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4月2日

  在南京举行小说和报告文学的授奖大会。中、短篇和报告文学获奖作品，打头的都是解放军──李存葆、宋学武和袁厚春。这是件意义不小的新事，又绝非偶然，乃是军队作者在创作上有了重大突破的一个标志。三个得双奖的作家──铁凝、梁晓声和王兆军又都是三十几岁以下的人。这两件事都可喜可贺，可谓双喜临门。可惜今日无人备酒。我呢，竟成了获奖者中年纪最老的一个。对中国文学而言，也可喜可贺；个人，则不免有怅然之感。我们的时代已经逝去了！这又是人类绝对没有办法的事。

  三十二岁时我不觉得自己年轻。四十一岁，“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按现在的标准也还算比较年轻，然而当时已颇有老矣哉之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忽然觉得自己彷佛又回到一九五七年，并且自我感觉也像是三十二岁那个样子了。这种幻觉，现在可能正逐渐消失。衰老，尤其精神上和感情上的衰老是可怕的，原因并不在于一天天接近坟墓。死亡并没有啥可怕，何况走向坟墓的方式多种多样，每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呢！

  1985年4月3日

  分组讨论。报告文学组热气腾腾──人多，争着发言，甚至有些小的交锋。每个人的发言或插话还都有一定份量。

  不断听到读者反应：同小说相比，他们更爱读报告文学。今天的会，表明报告文学作家没有辜负读者的期望。

  袁厚春谈的是个大题目，总题目，涉及报告文学的使命及它和时代的关系问题。“近年来一些报告文学作品已不限于一人一事了。应该更宏观地摄取生活。读者有这个要求。他们要求写他们最关心，同自己命运紧密相关的问题。”他说写报告文学是无异于从事一项冒险事业──这句话的内涵是很丰富的。那么，作家是不是退却了呢？“每次开会，都先喊一通苦，但喊完以后却没有洗手不干的。”

  理由的发言比较系统。我心中一些朦朦胧胧的意念被他道破 了。“从一九七八年以来，我们的报告文学一直保持着持续繁荣的势头，这是半个世纪以来空前的(梅朵插话：作用也是空前的)，还会继续繁荣下去。这是因为时代的需要。在我们这个时代，报告文学确实是大有可为。应该允许作家讲真话，清醒地反映生活的实态。这样，各级领导就会多一条信息反馈的渠道。我和厚春，宾雁刚刚见过河北省委书记高扬，一位忠厚长者，他就说：‘看文学作品可以使我了解很多下情。’由于报告文学没有‘虚构’这面盾牌，它就需要更多的保护。让一个作家只代表他自己(他本来就不，也不可能代表某一个组织 ，──我想)，让他文责自负，给他观察、判断、认识生活和提出问题的自由，对党和对社会是有好处的。由于报告文学对客观环境依赖性更强，稍有风吹草动，它最敏感，我认为，对一篇报告文学有不同意见，可以公开发表、讨论，而不要诉诸行动手段。应该把它当作一种文学样式，而不是新闻作品那样对待。”谈到报告文学的发展方向，他说：“我从自己的写作经历和《秘密的中国》、《震撼世界的十天》和《上海──冒险家的乐园》这些作品中体会到，报告文学应该更多地从宏观上驾驭生活素材。写凡人俗事、儿女情长和闺房琐事、我看不是报告文学所长。它毕竟不同于小说，小说更宜于写微观的、内向的东西。报告文学就是要写重大题材，写众人关心、最近发生的大事，要有力度，有时间跨度，有厚度，有深度。即使写一个人、也应该有最大限度和信息量。要浓缩。报告文学的美学标准，应该与小说有所不同。总之，信息量、浓缩度、震撼力，这应该是报告文学所特有的。至于表现方法，我看应强调客观性，作家可以作超然性介入。强调对行动的描写。也可用白描手法，某些先秦笔法。干预的意念性越隐蔽越好，使读者有更多的回味。”

