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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怎樣自投“右派”羅網：劉賓雁回憶近半個世紀前往事多維記者 高伐林2005年12月5日20:27:16（京港台時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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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生於1925年的劉賓雁，可以說是革命的“老資格”──比江澤民、李鵬的資格都老。他1939年就參加共產黨外圍組織，那時他還只是個十四歲的孩子；1943年在天津參加地下抗日運動，胡錦濤那時還剛剛出生呢；1944年劉賓雁加入中共時才十九歲。
中共建政後，1956年定行政級別，剛過“而立之年”的劉賓雁就是共產黨的“高級幹部”了，雖然只是“高幹序列”的最低一檔──十三級，可有資格坐軟臥、坐飛機，一個月工資158元人民幣。擁有這筆收入在當時簡直就是一個富翁，他笑說“我不知道該怎麼花”！
然而，高官厚祿沒有遮蔽他做人的良知。當他一點一點看到社會真相中的黑暗面，劉賓雁義無反顧地向深淵撲了進去。他當《中國青年報》記者時，因為寫了轟動一時的《本報內部消息》《在橋樑工地上》，發表了大量主張干預生活的言論而在劫難逃，雖然時任團中央第一書記的胡耀邦也暗中保了他一下，但1957年劉賓雁還是被打成“右派”。
●在華沙感受到變革之風
多維記者問劉賓雁：你當年寫《本報內部消息》這樣作品，是在什麼契機下喚起創作衝動的？
劉賓雁說：是1956年隨鄧拓到波蘭開國際新聞記者協會理事會時受到啟發。當時蘇共剛舉行二十大，赫魯曉夫揭露斯大林暴行的祕密報告，部分內容循著“小道”已經傳到華沙。我們每天在新聞記者俱樂部吃飯，不少人也住在那兒，自然要彼此傳播這些東西。“東歐的變化比蘇聯快。當時華沙街頭很多地方擺著報紙，共產黨報紙、右派報紙都有，英國、法國報紙也公開擺著，隨便看。當時鄧拓的興趣也很大，我們訪問了幾家報社和雜誌社之後，熱血沸騰！”
1956年劉賓雁發表《在橋樑工地上》批判黨內保守主義，雖然口氣很溫和，但是確實是1942年延安文藝座談會以來，揭露黨內陰暗面的有鋒芒的文章。秦兆陽寫了按語，給了很高的評價，“按語寫得也很厲害，說‘我們期待這樣的作品已經很久了’，四月號《人民文學》發了頭條，我根本沒有想到！”劉賓雁從波蘭回國一下飛機，迎接的人告訴他一夜成名了。回國後的劉賓雁從哈爾濱到湖北就一路上宣傳，可真是“春風得意馬蹄疾”啊！“接著給13級以上幹部傳達了赫魯曉夫祕密報告，更感到有信心了。《本報內部消息》也是秦兆陽要我寫的，本來我沒想寫。”
●劉少奇指示報導上海罷工
劉賓雁在自傳中曾經回憶：
1957年4月，《中國青年報》社長張黎群傳達劉少奇指示：上海永大紗廠女工罷工，應予報導。劉賓雁被緊急派往上海，與報社駐上海記者陳伯鴻一起進行採訪。由於全國形勢很快激變，採訪不了了之，但留下的記憶卻歷經風雨而難以忘卻。
“永大紗廠是個只有二百來人的小廠。我和陳伯鴻作了半個多月的調查……我們認為這個工廠黨組織的危機對於喚醒全黨警醒，痛切正視執政黨的危險是極有意義的。”“從1955年全廠工人熱烈擁護公私合營，歡迎共產黨幹部入廠當公方代表，到全廠大多數工人舉行罷工，把黨的幹部軟禁起來作為人質，只經歷了兩年時間。”
而且，處於這樣的危急狀態的並不只永大紗廠一個廠，就在劉賓雁在上海採訪期間，“工廠裏的騷動繼續擴大，一周中罷工迭起，達到每天有三、四十起工人去市委請願的規模。公私合營工廠已有五名公方代表被打傷。市委發出緊急指示，限十天之內把工人安定下來，報紙已經停止了關於鳴放的報導。聽說市委書記柯慶施已專程飛往北京向毛澤東報告請示。……”
劉賓雁憑著新聞記者的敏感，於5月25日在上海電臺的地下室寓所裏寫信，直接向毛澤東進諫：“……請您注意：一，黨內高級幹部中，一個特權階層已經形成。他們已完全脫離了黨組織與群眾的監督，成為新的貴族……二，在多數工礦企業中，黨的組織處於癱瘓狀態。東北的一些工廠中，黨員起好作用的不到四分之一……在機關中，黨內健康力量不得伸張，佔優勢的仍然是教條主義與宗派主義的思想。有些機關黨員領導幹部政治熱情衰退……者竟達三分之一以上……關於黨與群眾關係的普遍惡化，就無須寫了”。
毛澤東在半年以前，也曾發出過“不要形成一個脫離人民的貴族階層”的警告。但這類話只能由毛澤東本人說，別人要議論這樣的可能性或現實性，就意味著對黨的“誣蔑”，犯了“攻擊”罪。
