻了，还没有指示，这一天的工作可怎么安排呢？
　　有人敲门。工业组的组长张野进来了。他，最年轻的编委，党总支委员，一手好文章……他总是轻松的，愉快的。
　　他微笑着，把一份打字的文件递给马文元，就在沙发上坐下来，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春天从敞开的窗子爬进了这个房间，盛开的桃花丁香混成那么浓的一股香味，就仿佛鼻子都能碰到它了。
　　这是一份工业组的五月分报道计划。全国先进生产者代表大会的报道就占去了一半发稿字数：都是报告，发言，写先进人物的通讯。马文元在这个名单里发现了几个非常熟悉的人物……
　　“这些人不是从前年就宣传过了么？”马文元微笑着说：
　　“去年青年积极分子大会的时候，又宣传过一阵……”
　　张野走过来伏在桌边上，看着那排名字，简短、肯定而又意味深长地说：“旗帜啊，全省全国的旗帜。”
　　马文元瞅了瞅他，想反驳，却又止住了。他接着又提出了另一个问题：
　　“去年积极分子大会就是整版的发言，事迹，这次还是？
　　也许是因为他们今年又有一些新的事迹？哦，还有些新的英雄模范根本没有宣传过哩！”
　　“人家的大会就是这么开么，一个个代表介绍自己的事迹，这总会有人家的道理的。”张野又带点神秘地把嘴凑过来，低声说：“我打电话问过北京市的两个报纸，都是这个报道法……”然后又笑了。
　　马文元也跟着笑了。可他本来是不想笑的。他不喜欢张野这个人。这几年他学会了冷静地、甚至过分冷静地观察别人和剖析自己。在方才张野这一笑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呢？自信，欣赏自己办法多——先打电话问问北京，然后再订计划，这还会有问题？十足的把握！而最妙的是，这些都正好符合总编辑的意图。马文元本想理说些什么，可是他没有说出来，因为他觉得在这样的事情上他没有发表意见的必要。
　　张野又那么微笑着走掉了。他的脸总是那么红润，前胸笔挺，走起路来就仿佛带着一阵歌声。今天他又穿上了崭新的银灰色的嘎布丁中山装。是啊，今天是他的好日子，未婚妻要回来了啊。
　　马文元叹了口气。他从张野想到了自己。不用照镜子他就知道自己的模样。刚解放的时候，还不是这样。不过只经过了几个春天，他马文元竟变成这个样子了。张野这人好像一点内心矛盾也没有，而他马文元呢？……
　　电话响了。响得那么急，那么凶。他拿起了听筒。
　　省委农业部。又是催着发那篇一个乡的调查报告和批语。
　　八千字，将近一个版哪。电话里说话的人为了有说服力，三次提到这是部长的意见，而部长是党省委常委，他认为这个文件重要……
　　看来是非登不可了。事情就是怪。记者们写来的一些稿子，提出了新鲜而有趣的问题，都没有发表，变成了“内部情况”，而这种又长又硬的内部文件，本是给少数人看的，却一定要登在有几万个订户的报纸上。
　　门外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忽然，脚步停下了，门轻轻地推开了。一个身材修长的姑娘站在门坎上，白皙的面孔上一双特别黑的眼睛调皮地瞅着他。她穿着一身樱红色夹丝呢的短外衣，站在门里，就像镶在一个镜框里的一幅人像。她的眼睛、鼻子、眉毛，都不算最美的，可是这一切在她身上显得那么匀称而端正，再加上那付有时带点诙谐、有时又带点沉思的神情，就更惹人喜欢了。
　　马文元觉得他仿佛等了黄佳英很久，而她终于来了。
　　“叫我回来作什么？”黄佳英进来就问，在她的眼睛里，马文元看见了疑问、不满和忧虑。
　　电报是马文元发的，而主意是总编辑的。在这个姑娘直视的眼光下面，他不愿隐瞒，可是又想把这个打击的分量尽量放轻一点。
　　“你的信我看过了。”
　　黄佳英目不转睛地瞅着他，等着他说下去。
　　“贾王矿的工人拒绝开会，你参加了他们的这个行动……”
　　黄佳英默默地点了一下头。