  有人对理由的“写重大题材”表示了不同看法。但我细听下去，又似乎并无大的分歧。

  来自哈尔滨的青年作家蒋巍着重谈了报告文学作家的甘苦。“告状打官司还在其次，最令人苦恼的是作品的主人公往往因你而陷入无穷的灾难。你本意是把他抬起来，结果却适得其反！……于是，后来写作中我就尽力注意不给主人公设置人为的障碍，比如不提往事，尽管我内心的愤怒难以抑制。这样，麻烦固然可以小一些，但报告文学的战斗力却不能不减弱了。”

  乔迈介绍了他的经验。事情本身的滑稽加上他特有的幽默(此公的幽默属于不外露型，隐藏在近乎纯客观的叙述中)，引人发笑。那经验，一言以蔽之，就是以现行体制的特点做自己的盾牌，既保护了主人公，也保住作品。他讲的那两个事例本身，其实就可以写报告文学。

  青年作家王兆军指出，近期报告文学的题材有单一化趋向，比如都写搞改革的厂长之类。但他着重谈的还是作者本身的局限性问题。

  (所引发言，未经本人过目，记错了由我负责。──宾雁)

  1985年4月6日

  晚间到南京大学演讲。从未见过这样热气腾腾的场面。台上、台下坐满了人，每一条夹道都站满了人。特别是中间的通道，紧紧密密地五人一排站立着，前后左右不留一点空隙。一千余张年轻的、友好的、热情的面孔加上几百副近视眼镜的反光，更使这气氛浓重得令人兴奋到迷醉的程度了。

  这并不是第一次。温元凯来演讲时也出现过同样的场面。

  这时，我心中闪现的第一个意念是：希望！这裹就是中国的希望所在！这又是我今天要讲的题目。

  在世界上哪一个国家，能找到这样的听众和这样的大学生呢？

  我谢绝了座椅。几百个年轻人站立着，我怎能安坐呢？站着讲，我还心疼面对着我站立的听众呢，我毕竟有大得多的空间，可以移动身子，挥舞手臂，倚着桌子，甚至吸烟。将近三个小时，除了笑声和掌声以外，始终是一片凝静。

  几年来我还从没有在一次演讲之后带回一书包提问的条子。我只能回答其中小小一部份。我担心有些同学会失望。

  原以为八O级学生入学后，政治兴趣远不如前三届学生了。今晚的场面之热烈竟几乎超过一九七九年冬北师大那一场，既觉意外，又很兴奋。

  吃点心的时候，副校长余绍裔同志(研究苏俄文学的专家) 说起去冬他访苏的见闻。评论家赫拉普钦柯(记得我五十年代读过他关于果戈理的几本专著)和长篇小说《岸》的作者邦达列夫对近年来中国文学评价极高，说：“这才是真正的文学！”“我们三十年代想写而不敢写的东西，今天中国作家写出来了。”两本中国当代小说集，一到书店就被读者抢购一空，连出版社的人有的都没有买到……

  l985年4月7日

  一个姑娘爱上一个比她年长很多的人，结果导致双方的不幸。这种故事我听到不止一次了。中国人很奇怪：男方比女方年纪小，不好；大到一定程度，也不行。大连市那起悲剧，就因为男方此女方大了七、八岁，女方全家出动，大打出手，逼得自己的女儿和妹妹跳海自杀，也在所不惜。直至市领导表态同意，市电台广播支持，棒打鸳鸯的局面仍然不能结束。   今天听到的这一起事件，就复杂多了，然而年龄的悬殊仍然是一个因素。刘XX，大学中文系毕业，被打成“右派”时三十岁。比一般“右派”改正晚两年，工资比同辈人低三至四级 ，人称“等于右派降三级使用。” 恢复教师工作后，“‘右派’脾气不改”。常在课堂上抨击社会上的阴暗面，臧否人物，对“抬轿子”名作家和老写“艳阳天，春光好，百鸟声喧”的作家表示鄙视，也无所顾忌地议论学校行政上的短长。   

  一个他教过一年书的女孩子，作文写得好，常来找刘老师，要求他写眉批、总批。她最爱看刘老师的文章，还每篇都抄到自己的本子上，常来借书、借报，问功课。上高二后，刘不教她了，仍不断来找他，进而讯问他二、三十年来的经历。对刘老师表露了明显的同情和怜悯。又送来廖静文回忆徐悲鸿的文章给刘看，似乎愿学徐与廖师生关系的飞跃。于是，两人有了感情，姑娘还主动帮助老师料理日常琐事。