劉賓雁後來才知道：就在寫這封信的前十三天，即1957年5月12日，《中國青年報》發表了他寫的關於上海鳴放情況的報導《上海在沉思中》，毛澤東看到，當即批示：“看來，有的人不是想把事情搞好，而是想把事情搞亂”。已經下決心發動反右運動的毛澤東，顯然是把劉賓雁看作是“要在中國煽起匈牙利式的暴亂”的“右派”代表。但毫不知情的劉賓雁卻還要如此多情地進言，這就真是毛澤東後來嘲笑的“自投羅網”了。
●胡耀邦、鄧拓暗中保護他
多維記者查到《中青報史》記載：
1957年7月8日晚上，報社整風領導小組召開全體工作人員大會，動員開展反右派鬥爭，指出“報社劉賓雁就是一個右派分子”，號召全體人員與右派劃清界限，積極開展鬥爭。
7月11日一版報導《中國青年報全體工作人員集會向劉賓雁反黨反社會主義的言行開展鬥爭》。（本月共發表揭發批判劉賓雁的報導和文章19篇。）
劉賓雁當時不是完全沒有預感，從上海回來一路上他心裏就在嘀咕，感覺到風向詭譎，自己在上海廣播電臺等等地方的講話有些話比較出格，可能會闖禍。“心裏煩躁得很，感到中國這個機會眼看就沒了。我回到北京，得知我被選為報社編輯部兩個支部之一的支部書記，還以這個身份召開支部黨員大會，號召大家繼續“大鳴大放”──那時已經是六月下旬了！頂風作案！團中央第一書記胡耀邦來報社，我還當面批評他，現在我還記得，胡耀邦的眼光就那麼狠狠地看著我！我當時以為他是恨我，後來明白，他那時已經知道我跑不掉了，他還在保我呢，毛澤東那個批示，他壓下來了，沒有傳達到下面。他生我的氣啊，‘看你到這時候還在自己給自己製造新的罪狀！’‘文革’期間才把這個捅出來，說他包庇我，一塊兒批鬥，我才知道。”
疾風知勁草，路遙知馬力。在命運的轉折衷，劉認識了很多人──膽小如鼠的懦夫、反戈一擊的智者、落井下石的小人，固然見了不少，對多維記者說得更多的卻是好人。像當時《人民日報》的總編輯鄧拓，“我後來翻閱過《鄧拓傳》，寫他怎麼怎麼始終如一地完全‘忠於’、‘跟著’毛澤東，根本不真實，這哪裏是寫出過《燕山夜話》的鄧拓？！”
說劉賓雁記性好，決不是恭維，他回憶起數十年前的往事如在昨日：“我1954年跟鄧拓出國一次，1956年跟他又出去一次，‘反右’時他保護了我。我當時寫了一篇很激烈地干預生活的稿子給他，那時風頭已經不太對了，他扣住了，沒有發。在《北京日報》開了三次新聞界座談會，我是其中第二次座談會時被揪出來的，揪出我的那次會，連報社的排字、印刷工人都參加了。就在那次會中間休息時，在後臺，他見旁邊沒人注意，悄悄把我一拉，將我那篇稿子還給我了……”
●“我最好的出路，就是當了右派”
二十二年黃金年華付諸大漠風沙，劉賓雁卻說得很樸實：“我最好的出路，就是當了右派，離開了官場。”“那時年紀不大級別不低，哪兒知道老百姓的疾苦？平民工人的生活還多少了解一點，因為當時第一個五年計劃，我們要下去跑採訪，但是對農村農民真是毫無感覺。如果不是自己倒了大霉，跌到底層，哪裏知道中國社會的實情！”
到了中國社會解凍時節，已過知天命之年平反覆出的劉賓雁，調到《人民日報》當了高級記者，1985年年初，在中國作家協會第四次代表大會上，本來並沒有列為候選人的劉賓雁，被選為作協副主席。
苦難生涯，不僅使他增長了見識，懂得了國情，更使他淬煉了熱愛普通百姓的信念。劉賓雁從此自覺地用他的筆充當了本應由官府、由司法機關充當的“青天大老爺”的角色。不知捲入了多少矛盾，不知遭到多少人的刻骨記恨，但是──也不知遭到了多少人的衷心熱愛。劉賓雁說得好：第一次被開除出黨後，“除了至親外，二十二年來到我家來看我的不超過兩個人。”但是他的一系列報告文學再度觸犯逆鱗，第二次被宣佈犯下反黨大罪，並在全國遭到嚴厲批評和羞辱後，卻有無數人通過各種方式表示慰問和勉勵。他離開了中共，卻回到了人民。
（由于时间紧迫编辑中难免出错，敬请读者指正，并请email to liubinyan2005@yahoo.com. 谢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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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ast update 01/07/1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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