　　“参加了，还出了主意，”马文元微微地笑了一下。他奇怪自己昨天想过不止一次，为什么到现在还不能肯定他是赞成还是反对黄佳英的这个行动。“陈立栋同志也知道了……”
　　黄佳英询问地扬起了眉毛，但紧接着又恢复了原来的表情。嘴唇闭得更紧了。明白得很，总编辑反对她这样作。这是意料中的事。现在，她想知道马文元的意见。
　　但是马文元还没有他自己的意见。为了掩盖他自己的局促，他又打开了桌上那张报纸。不，不是有什么顾虑。他是黄佳英的老上级，在她面前，他是不必隐瞒自己的意见的。在很多问题上，他同意也同情黄佳英。但是，往往都是在迟一些时候。黄佳英和一些别的同志写来的稿件引起争论的时候，他一般不是反对的一方。他听着别人一个个的议论，心里踌躇着，盘算着，直到有人作了结论，他还说不出自己的意见。
　　但是过上一两个星期或个把月，他会豁然开朗，这时却已经没有谁再有兴趣听他的意见了。
　　“会议多，是不好的，”马文元终于不得不说说他的看法了。“这是大家都公认的。必须反对过多的会议。当然，不是一概反对，要分别对待。首先得打通领导干部的思想，其次要加强干部教育——不提高干部水平，他不开会就是没有办法啊；再其次，要改进党的政治思想工作……总之，问题很复杂，得从各方面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不要着急，着急是不能解决问题的。……另一方面呢，要开的会还得开，想办法提高会议的质量，这就要作好会议的准备工作。其次，又要充分发动群众，进行酝酿，要……”
　　看见黄佳英从他脸上挪开了眼睛，他说不下去了。黄佳英觉得好笑，可又不忍心叫他看出自己的反应。真是个奇怪的人！黄佳英不能理解，为什么有时候马文元会吐露出非常新鲜而精辟的见解，而另一些时候，他又唠唠叨叨重复一些老话，叫人厌烦。刚才他说的这些，不是和不久以前报纸二版上发表的一篇经验一模一样么？……
　　但是她并不讨厌马文元。这个外表十分冷静、甚至有些枯燥的人，倒比较能够理解人，愿意帮助人。他还有一个长处，就是肯听人说话——是真正的倾听，仔细地，认真地听。
　　黄佳英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每次要把心里跳动不已的话吐出来，她就忍不住要站起来。她把两只手插在外衣的口袋里，在地上来回踱了几步，在马文元面前站住了，漆黑的眼睛里充满了忧愁：
　　“我有些苦恼。……”
　　马文元听见她说话声音发颤，他准备听下去。
　　黄佳英激动地说：
　　“贾王矿的工人不肯开会，我是参加了的。但是，事前我也对矿上的两个负责同志提过意见，他说考虑考虑，可是一直没有下文。后来，我是有些着急。我认为工人们不愿开会是对的。我鼓励了团委干部，我跟工人说过这么作对。要是我错了，告诉我，我就承认。可是我实在不知道有什么别的办法好想。对这样的事情能够忍耐吗？矿上的工人住的离矿很远。早晨两点多钟就得起来，走十几里路。到了矿上，井上开个会，到井下还得开个会。六点钟上班，干到下三点。从下边掌子里走到井口上，又是好几里路。够累的了罢？不行，不能回家——还得开会。常常一开开到晚上六七点钟。再走回家，又是十几里地，就是九点多钟了。工人们说，像这样一天睡四个钟头觉，已经好几年了。
　　“太累了，开会就有很多人睡觉。有的人抽烟，睡着了，烟头落在棉裤上，烧破了布，烧透了棉花，还不知道，直到烧了肉，才醒过来。
　　“省委说了多少次，报纸喊了多少次，要减少会议。说是说，喊是喊，会还是照旧开。一般下级干部也陪着开，他们有个想法：反正多开几个会也死不了人，开罢。可工人受不了啊。在这种情形下，除了没意思的会不去开，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呢？其实，这也没有什么可怕。这么办，那些会议迷自然得考虑减少一些会议。会少了，工人就不会不参加了。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光是会多。你看看这都是些什么会，就明白了。随便一点芝麻大的事，也要层层布置，反复讨论，再三动员，组织保证。还不要说那些先党内、后团内，先干部、后群众的一套额外的附加会议，一个党员工人常常为一件事得开七、八次会。从一九五二年起，工人们就说开这种会比干活还累，宁肯加班也不受这个罪。没话也得挤话，要百分之百发言啊。……