  到一九八三、八四年，形势严峻起来。社会上在“严打”，学校也逐渐对他们增大了压力，分别找来谈话。要求学生“划清师生界限”，对教师则提出严厉的忠告：“这种关系要负刑事责任的；再判你十年、八年，你就回不来啦！”

  女生不愿断绝关系。仍不顾一切来找刘。姑娘的家庭，虽经校方一再工作，不置可否，只是对年龄的悬殊不满意。除此以外，两人的关系似乎并未给社会造成什么危害。

  到去年六月初，学校开始不指名地暗点刘了，刘负气向领导坦白摊牌，于是他被拘留、初审、逮捕、复审、送押、候判了。据说市里不同意“从重从快”，才改判劳教二年。

  师生恋爱，据我所知，在中国人习俗上自然是不予赞许的，但前有鲁迅与徐悲鸿，今有中国学生和外国老师相爱成婚，双双飞走之例。如果说那都是特殊“案例”，那么这位刘老师也够特殊的了，他经历了二十四年不幸(包括不得不鳏居)，却不能得到正常人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享受的基本权利。再说，也无妨采取些变通的办法吧？比如规定女方毕业后再正式结婚，或将刘调转他校，等等。

  刘被送往劳教场后，仍跟女方通过几次信，被发觉和严令禁止，关系中断了。

  我向那姑娘现在工作的单位──一家非常大、非常现代化的饭店打电话，那边请示良久才答覆我：她今天休息。再去了解，又经内部磋商，才告以实情：已被辞退了。理由是：不宜在“涉外”单位工作。

  她犯了什么罪呢？我望着那高入云霄的大厦，不禁悲从中来。我两次体验过那裹最现代化的设施。一杯咖啡两元钱，一块点心三元五。想必是为那现代化的设施和服务付出的代价吧？

  想到为我们生活的现代化正在付出和必将继续付出的代价，又觉得那咖啡和点心是很便宜的了。

  如果刘属于“改正右派”，应罪加一等，那么那位姑娘，有什么理由在她遭到爱情不幸之后，又加以失业的打击呢？

  两个人的命运，值多少钱？

  1985年4月11日

  三年前，《艰难的起飞》一书定稿时，我认为台安县的问题一定解决了。两个月前收到一封信，告我那里的情况基本未变，我还吃了一惊。不久，就听到台安县四名律师有三人被捕，又是一惊。其中主要一名竟是我书中写过的王百义，这就既使我难过，又陷入久久的沉思。

  几天来不断有来人，来信反映台安县问题的严重性，并为被害者强烈呼吁。听人倾诉和阅读来信中间，情绪激动不已，只恨一时无法脱身奔赴现场，助一臂之力！

  在南京，听到一位作家说：我们生活里有些事情比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小说还要魔幻。的确如此。律师可以随时被制止发言辩护，被赶出法庭，甚至被当场带上手铐抓走，这不就有点魔幻吗？生活在和作家竞赛，它常常使艺术家的想像力黯然失色。在律师王百义的问题上，台安县诸公的创造又超出其先行者：王百义是被用四公分粗的大黑绳五花大绑，游街示众之后才收监的，此时，有人还鸣鞭放炮以示欢庆，而主持这个欢庆仪式的，竟是该县司法局局长。

  对王百义其人，我早有了解，可说是一个传奇性人物。幼时放猪，少年扛活，一字不识，参加革命后靠个人刻苦学习，竟能在三十岁上考入大学，一九六四年本科毕业。“文革”期间他因反对“文攻武卫”，饱受摧残。被逼逃亡一年多，回来后关押一年多，其后又劳改一年多。有记录可查的，就被打昏过十六次。一只眼被打瞎，腰骨被打折。几次抄家，洗劫一空，掘地数尺，连一家人睡觉的炕也被刨光了。只要是运动，例如“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反击右倾翻案风”等等，每次他都是靶子。“四人帮”覆灭之后，他又被当作问题人物，几度欲加之罪，全家十几年间不断生活于风雨之中。妻子也因他而被打成“反军黑干将”和“现行反革命”，四户亲属在台安无法生存，不得不逃亡北大荒。

  几位客人的谈话记录：

  “‘文大’(即‘文革’)那时候，王百义就宁折不弯，不断到上边去告状，那时候就得罪了不少当权的人物。‘四人帮’垮台以后，他和这次也以‘包庇罪’逮捕的徐启化，都担任过清查办主任，负责清理打砸抢分子和‘三种人’。台安县虽是个小县，‘文大’期间非常死亡的竟有一百二十多人，打伤打残的人就更多。王百义嫉恶如仇，就得罪了一大批人。”

  “清查那时候受到很多干扰，很不彻底，很多有问题的人被包庇下来，有些人还被继续重用。他们扬言：‘再有一场文化大革命，非把他们打死不可！’这次被捕的律师里，王志成和王立双当时也是搞清查的骨干。王百义后来当‘知青办’副主任的时候，因为不谋私利，不循私情，卡的太死，抵制了不正之风，有些人认为他办事太绝情，又得罪了一批当官的。”

  “这是他得罪的第三批人了。还有第四批呢。七九年到八O年那个时期，省里和市里派来工作组，调查县里的问题──你在《艰难的起飞》里写的就是那一段，王百义帮助工作组做了一些工作，又反映了县委领导和‘三种人’的问题，就又得罪了一大帮人。”

  “这次抓三个律师……”

  “我们台安县总共有四个律师，这回差点抓光了。群众都叫这次是一起‘抓律师运动’。”

  “王百义当了司法局副局长和法律顾问处主任以后，那些帮派分子和党风败坏的人物就对他更加恨之入骨，恨不能拿着放大镜找他的毛病。年年巧立名目，立案审查他。王百义虽然满腹委屈，又拖着伤残的身体，还是忍辱负重地拚命工作，为了学习(他在业大学法律呢)，星期天和假日从不休息。可是他工作得越多，管的越多，那些人就越仇视他。那个姓齐的局长这回为什么鸣鞭放炮庆祝王百义被捕？因为有王百义在，这个不学无术、满脑子私欲的人就显得太渺小了。”

  “台安县人嘴里虽然不说，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这几个被捕的人，不说两袖清风，也没有什么大毛病。尤其是王百义，他兢兢业业，一丝不苟，敢于斗争，不图名利。谁不知道，祖孙四代人住着两间台安县最次的房子。这凭他的职务、学历， 在台安县你找不到第二个生活这么苦的人。没办法，在院里盖了两间简易房。别人盖楼都没事，而他这两间简易房却被多次审查！正因为他清正廉洁，某些县里的大人物就把他看成障碍，看成对自己的威胁，非除掉他不可。”

  “先抓的是王志成和王立双律师，后来就不时传来王百义也被捕了的消息。直到他真正被捕，那两个月里，每天他家从早到晚不断人，有亲属、有同志；有认识的，有不认识的。都为他的安全担心。王百义还照常工作，家里人劝他，老王回答说：‘他们信不着我，可党和人民群众还信得着我呢。坐牢有什么了不起！台安是台安县，又不是台安国！’他还说：‘现在法制还不健全，人们请律师难，律师办案也难。为了维护党的三中全会路线，为了法制建设，我们个人做点牺牲是值得的。 ’ ”

  “直到被捕的前两天，他在全县司法助理员会议上还说：‘ 在台安县，帮派势力和‘三种人’恨我，败坏党风的人恨我，可是广大人民群众信任我，关心我。请代我转告全县广大正直的人民，我被捕的可能性很大，也许为期不远了，但暂时还没有。请不要浪费时间来看我和打听我的消息了。’”

  “十二月十五日那天中午，在司法局局长齐兰山的鞭炮声中 ，老王被五花大绑游街的时候，围观的群众有流泪的，有跟着他走，不忍离去的。市、县检察院设宴庆功……”

  “到现在，这些律师关了五个月了。我们百思不得其解。中央领导同志明确指出过要加强律师工作，说这对实行法冶的重大意义，引起全国的重视。可是台安县却轰轰烈烈地、接二连三地抓律师，把凡有律师参加的案件都重新复查一遍。这样下去，谁还敢当律师，请还敢请律师？……”