　　“你说，这是个什么问题？
　　“有人说，这也是群众路线。表面看来，似乎是，有事和大家商量嘛。可你仔细看看，就不是那么回事。这不仅不是什么群众路线，分明是不相信群众，认为不开会就不能解决问题。而开会所说的一套呢，又都是一般化的大道理，群众不爱听，记不住，就认为会还开得不够，就还要开。却没有一个会是叫群众给领导上提意见，叫群众谈谈自己的要求的。
　　要是肯听群众的意见，也早就不开这种会了。
　　“基本建设部门里，情况更糟。本来是因为开会太多，工人们太疲劳，又耽误了时间，所以完不成任务。一完不成任务，又反而以为是宣传教育工作作得不够，就又开会。
　　“这叫什么？叫群众路线？这么一来，群众的积极性就发挥出来了？……”
　　起初，马文元心想，这不过是一次平常的谈话，黄佳英说说她的苦闷，他安慰她几句，也就完了。也许，她打算把反对会议多的问题谈谈，顺便解释一下自己在贾王矿的行动。
　　原来都不是。她刚刚讲了几分钟，他就开始被吸引住了。他的心跟着她的思想往前走。她讲的并不都是十分新鲜的事，可是经她这一讲，他刚才说过的关于会议问题的那一套意见就黯然失色了，就忘得干干净净了。也许，不过是因为她的语气和表情里带着那么激动的感情？……这姑娘站在窗前，睛睛直视着远处。她生气呢！一生气，好像眼睛、眉毛都变得更黑了。
　　黄佳英想了一下，又继续讲下去：
　　“当工人们最大的愿望是躺下来睡几天大觉的时候，还怎么可能学习？还怎么可能研究改进生产？而且这并不是在打仗的时候，没有任何理由需要他们牺牲睡眠的时间……”
　　现在是黄佳英坐了下来，马文元在地上走来走去了。在这个办公室里，他还很少这么快、这么激动不安地踱来踱去过呢。黄佳英说到最后这几句话的时候，马文元停了下来，紧皱着眉头直瞅着她，又不像瞅着她。他在想。
　　黄佳英怕他在怀疑自己这些话，赶忙补充说：
　　“你是不是以为我说得太片面了？当然不是到处都这样……”
　　见他不应声，她又在他身上找到另一个假设的论敌，对自己笑着说：
　　“我把情况说得太阴暗了是不是？这样的问题拖了几年，有时候好一些，可是过了不久又恢复了老样子，老是不能彻底克服。怎能不叫人着急？……”
　　马文元还不作声，使劲摇了几下头，意思是说，他不是这个意思。接着，又在屋里走起来。
　　黄佳英喝了口水——这时她才发觉这是她今天进嘴的头一口水——又接着说，语气更缓和了，声音也比刚才低了一些：
　　“一些人累得难受，另一些人又闲得难受。我调查过，咱们这个省凡是大一点的工程和工厂，没有不积压一些人的。学了五、六年徒的徒工，闲了一、二年的大学毕业生，干了二、三年杂工的技术工人……这些人加在一起，是能够作好多事情的。可是哪个单位都不肯放。宁肯把人放在仓库里封存几年，也不叫走。全国今年需要增加钳工百分之四十，而我们这省就闲着几百个钳工。……现在劳动力一吃紧，就更不肯放了。这些人就是积极性再高，又朝哪儿使呀？”
　　外面打铃了。黄佳英站了起来：
　　“前天我收到一个读者的信，说他的工作问题最近好不容易解决了，说从此他靠近了党。你看他说得多么严重！
　　……”
　　马文元还是一句话也没说。他有些激动，但是他暂时还不愿意发表意见。他以为，产生这种现象的根源，可能比黄佳英所了解的还要复杂。可黄佳英知道她的话他都听进去了，他会考虑这些意见的，过些时候，他也会同意这些意见的。想到这里，她觉得心里轻松多了。
　　走到街上，她回过头来看了看马文元办公室的窗子。他还站在那儿，不去吃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