  我决定同辽宁省法制报的主编杨会义同志通电话询问有关情况。杨会义就是当年省委派往台安的工作组负责人，应该是最了解情况的。

  （注：关于台安县的报导，见《艰难的起飞》文集（湖南出版社）中《好人啊，你为什么这样软弱？》一文。省、市委当年派出调查组工作近十个月，查明县委班子已烂掉，打砸抢分子和以权谋私者十分猖獗。)

  1985年4月13日

  看来事情确在逐渐好转。今年以来不断收到读者来信报喜， 说他的“问题”解决了。周大计又是一个，他是亲自登门报喜的。

  我不记得帮过他什么忙了。他对我追述十几年的经历时，我才回想起来：哦，那年就是邝XX同志写来的关于他的报告文学中一个情景深深打动了我的心：一个下乡知青为了改变本地贫穷落后面貌，背着几十斤山上高品位的铅、锌矿石长途跋涉，从四川跑到湖南，寻找销路。成功了，订了合同，喜气洋洋地回到汉源，从此就开始了一场又一场灾难，直至被捕，判刑。

  现在，周大计是“大渡河流域开发公司”的总经理，第一步是开采和加工花岗岩与大理石。此次来京，与意大利商人订下合同。对方以优惠价格，延期付款方式提供岩石切割机。用国产机械，一立方石只能切割出二十几平方的石板，进口机械却可切出三十几平方。周大计兴致勃勃、满怀信心地向我展示了他的公司发展的前景。我又一次被他打动了。谈话继续到半夜。

  今晚思绪万千。单是一个四川，现在就有多少个周大计这样的能人！若没有两个三中全会，这些人身上的创造力将永远释放不出来。在全国，这种人合起来就是一支大军。中国的改革和富强何愁无望！

  1985年4月2l日

  这个人的事，我是在听人议论福建省那位名人的事情时最早听到的。两年前，还是三年前？那时的话题是：“改革家里，为什么一个又一个叫人以‘男女关系’的罪名给搞下来了呢？”第二个人，就是S市的市委书记。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叫黄XX。

  看风度，不像是个精明干练的政治家，倒有几分农民气息，身材也壮实得像个农民，手掌也是厚厚的。第一个印象是：朴质、忠厚。他的夫人张XX，S市前人事局局长、先进工作者 ，还有前秘书长刘XX同来。

  几个数据：一九七八年五月就任S市市委书记后，黄XX主持下平反了四千八百多起冤假错案，处理了一千多名有严重打砸抢问题的人。那是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坏人屡次闹事，甚至敢于采取中国人罕见的聚众持利器威胁市委的手段。幸有当时主持清查工作的J省委书记高扬支持，才能顶住来自各方的压力。老百姓叫黄“青天”，坏人则咬牙切齿诅咒说：“黄XX得癌症死了！”与此同时，经济也搞上去了。一九七六年和七七年两年市财政赤字八十余万元；七八年当年扭亏，还节余六十七万元。政治工作好像也可以有发明创造，黄既善于出新点子，也敢为人先。在全国，S市最早实行工程技术人员的招聘制，最早实行浮动工资，最早兴建商品房，最早实行亏损企业包干、不赔有奖的办法，最早推行工厂、机关的岗位责任制……财政专家刘同志在这些改革中，出力甚大。总共有九项改革，S市都是全国的先驱。

  也是难免罢，不断有怀疑的眼光投向S市，省里不断派检查组来。幸有省委书记张根生的支持，改革才能继续到一九八二年。

  到八三年四月，省裹又派检查组来，这回是专查黄XX了，要他和副书记、市长刘XX“检查交代”。他们不通。也不说是什么问题。查了“用人不当”，查了“子女就业走后门”、“拿洗衣机没给钱”、“到花园拿花不给钱”等等，最后都落空了。又说黄XX“生活作风问题未交代”、“建议处分后调出”。他不服，写书面意见。这下糟了，“怎么，你还要告呀？”──“态度不好，当心后果！”从此别的不抓，专查这个事件了：说是一九八一年十月十四曰中午十一时三十分，黄XX强奸人事局干部S。把黄XX弄到C市，一关就是十四个半月，445天！“强奸”那天上午，黄XX开会，十一点半才散会，有二十多人可以作证。女的呢，那天根本不在办公楼，很多人都见她去训练班了。黄XX在长春受审，女的被弄到Y区围攻。始终弄不到真凭实据和口供。揭发这个事件的人选定的时机，是省党代会开会前夕，黄勋章可能被选为省委委员之时……

  中央领导同志非常重视此案。已经派出调查组。

  我和黄XX同志约定，七月间去J省探访。

  1985年4月25曰

  李华生又带着她的两个孩子来了。我便又想起去年三月十六日那个日子。

  三月十五日半夜，从H省Y市(四千多里路呀！)开来车队，从新中街的旅馆里捕走王XX，第二天下午。我打了两个多小时电话，得不到半点消息。最后一个人告诉我：“人早不在北京，当夜就押往H省了。”逮捕证上写的是：“侮辱，诽谤。”

  侮辱和诽谤谁呢？我知道，他揭发的主要是一位前市委书记、现省委常委、部长。便打电话去询问。部长的答覆是：“这个人“文革”期间受过不少罪，多次被捕，还在深山老林里呆过很久。‘四人帮’垮台后，给他平了反，还补发了三千多元工资……”听来，不像是“三种人”了。但也有问题。“他对市委新班子不满，他可能叫几个老干部当枪使了。”

  李华生和王XX是到北京为女儿医治可能导致残废的腿病的。王XX顺便到中纪委和中组部反映了省、市委个别领导干部以权谋私、盗卖木材、包庇犯罪亲属等问题。王XX几次来找过我，谈他本人十几年来奇特的经历和省、市有关人员的问题 。

  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能轻信、当时我能肯定的事实是：王XX被捕后，他妻子儿女的全部衣物都被扣押。天气已经很热，北京人已经穿裙子了，这李华生和她的一子一女还穿着棉袄棉裤呢。被扣押的食物和药品全部变质。生活费用也断绝了来源。李华生的行动受到监视，她的东西被非法搜查。

  我不再过问此事了。忽然，七月十日北京某报四版头条以《继续造反，“三种人”寻衅闹事太猖狂；克服软散，Y市坚决查处不宽贷》为题发表消息，把王XX等人定为“寻衅闹事、要官要权的帮派小集团”头目和“三种人”。

  《H省日报》七月十二日第一版全文转载。那稿件是省委《党的生活》杂志负责人姜某提供的，说是“已经省、市委审阅，全部属实”。八月四日，这家报纸又在头版的评论裹把王XX放在全国闻名、中央派人调查后才定性的湖南“三种人”王安义之前，作为全国头号“三种人”予以批判。

  奇怪的是，一九八四年六月二十日Y市检察院检察员的起诉书上开列的，又是另一些罪名了：一、扰乱社会秩序。指的是两年零五个月以前王在为一个人辩护时，竟在法庭上不以事实和法律进行辩护，并公然侮辱被害人；怂恿某个民事案件的当事人写大字报；扰乱房管所；到市委组织部要求落实政策，扰乱了一次会议。二、诽谤他人。在大丰区党委办公楼内张贴大字报，诽谤区法院院长胡XX等人违法乱纪，依仗权势玩弄、对抗法律，非法拘禁揭发盗卖木材等严重犯罪的王XX和肖XX，使他们双双入狱，遭受多次刑讯逼供；包庇大丰区十大恶霸。三、包庇犯罪。王XX受理一起案件时，“谎称”被告人患有精神病，唆使她装疯等。Y市人民法院于九月十八日据此判处王XX有期徒刑五年。

  逮捕．报导和判决，似乎是三种不同的罪名。有点奇怪。如果李华生的话可以相信的话，判决后王XX上诉，至今已半年多了，省高级法院既未驳回上诉、维持原判，也未开庭重新审理。

  生活的复杂性真叫人眼花缭乱，是非难辨。去年三月十六曰，我听到王XX被捕时，心情很坏，曾说：“这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一天。”后来见到报纸说他是“三种人”，我又觉得那应该是光明的一天了。我想，我可能上了王XX的当：他说他“文革”初期因保护当时的市委书记曲XX和老干部张XX，反对动员上万名士兵搞“军事平息叛乱”和反对打砸抢抓与武斗而被打成“现行反革命”；三次被捕坐牢；在“坏头头”学习班里被隔离三年；被发配深山劳改六年；在“反省”、“改造”和坐牢期间，屡受各种酷刑造成伤残。到一九八一年才得到平反，补发工资四千多元，还发了工伤证。这一切，我当时都相信了。我还根据他曾经收养几个孤儿这一条，断定他不会不是一个好人。他还说，他为了替受欺压的人打官司(大部打赢了)，也得罪了公检法的一些干部。从三报一刊(《党的生活》)的报导看，王福绵就是个政治骗子了。

  但是每当想到那位部长在电话中关于王XX的介绍，我又不能不有些犯疑：从那几句话看，王XX不是个“文革”的受害者吗？怎么又成了“三种人”呢？

  罪名的不断变化，也有些不可思议。王XX并不是个普通人 ，Y市上下对他早有了解。“揭批查”那时候，市委不是还请他参加过“清查办”工作，和他一起议、查“三种人”吗？后来，他的地位忽然变了。最迟，一九八四年就成立了他的专案组，并派人长期监视过他的行踪。“四人帮”时期和“四人帮”覆灭以后的时期，都发过对他的通缉令。怎么还会这样粗心大意，逮捕他的时候，发报导的时候，还闹不清他究竟犯的是什么罪呢？

  一九八四年三月十六日对于我，到底应该是黑暗的一天，还是光明的一日呢？我感到迷惘了。

  我很想弄清究竟。记者这个职业(作家就不同了，似乎完全不必操这份儿心)的责任也要求我去查明真相。然而由于种种原因，一时却去不成H省。不知《H省日报》和《Y市日报》 的同行们有没有这个兴趣和这个条件？

  眼下，当务之急是要为李华生和她的两个孩子找个住处。没有人提供免费床位，谁都不肯。怎么办？国胜和克夫正在为此奔走呢。

  l985年4月28日

  乘21次列车来沪。又是用站台票上车的，这回可有点冒险，连软卧都爆满了。

  恐怕国人很少知道，至少沈阳站平时旅客日吞吐量前年就达到了八二年春节时期水平：十五万人。上海市公共汽车、电车电车的乘客人次，一日为一千四百万人!听说有人要公开评批上海市的交通拥挤，我怀疑什么人能解决这个问题。除非把上海市人口疏散一半，或修建地铁(一公里造价需一亿元)，神仙也没有办法。应该批评的不是解决不了的问题，而应是那些因失职和渎职而造成的祸害。

  还没有普遍实行职工每年定期休假制度，农民还很少旅游，而车、船和飞机的客运已经紧张到这种程度！铁路和交通部门已经作了最大的努力。那么，应该责怪的是谁呢？

  曾经有很长一个时期，把人这种动物的需要看得过于简单了，似乎只要吃饱肚子(结果是肚子也不是经常能够吃饱)就行。人，好像除了开批斗会、唱赞美诗，就是出工干活，别无其他需要。不需要出去旅行(只有“外调”例外)，不需要打电话互通消息，甚至信件及其邮递也可有可无。连住房都可以减免，更何况其他！与此同时，需要住房、有一天还需要旅行和通讯的人口，却在那里大翻其番，几十年欠下的债，几年就能还清？

  买不到车票、船票和飞机票的同志，应该一边排队等候，一边批判左倾路线和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如果有什么人可以责怪的话，首先就是那些阻碍我们清除“左”的流毒、阻碍社会前进的人。

  研究生温子健和《开拓》的编辑白雪和我同行。这是一次计划外的采访，时间又很紧迫，便决定不惊动上海熟人，由《中国海员》杂志的同志帮助安排住处。

  二十八年前也是这个时候，我来到上海，进行了最后一次采访，从此便告别新闻生涯了。那是一个很值得记忆的夏天。没有那次历史性的转折，也就不会有我的《第二种忠诚》和这一次采访了。

  到东方饭店，周焘炎说起他“反右”时的经历──因为保护几个别人非要打成“右派”的人,他本人险些被打成了“右派”。姜浪萍却没有逃脱，二十一岁上就因为几首小诗成了个“极右分子”。算来，我们三个人里，有2．5个“右派”。

  忽然想到，明年就是“文化大革命”发起二十周年了。此时采访上海海运学院的那段历史及其遗迹，就又增添了一点意义。文章可以说是献给“文化大革命”二十周年的一个纪念品。

  1985年4月29日

  到前海运学院副院长徐健家探访。他原来是我的同乡，山东沂水县人。

  听他叙述他三十年来的经历，似乎找到一条线索。“文化大革命”被第一个抛出来，借口是他曾是一个“反党集团”成员，而实质上却是因他不赞同党委书记王XX抓权，在政工干部中培植一种势力。但公开的现行罪名却是“重用资产阶级学术权威”。五十年代为什么成了“反党集团”的成员呢？、由于他在区党代会上给一个领导干部提了意见──那人只说自己优点，不说缺点，又私下指出过那个人不该在填写履历表时把自己参加革命的时间提前了两年。“反党集团”的“头子”董明学则是由于在五八年夏天那次市党代会上批评了市委书记柯庆施，说：“柯总是说我们工作不深入，可是他也没下来过几次，这不也是官僚主义吗？”但公开的罪名也不是这个，而是“有人骂党的领导人，这几个人没有检举。”

  “我对一种人估计不足。他们平时在你面前服服贴贴、毕恭毕敬，老是院长长、院长短的。可是一转身就打你的小报告。运动一来，对风向特别敏感。一看谁要被打倒了，就一拥而上，真是如狼似虎啊。最近看《故土》，那里的安适之就很像我们那个党委副书记徐XX。我把这种人看轻了。真像古人说的：千人诺诺，不如一人谔谔。

  “我不重权，以为只要人正派、有能力，就应该大胆放手地给他权力，让他工作。而我们那位书记却很懂得权力的重要，他封官许愿，在自己周围搞了一个小圈子。拚命提拔他看中的人，把个刘XX从人事科长提为人事处长，又提成党委组织部长。我看到了这个问题，当他又要把王XX从人事科长提为干部处长时，就反对了。‘文革’一开始，这就成了我一条罪名 ，把党委会记录张贴出来，说我‘压制’那个王XX！”

  带领学生来抄徐健家的，就是那位党委组织部长刘XX。也是党委的人，向徐健夺权，逼他交出院长办公室的钥匙。政工干部和某些学生党员，是批斗徐健的主力。

  我去年在陕西省获得的一个知识，现在又有所加深了：不要以为造反派就是红卫兵。

  的确，红卫兵怎能弄到徐健的档案？怎么知道他有一段“反党集团”的历史？到哪里去找那些材料写“一揭”直至“九揭 ”徐健的大字报呢？一般红卫兵又捞到了什么好处呢？

  “整党期间，我在大会、小会上都讲：那些靠无中生有、打击干部爬上去的人，应该拿出自己的良心来。知不知道给别人造成的几十年苦难！不要老是说你也是受害者。老实说，你至少犯了诬陷罪的！”

  不知道这个呼吁能打动几个人的心。

  谈起倪育贤来。现在海运学院的某些人把倪育贤做的好事除一件以外全部抹杀，就是那一件──一九七七年一月至三月在淮海路和国际饭店张贴为邓小平同志复出、天安门事件平反所写的诗篇，也打了对折，还说坐牢期间并未决定处死他。徐健说：“怎么没有！大概是一九八O年秋天，高等院校负责人的一次会议上，口头传达了市委的一个意见，说华东师大的王申酉是杀错了。海运学院的倪育贤，也是个错案，险些杀掉的。 倪育贤这个人我知道，别的院校的同志不知道，纷纷问我，我告诉了他们。所以，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我还问过倪育贤，我知道他们不会告诉他这件事的。”

  一九八二年，海运学院派两个人来徵求徐健的意见。徐说：“要彻底否定‘文革’，学院领导人首先得消除派性。对‘三种人’要深查，不要因为是自己一派的，就再大的问题也不查；对提过不同意见的同志就无限上纲，不要再搞顺我者昌，逆我者亡那一套。”